数字化赋能职业教育的理论溯源、困境与出路

［摘要］数字化为职业教育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文章通过价值维度理论、数字韧性理论、技术接受模型和数字治理理论对数字化赋能职业教育的相关理论进行溯源，发现数字化赋能职业教育目前存在数字化赋能价值转换不强、职业教育学生数字素养不够、职业教育系统韧性不足、教育体系融合技术要素不深、职业院校治理不精准等困境。为此，建议建立职业教育供给同步体系、培养适应时代的学生数字化素养、智慧升级职业教育课程体系、打造职业教育数字治理闭环。

［关键词］数字化；数字治理；数字韧性；技术接受模型；职业教育

［作者简介］巫程成（1989- ），男，甘肃泾川人，浙江旅游职业学院，副研究员，博士；周国忠（1964- ），男，江苏太仓人，浙江旅游职业学院党委副书记，教授。（浙江  杭州  311231）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1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基于多源异构数据的文化旅游知识图谱构建及数字化融合路径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1YJCZH175，项目主持人：巫程成）

［中图分类号］G7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23）06-0052-07

数字化赋能主要指通过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等数字化技术，提升服务的高效性、开放性、全局性和精准性。数字化赋能职业教育发展是加快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式和系统思维。面对各领域数字创新驱动的时代特征，职业教育因其与新兴专业人才培养关联度高，对我国产业发展贡献大，需要更加深度对接产业升级和数字化转型，建设行业需要的新兴专业和方向，为构建我国各产业领域的职业技术人才教育体系提供解决思路和方案。纵观全球职业教育数字化发展典型，主要有以学生数字能力建设为核心的德国校企“双元”模式、以实践能力为主的瑞士店校合一模式、以技能服务为核心的美国社区学院模式、以技术与终身教育为核心的澳大利亚学历资格框架模式等。为了使数字化更好地赋能我国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本文以数字化赋能职业教育的相关理论为出发点，溯源其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针对数字化赋能职业教育的困境，探索数字化赋能职业教育的出路。

一、数字化赋能职业教育的相关理论溯源

（一）教育价值视角：价值维度理论

价值是人们对事物或关系重要性的主观评价，是从外界事物满足人们需要的关系中产生的。数字技术改变了传统的职业教育逻辑，为职业教育发展注入新的价值。充分认识数字化赋能职业教育的价值维度，可以厘清传统职业教育数字化赋能的理论逻辑、问题和方向，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价值维度理论，指外界的变量对某个事物或者关系实现具有价值的影响，由肖旭和戚聿东于2019年提出。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价值维度，指数字技术推动职业教育提质增效的价值影响。按照数字化转型的价值维度逻辑，需要明确主体的需要、客体以及满足三个基本概念。主体的需要反映的是主体自身的发展以及由于活动场景变化产生的新需求，既可以是个体的需要，也可以是主体的综合需要；客体指的是影响主体的环境或者技术要素；满足指的是主体适应客体价值需求的关系或者过程。客体满足了主体的需要，即实现了其存在的价值。数字社会的发展进步，延伸了主体的需要，对客体的回应效率提出了更高要求，也更新了主体与客体的满足过程。现阶段，实现行业产业高质量发展是破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途径，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方式，而职业教育可为行业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的人才支撑，所以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传统技术要素作为客体赋能职业教育发展的动力、动能已不足，而数字化作为新的客体，可为主体职业教育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同时客体数字化自身也需要不断更新，从而满足主体的需要，形成新的满足关系，实现价值功能。基于此，从价值维度理论出发，数字化赋能职业教育，主体的需要是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客体是数字化，满足是指数字化可以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进而满足社会和企业对职业人才教育价值的需求。新型技术赋能传统组织发展的解释效力，也应适用于数字化赋能职业教育价值的解释框架。具体可以从主体人才供给、客体价值转换和整体效能提升等教育价值维度着手，通过教育数字化应用、新模式和新场景促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二）系统变革视角：数字韧性理论

随着教育界对数字化的青睐，“韧性”从一个解释生态持续发展能力的概念，逐渐发展为解释数字系统或者数字社会的个体适应外部变化时所具有的稳定性与适应性的术语。数字韧性，指职业教育个体能否积极应对数字化世界的基本素养，由祝智庭和沈书生于2020年首次提出。对职业教育进行数字韧性的学理剖析，既是数字化时代的发展诉求，也是终身教育的理论期盼。数字韧性是多系统概念，包括教育韧性、社会韧性、生态韧性、城市韧性、网络系统韧性等，但数字韧性在技术应用领域的理解主要具有两种概念：一是指处于数字时代的个体或个体所在的组织，如金融管理专业的学生、保险专业的教育管理者和机电专业的技术人员等的数字韧性。此处的数字韧性主要侧重个体适应数字环境具备的基本素养。波士顿咨询公司联合挪威电信集团在2013年发布了《构建数字韧性》的报告，该报告指出，借助于数字技术可以增加学生的数字韧性，但最好的方式还是借助于教育，让学生在自身经验中建立韧性。二是指向应用数字化技术生产的相关活动或技术产品，以及所建立的运营或者管理体系，如“大数据+教育”背景下的职业教育所体现的数字韧性。这里的数字韧性主要侧重解释由数字技术支撑的各种体系或者机制在与各种外部技术相互作用时，能够融合或者适应的能力。综上，体现在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的数字韧性，主要表现在职业教育个体即学生的数字素养方面和职业教育系统的发展韧性方面。结合不同领域对于韧性的理解，可以归纳出职业教育学生数字韧性主要包括外部世界接触度、外部客体互动性、外部变革宽容性、外部变化接纳度、积极心理转向度等，职业教育系统的数字韧性主要包括教育系统应对数字时代的适应性、安全性和变革性三方面。

（三） 教育技术视角：技术接受模型

技术接受模型（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TAM）是用来研究用户对信息技术接受影响因素的重要理论，广泛应用于技术使用、用户体验、工业设计、产品开发、陈列场馆展示、企业经营等研究领域，由Davis博士于1986年提出。在职业教育领域，TAM主要指的是在新型教育技术场景中，外部变量（包括各类技术特征、环境因素等）影响了师生对技术的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从而对师生的行为态度、行为意向、实际行为三个变量具有连续影响。后来，TAM从最初只包含6个变量的经典模型拓展到更多研究变量，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四类：一是师生个体特征对技术接受的影响。个体特征主要包括师生的人格因素、人口学因素、自愿性等。如多血质气质类型个体更愿意尝试新的在线教育平台和软件，从而也促进个体获取该类型技术的经验，高效解决新的教育困惑，最终提升对此类教育技术的感知有用性。二是环境因素对技术接受的影响。环境因素主要包括主观规范、使用者形象、培训、组织支持、同伴支持和文化因素等。如文化因素作为社会影响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创新性文化和宽容性文化会刺激师生更新原有的教育工具箱，从而提升师生对教育技术的感知易用性。三是时间因素对技术接受的影响。时间因素主要包括师生持续使用时长、使用阶段、使用频率、使用年龄和周期等。如高峰在其《教师接受网络教育技术的影响因素研究》中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师生的主观规范对技术接受影响越来越弱。四是系统因素对技术接受的影响。系统因素主要包括系统设计特征和系统类型等。如在技术环境下，师生展开有效工作的关键，是其作为信息使用用户对信息环境的感知，当感知该技术是易用的且有价值的，就会拥有强烈的使用动机，从而倾向于接受该技术。综上，按照TAM理论，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具有不同人格特征教师的教学方式、教育文化和教学内容也在发生变化，叠加行业环境和师生信息技术水平因素，职业教育组织需要不断改进教学手段，促进职业教育向精准性和精细性发展，增进师生对职业教育数字化场景或工具的感知有用性和易用性，从而有效强化学生的学习态度和行为。

（四） 教育管理视角：数字治理理论

英国学者Patrick Dunleavy于2006年提出的数字治理理论，是治理理论与数字技术结合的新公共管理理论范式，该理论主张通过数字技术促进公共治理权力共享，逐步达到还权于民的善治。主要涉及政府管辖领域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的全域数字化。职业教育不仅与这些领域息息相关，而且其本身是产业与教育的融合场，更是大数据场，只有通过系统化、多维度的数字治理，才能快速提升其整体效能。职业教育领域的数字化转型可视为一场数字治理变革，即通过数字治理提升其人才培养质量和社会服务水平等。精准定位数字化赋能职业教育的契合点，洞察并消解长期阻碍职业教育创新活力的沉疴，可为推动职业教育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提供活水源泉。基于数字治理已有案例发现，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主要以制订教育方案、加强数字基建、提升数字工具性能、实施职业教育评估和调整培训职业与培训章程为主线，从政策需要、经济水平和社会文化等方面，对标职业教育发展现实，进行全方位整体性治理。数字技术的发展，使得部分传统产业和原有工种逐渐消亡，职业教育领域培养的技术人才和产业服务人才，更需要理解并掌握数字工具的使用常理、数字生活的场景模拟和数字文化的建设标准等，才能适应职业教育领域数字治理的运作要求。职业教育领域数字治理可从高效性、增值性、全局性和开放性四个维度探析。高效性指数字平台可以汇聚数以亿计的职业教育专业学生，也可以组织全球千万家职业学校开启个性化定制，使技术和数据资源的生产要素充分发挥作用，缩短教育时间，扩展教育空间，提高教育效率；增值性指数字化将通过降低教育成本、创新教育产品等释放出新价值，从而重构职业教育的价值；全局性指通过数字技术打破教育部门壁垒，改变以往各部门独立分散教学管理的局面，着力革新传统管理模式，建立全局性职业教育体系框架；开放性指数字化使各教育部门不仅能了解外部相关产教融合组织的人才需求，还能让教育内部各部门的管理和学习愈加柔性、高效，促使各参与方边界开放化和结构平台化，促进职业教育自身更具增值性功能和全局性视野，实现高附加值和高适应性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的构建。

二、数字化赋能职业教育的困境

（一）数字化赋能的价值转换不强，职业技术人才存在供需矛盾

价值维度理论视角下，数字化赋能职业教育表现出来的问题主要是客体数字化难以满足主体职业教育发展的价值需求，从而导致人才供需存在矛盾。究其原因，主要是数字化与职业教育属于不同范畴、不同空间和不同维度，致使主体的需求不明、客体影响分散和价值转换偏位。在主体的需求方面，职业教育的自身发展需要各参与方积极求变，同时这种变化又受到包括数字化在内的教育技术、教育环境、教育政策等客体的影响，因此，这种主体的需求是一种被动的不明确的需求，是一种随着客体发展和主客互动关系发展而变化的需求。在客体影响方面，相比职业教育对数字化的价值影响，数字化对职业教育的价值影响强度更大，影响范围更广，影响点位更多。客体数字化的变革会深度影响产业发展，从而带来对职业技术人才需求的即时变化。如果职业教育发展滞后于产业发展，就会反映出主体职业教育的供给黏性不足。在价值转换方面，主体的需求是一种综合性的需求，客体数字化是一种技术革新行业或者组织的系统思维方式，两者之间的满足关系是一种偏位的价值转换，职业教育也在一定程度上扩展并验证了数字化的应用场景。数字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创新职业教育的思维、提升职业教育的效率，但这只是间接的作用，而非整体的、即时的和直接的作用。高职院校培养数字化技术技能人才，就是数字化赋能职业教育的路径之一。从《2021中国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中发现，新岗位对于人才运用数字化新媒体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能力要求，而我国职业院校数字媒体技术应用专业的教学内容虽有所更新，但整体上专业点相对较少，复合型人才数量和质量依然不能满足当下数字社会发展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