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教育赋能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逻辑指向、价值耦合及实践策略

［摘要］明确职业教育与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指向、价值耦合是提出实践策略的前提和基础。职业教育的开放性、职业性、跨界性是其区别于其他教育的本质属性，也是其与民族地区乡村空间、主体及要素特殊性联结的关键耦合点。特征耦合决定价值耦合，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动力系统的核心和终极旨趣在于提升民族地区乡村振兴主体的自我价值、实践价值、精神价值、伦理价值与社会价值，在于人的全面发展。因此，职业教育赋能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可从人的专业教育、文化自觉、育人理念、内涵发展角度出发，促进乡村产业、文化、人才、生态、组织的全面振兴。

［关键词］职业教育；民族地区；乡村振兴；逻辑指向；价值耦合

［作者简介］赵艳梅（1989- ），女，内蒙古巴彦淖尔人，新疆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河海大学在读博士。（新疆  乌鲁木齐  830052）

［基金项目］本文系全国教育“十三五”规划2019年度教育部青年课题“少数民族深度贫困地区教育贫困治理长效机制研究——以南疆四地州为例”的研究成果。（项目编号：EMA190469，项目主持人：赵艳梅）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23）08-0047-07

民族地区乡村极具地域性、民族性、特殊性，实现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人”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最关键要素，民族地区乡村振兴也应从“人”的角度切入。职业教育作为与经济社会发展及科学技术进步联系最直接、最密切的教育形式，其最原始的本质属性在于对“人”的培养。《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也明确提出，职业教育要“服务乡村振兴战略，为广大农村培养以新型职业农民为主体的农村实用人才”，希望通过人的全面发展助推乡村振兴的实现。目前，学界多从制度逻辑、经济逻辑、教育逻辑、生态逻辑、文化逻辑、技术逻辑、系统论等视角研究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因此，本研究决定从人的全面发展的视角出发，厘清人本身的人文性、工具性及社会性对于乡村多重价值实现的带动作用，明确职业教育与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指向、价值耦合，探索可行性路径，推动职业教育全方位、深层次服务乡村振兴。

一、职业教育赋能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逻辑指向

农村要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农业生产必须实现电气化、机械化、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的“五化”转变，农民必须要成为爱农业、有知识、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但是，目前民族地区农民发展农业科技的智能、资本、人力要素短缺，数字意识和信息化感知能力不足、文化程度制约“互联网+”与“文化+”的深度结合、非农产业割裂和农村产业链短等问题成为民族地区乡村治理中的痛点与难点。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政策定位、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保障、构建新发展格局等政策红利为高质量推进乡村振兴聚力提效提供了行动指南，民族地区乡村空间中独特且多样的地理、生态、民族、文化元素赋予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潜在的发展动能与机遇。因此，可通过外力介入、智力支持，充分利用其本土特色活态资源，构建现代农业产业链、价值链，推动民族地区乡村振兴。

职业教育作为多样化人才供给、产教融合共生、工匠精神培养、区域经济发展以及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手段，其本身具有明显的开放性、灵活性、适应性和跨界性等内在逻辑属性，可以有效赋能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其一，职业教育开放性和适应性的内在逻辑在于满足社会公民多层次、多样化教育需求，构建纵向贯通、横向融通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使职业教育贴近生活、融入人心、建构文化、长入经济。组织民族地区乡村振兴主体学习现代数字智能技术，提高就业、创业、产业发展的知识素养和技能水平，实现乡村土地、资金、技术、人力、文化等资源的优化配置，是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的主要着力点。其二，职业教育跨界性的内在逻辑在于与教育界、产业界、职业界的联系融通。职业教育是一种以提高专门知识、技能为目的的教育活动，能根据人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发挥职业院校师资、场所、教学设施优势，优化专业设置，深度融合民族地区乡村产业、职业与教育内涵，通过适宜的职业教育活动，让职业教育不仅使受教育者的综合职业素质得到和谐发展，而且在接续乡村振兴提高城乡资源配置效率的过程中最终推动人的全面价值发展，成为应用型人才的教育活动。其三，职业教育灵活性的内在逻辑在于职业教育允许不同区域根据自身经济社会特点，选择不同的职业教育办学理念、专业建设、课程开发、教学模式，形成多元并存、多元互补、多元整合的共识。其赋能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显著优势在于，能够在教育主体、培养目标、培养方式、教育对象和教育活动等方面具体对接和满足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在产业、文化、人才、生态、组织上的特殊需求。

二、职业教育赋能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价值耦合分析

人的自我价值、实践价值、精神价值、伦理价值和社会价值是实现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本体价值原点。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是乡村建设的有机统一体，该体系的优化发展更多应当依靠人的精神思想改造及人的现代化推动。所以，价值实现与治理协同发展是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价值耦合的根本逻辑机理，是实现充满活力、和谐有序善治乡村的根本动力基础。

（一）职业教育是培养民族地区乡村人才队伍的“主力军”，可充分发挥人的自我价值

自我价值是个人价值的基点，是人的生存和发展需求在自我层面上的一种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人的自我价值是在自身实践活动中通过充分发挥其体力和智力的潜能，不断创造出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过程。自我价值的实现以对社会的贡献为基础。民族地区乡村主体自我发展能力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根基和源泉，但受地域和传统思维局限，民族地区乡村振兴主体自我发展、自我创造能力的弱质性成为阻滞民族地区乡村发展的基本因子。大部分农民受教育程度低，掌握的现代生产技能和乡村产业生产专业知识不足，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建设乡村、发展产业能力不强，权利观念缺乏，法治意识淡薄；同时，外在力量难以唤醒自我发展的主体意识，乡村人才数量匮乏，反过来又削弱了其自我发展能力的培育。职业教育作为人才培养的主要机构，能够在多元主体中起主导作用，应当成为民族地区乡村振兴主体自我发展能力培育的重要载体。一方面，职业教育可举办多样化的职业教育机构，开展丰富的职业教育活动，使民族地区乡村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主体都能享受到职业教育，满足乡村产业转型发展对人才数量和质量的需求；另一方面，职业教育应从关注技术和就业导向逐渐转向关注个体自我发展，通过融通发展机制，整合多种资源并深度互动，实现自我价值培养的协调合作和资源共享，推动实际需求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实现职业教育与民族地区乡村振兴主体自我价值共生发展。

（二）职业教育是实现民族地区乡村产业迭代的“提速器”，可有效提升人的实践价值

实践价值是实践主体参与和改造客观世界活动过程中所产生的影响及意义。实践主体追求实践价值必须要从实际出发，正确认识和尊重客观规律，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创造价值和享有价值。民族地区乡村特殊的时空条件决定了产业发展规律的特殊性。一方面，受民族文化和生活习俗等影响，民族地区乡村人口外出流动率不高，乡村社会结构稳定和整体发育程度不高，体现出明显的封闭性、稳定性和民族性；另一方面，近些年来，民族地区乡村物理空间受到不同程度的改造，乡村社会关系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乡村主体行为和观念表现出差异性。特定的社会结构、空间结构和文化结构决定了民族地区乡村产业各要素间的关系是相互关联的非线性关系。如何从外力嵌入的角度撬动乡村空间组织和结构形态，打破因空间封闭导致的资本、技术、人才、文化的封闭，是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关键任务。职业教育灵活性、适应性属性决定了其可以根据民族地区乡村产业结构的变化而进行调整。一方面，针对地理空间分布、产业物理连接空间等方面的不利形势，建立社会网络，激活个体的社会资本，助推产业质量提升和产业扩散，有效提升个体创造价值的实际能力；另一方面，通过职普融通、产教融合帮助农民正确认识和尊重产业发展的客观规律，实现职业教育与整个产业界和教育界相联系，提升产业经营能力，激发生产要素活力，推动乡村产业要素的合理配置，真正使职业教育在个体助推发展产业过程中产生实践意义和实践价值。

（三）职业教育是推动民族地区乡村文化繁荣的“践行者”，可满足人的精神价值需求

人的本性决定了人要追求精神价值。精神价值不仅在于满足人的精神需要，提供精神上的享受，也是人类创造经济价值的动力和源泉。精神价值往往通过有形物如工艺、戏剧、文化、艺术等形式作为载体，将其中的思想价值观念传递出来以影响人、满足人精神需要的价值。马克思认为，文明并不是物质与经济财富的积累，而是人类精神财富的积累。民族地区乡村有着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地域特色浓郁的民族文化，是民族识别的标签和民族延续的血脉。但长期以来，在经济理性的驱动下，民族地区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和生产生活方式受到巨大冲击，文化繁荣发展普遍面临现实困境。一方面，责任主体缺位、组织主体弱化、文化空间逐渐消弭、文化再生能力弱化；另一方面，以日常文化生活为主的传统文化活动和公共文化功能逐渐弱化，文化原真性逐渐被替代，民族居民生活方式的“乡土性”精神特质发生改变，文化传播语境逐渐断裂，亟待特定社会主体赋能乡村文化，强化乡村文化的内生支柱。职业教育作为乡村文化普及、知识传授、技术技能推广、就业创业培训、终身学习提升的重要载体，具有明显的文化实践属性、社会教育服务和文化传承功能，能够通过设置有产业化发展前景的乡村传统技艺专业，传承创新民族文化、民族技艺，发挥其产业属性服务民族文化再生；通过打造文化平台，使民族意识、民族文化、民族性格、民族信仰和民族价值追求等共同特质在特定承载物上进行传播、维系、协调、指导，推动民族精粹思想的生存和发展。

（四）职业教育是优化民族地区乡村生态环境的“加速器”，与人的伦理价值相契合

人是社会的存在，也是伦理关系的存在。人的伦理精神和道德规范调整着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对自然的伦理精神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准则。生态振兴是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目前，民族地区乡村在生产和生活实践中虽然创造了丰富的生态技能与智慧，有着朴素的自然生态文化，有效地保护了当地的生态环境，实现了人与自然的良性互动、和谐发展，但对传统生态知识缺乏充分发掘、整理和提炼，生态旅游资源价值的认知和挖掘不足；同时，部分民族地区乡村由于缺乏系统性认知、单一主体治理范式失灵，相关主体责任缺失，生态赤字逐渐扩大。职业教育是推动乡村绿色文化普及、引导乡村生活方式与现代生态文化相融合、激活生态文化资本的有效途径，是生态振兴的重要变量，能够为生态振兴提供智力支撑、理念认知、实践探索和技术供给创新服务。一方面，职业教育作为联通“教育”与“实践”的直接桥梁，可以通过结合地方自然禀赋和产业现状，充分发掘、吸纳民族旅游发展环境和民族特色生态文化内涵；通过搭建绿色育人结构体系、绿色育人内容体系、绿色育人服务体系，处理好环境效应与经济效应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职业教育可以通过打破环境信息壁垒，建立信息共享联合治理机制，培育生态文明意识，倡导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伦理价值理念，推动形成合作联动网络及和谐共生的乡村文化生态。

（五）职业教育是建强民族地区乡村基层组织的“排头兵”，可助推人的社会价值的实现

个体的社会价值表现为个体对社会需求的满足和对社会进步的贡献。只有拥有为社会贡献价值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才能赋予人工作的活力并激发人的成就感。乡村基层组织作为乡村治理的主体，对带动乡村经济的全面振兴、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科学发展观起着信息传递和智能帮扶的重要作用。长期以来，民族地区乡村基层组织受特殊历史和地理环境的制约，其战斗堡垒作用发挥存在诸多不足。一方面，因体制惯性和路径依赖、选拔机制不完善、自身结构失衡、组织公共职能多元异质主体对接，致使乡村社会利益分化、社会矛盾冲突增多，缺少横向联结与互动。另一方面，民族地区乡村带头人队伍对国家政策认识不足、工作方式方法简单，乡村组织公平性、信任感有待提升，管理和监督、培训教育方式方法与现状不适应。职业教育与乡村基层组织在要素、结构和功能方面高度耦合，具有提升基层组织科学发展观念、市场经济观念、法律意识法制观念的内在功能。一方面，基于职业教育在层次、布局、类型和专业等方面的开放性和适应性，通过信息共享、培育和重塑组织文化，涵养组织的外部动力，增强村民之间的有机联系，将分散分离的个体村民聚合起来，打造乡村社会共同体；另一方面，可以通过职业素养提升培训，凝聚乡村组织的共识、动力与合力，促进乡村组织的人才、产业等要素的发展，创新乡村组织机制，激发人的使命感、成就感，通过实现人的社会价值，形成良好的组织生态场域及动力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