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能形成中的合作伙伴关系建构

［摘要］技能形成中的合作伙伴关系是政府、院校与市场培训机构、行业、企业、研究机构、个人及家庭等多元利益主体，基于促进技能形成的共同目标，以互惠共赢为原则建立的合作方式、运行机制、行动规范、制度体系。它以技能形成共同体为载体，遵循价值认同、利益最大化等原则实现行动协同。选取合作时间和合作程度作为二维变量，合作伙伴关系可划分为战略联盟型、利益相关型、项目合作型、深度融合型四种。技能形成合作伙伴关系的应然状态可从制度维度统筹推动、目标维度同向同行、资源维度优势互补、行动维度协同共生、结果维度互惠共赢五个维度进行阐述。我国技能形成中建构合作伙伴关系的优化路径包括：依托制度界定合作伙伴的权力与责任、依托系统治理规范技能形成中的伙伴关系、依托协同共生的技能形成模式契合技能形成的社会属性。

［关键词］技能形成；技能型社会；合作伙伴

［作者简介］张学英（1975- ），女，河北唐山人，东莞理工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广东  东莞  523808）聂争艳（1981- ），女，山西晋中人，普宁职业技术学校，高级讲师，硕士。（广东  普宁 515344）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一般项目“中国技能型社会建构的逻辑起点、制度体系及优化路径”（项目编号：BJA220258，项目主持人：张学英）和2021年度广东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高等教育专项）“基于‘一核一带一区’区域发展格局的技能人才分布与培育研究”（项目编号：2021GXJK062，项目主持人：张学英）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23）24-0005-09

目前学术界对技能形成内涵的界定并不统一，或偏重视角，或偏重层次，或偏重载体，但有共同的指向，即技能形成是在一定社会环境下，由社会多元主体协同参与，促进个人、群体或社会获得技能的能力和过程。其本质是社会为匹配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升级、技术升级所做的一系列技能调整，涵盖国家层面的制度调整、组织层面的关系调整以及个人层面的技能结构调整。技能形成过程涉及的多方利益主体包括政府、劳动力市场、教育与培训系统、行业、企业以及个人和家庭等，是突破职业教育范畴、多主体参与的复杂互动过程。为达成技能形成的共同指向，需要经济体在宏观和微观层面建构促成技能形成的多重合作伙伴关系，以协同的力量推动技能形成，制定制度与规范，培育技能持续更新与深化的内生动力。本研究重点阐释技能型社会建设中的合作伙伴角色、合作伙伴关系类型、合作伙伴关系的应然状态，以及建构高效、良性合作伙伴关系的路径。

一、技能形成中合作伙伴关系的内涵

（一）界定技能形成中的合作伙伴关系

伙伴关系是两个及以上的个人或组织基于共同目标和共赢原则建立起的相互合作、相互依存关系。职业教育领域合作伙伴实现合作共赢的基础是建立职业教育共同体，行动者群体既是利益共同体也是伦理共同体。各成员拥有价值认同、共识、归属感，可以釆取目的理性与价值理性相统一的共同行动。相应地，促进技能形成的合作伙伴关系通过建立技能共同体，以共同价值观、共同命运、共同行动为合作共赢的前提，多元主体围绕个体技能获得、教育与培训公共物品增量提质、激活经济增长潜力等共同活动目标形成有机的关系群体。综上，技能形成中的合作伙伴关系是政府、院校与市场培训机构、行业、企业、研究机构、个人及家庭等多元相关利益主体，基于促进技能形成的共同目标，以互惠共赢为原则建立的合作方式、运行机制、行动规范、制度体系。它以技能形成共同体为载体，遵循价值认同、利益最大化等原则，实现行动协同。

（二）技能形成中的合作伙伴关系主体构成及角色定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明确了职业教育相关主体的角色定位，指出职业教育实行政府统筹、分级管理、地方为主、行业指导、校企合作、社会参与。如前所述，技能形成是一个超出职业教育范畴的复杂概念，涵盖宏观和微观多元主体、多重复杂关系。因此，要建立促进技能形成的合作伙伴关系，必须界定政府、院校与市场培训机构、行业、企业、研究机构、个体及家庭等主体的角色定位。

1.政府：技能形成顶层设计。政府是社会利益的代表，理性政府促进技能形成的行动原则是社会收益最大化，即设计促进技能形成的顶层制度安排，以营造技能型社会氛围、建立系统全面的制度体系、制定规范包容的治理体系、保障技能形成的经费投入等。自2019年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以来，我国陆续出台了多项促进劳动力技能形成的政策，从加快建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加强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推行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健全完善技能人才职业技能等级制度、打造市域产教联合体等多方面，推动地方政府在技能形成中发挥顶层设计与统筹协调作用。虽然各国的文化、经济、政治发展迥异，但在劳动力技能形成的实践中，政府均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普遍通过顶层制度设计规划并影响技能形成的过程与成效。新加坡政府主导制定了分类分层的全员技能开发战略，内容涵盖面向存量劳动力技能提升的劳动力技能资格鉴定制度，针对国家竞争力提升的未来技能计划，针对结构性失业的低薪、高龄、低技能劳动力就业援助与激励制度，针对经济转型与生产力提升的企业雇佣激励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的一项问卷调查显示，有25个成员国制定了国家层面的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战略。

2.职业院校与市场培训机构：外部技能供给。职业院校与市场培训机构是外部技能形成路径中最重要的技能供给主体，劳动力通过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获得专业知识、职业素养、职业技能、从业经验，动态提升个人人力资本禀赋水平，通过专业发展、职业晋升实现自身的社会价值。学校职业教育主要面向新增劳动力提供就业前训练，以传授专业知识、培养职业素养、训练基础或通用职业技能为主要目标，可为受训者提供学历资格和职业资格，其最大优势是能够为经济体大规模培育技能型人才。职业培训面向存量劳动力提供就业前或岗前培训、在职培训、职业中期转业培训及其他职业性培训，满足正规学历教育之外的多样化职业成长需求，包括迭代到新就业领域的技能转型需求、岗前就业适应需求、职业技能深化需求等，其最大优势是能够迅速应对市场技能变迁，根据市场需求精准培育技能型人才。职业培训内容的职业技能指向性最强。随着职位不断向上迭代，劳动力除了技能深化的需求以外，还会有高阶技能知识、专业知识、领导力、创新能力、研究能力等更高阶技能的需求，因此，市场职业培训机构和职业院校都是职业培训的提供者。

3.企业：内部技能供给。企业既是技能需求者，也是技能供给者。它作为积累技能经验、习得技能实践知识的天然场域，能够有效弥补学校教育在技能供给中的内生局限性。企业的技能供给通常有两种方式：内部培训、培训外包。在资源足够充裕时，可依据企业对技能的需求，依托工作场域中的岗位实践提供内部培训，如入职培训或岗前培训、技能提升培训、新技能培训等，旨在促进员工技能与岗位需求无限贴近并动态更新员工技能尤其是特殊技能。若资源不足，企业会选择培训外包或与其他企业建立培训联盟，共享培训资源。

4.行业：供给技能标准与服务。行业组织的治理能力影响技能形成的质量，行业参与职业教育与培训是世界通行的做法。澳大利亚的行业组织将技能投资视为行业企业动态发展的竞争力，将协助政府提供劳动力市场信息、研究行业企业对职业岗位技能的客观需求、指导学校专业设置、参与职业院校办学等视为重要使命。行业组织是企业利益与社会责任的代表，致力于促进院校与企业在技能形成过程中形成稳定可信的合作关系、建立稳定的技能形成秩序以及供给行业特殊技能。行业组织通常以三种形式参与技能形成：一是建立或协助政府建立、更新技能标准，开展技能评价，负责职业资格证书管理；二是为企业和劳动力提供技术、技能、信息等服务，建立技能供需双方沟通平台，建立或协助建立行业技能形成平台；三是第三方社会组织为政府、企业、劳动力个人及家庭提供技能形成的决策咨询。

5.研究机构：技能预测与监测。研究机构的职能包括开展技能研究、制定技能预测模型、建构技能监测框架，从技能投资到技能使用全程促进技能供需匹配。技能研究指采用系统方法探索技能形成现象与问题的活动，旨在探索技能发展规律、明确技能发展趋势，为经济体制定技能形成制度、规划和战略提供科学依据。技能预测指在充分了解经济社会发展的宏观战略目标、资源禀赋及未来增长基础上，确定经济体未来一段时间内技能需求的方向、内容、规模、质量等，旨在为技能形成提供明确的行动指向。技能监测指建立观测模型或指标体系跟踪技能供需匹配状况，以备及时纠正技能错配，提升技能市场资源使用效率。比如，美国劳工部就业与培训管理局与三角园区研究所（Research Triangle Institute）、人力资源研究组织（Human Resources Research Organization）和北卡罗来纳州商务部（North Carolina Department of Commerce）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共同维护职业信息系统，其中，三角园区研究所是一个前沿性研究机构，负责设计技能预测模型、监督和持续更新职业信息库数据。

6.个人：技能供给。技能型社会是覆盖每个人整个生命周期内技能学习需求的社会形态，其主要特征是人人学习技能、人人拥有技能。个人是技能的有形载体，技能形成首先是个人参与技能投资的行动过程，其技能投资形式有付费或损失薪酬、耗费有效时间等多种形式，因此，促进技能形成的努力要落脚到个人拥有技能这一点上，个人是技能供给的第一主体。个人技能投资的外在动力源自就业倒逼的技能需求，内驱力源自职业成长需求、专业成长需求。此外，政府和行业企业通常会采用制度、政策、薪酬、晋升等手段激励个人的技能投资行为。

二、技能形成中合作伙伴关系的类型

技能形成中多元主体间的合作伙伴关系受合作时间、合作方式、合作意愿等多因素影响，本研究选取合作时间和合作程度作为二维变量，将合作伙伴关系划分为战略联盟型、利益相关型、项目合作型、深度融合型四种（如下页图1所示）。

（一）战略联盟型：合作时间长、合作程度浅

战略联盟是组织为实现战略目标而与其他组织或个人在利益共享基础上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形成优势互补、分工协作的松散式网络化联盟。技能形成战略联盟将合作伙伴的单项优势协同为综合优势，并通过建立契约关系打通伙伴间的资源壁垒，实现技能形成的专业化协作和稳定的技能供给。战略联盟型合作伙伴关系的建构以法律政策为基础，政府作为发起者，通过政策、法律引导多元主体进入战略联盟，这些主体多因政策被动进入合作关系。受资源、地域以及各自发展目标的约束，他们尚处于相互了解、试探阶段，合作关系仅限于表达合作意愿、签订合作框架协议等行动指向，详细的合作内容、合作方式要随着时间推移才能逐渐明晰，达成有效、紧密合作的周期较长。因此，战略联盟型伙伴关系是适用于合作关系建立初期、合作程度较浅的一种伙伴关系类型。各主体依托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型企业、产教融合联合体等政策建立的技能形成合作关系，初期大多数是战略联盟型合作伙伴关系，要在多次协商、协同、协作中才能逐渐向深度融合型合作伙伴关系转变。

（二）利益相关型：合作时间短、合作程度深

技能形成中的利益相关型合作伙伴关系是以利益为基础建构的合作关系，各伙伴成员能够达成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同时实现合作的整体目标，且基于利益达成的合作程度较深。政府是社会治理者，追求社会收益最大化，由其主导建构合作伙伴关系会关注技能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积极作用——技能对GDP增长的贡献率等可测量的经济收益，或制度体系对终身技能学习氛围的营造、教育与培训体系内涵质量提升、完善的资历框架、科学的资格或学分等值换算方法等不可测量的非经济收益。企业是营利性组织，遵循利润最大化原则。在技能形成的合作伙伴关系中，无论扮演何种角色、承担何种职能，企业均需满足技能投资成本最小化或利润最大化的内在需求，即追求技能投资的经济效率。职业院校的运行依赖于政府资源投入，供给的技能具有准公共物品的性质，故其行动遵循覆盖技能投资成本下的社会收益最大化原则，其行动指向通过整合教育与培训资源、企业技能实践资源以培育与市场技能需求规格相匹配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建构涵盖不同主体的技能形成合作伙伴关系，只要同时满足各主体的利益诉求，合作愿景的利益相关度就高。即便没有外力驱动，各主体也会短时间内高效、自发地建立合作关系以实现利益最大化目标，甚至达成长期合作意愿，将原有的合作伙伴关系升级为深度融合型合作伙伴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