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炎培乡村改进实践对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启示

[摘要]20世纪初叶，由黄炎培等人发起建立的中华职业教育社作为我国最早的职业教育社团，不仅打开了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事业的崭新局面，还秉持“大职业教育主义”理念开展了卓有成效的乡村建设探索。中华职业教育社在江苏昆山徐公桥等地开展了为期六年的乡村改进实验，取得突出成效;之后又在漕河泾创办了农学团，主要培养服务乡村建设的人才。在乡村振兴战略大力推进的背景下，借鉴黄炎培“大职业教育主义”的思想理念和乡村建设的实践经验，职业教育可以从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复转移”和建设“新农学校”三方面入手服务乡村振兴。

[关键词]黄炎培;乡村改进实践;职业教育;乡村振兴

[作者简介]谭绍华（1962- ），男，重庆人，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黄炎培职业教育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研究员;李同同（1994- ），女，甘肃平凉人，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黄炎培研究院，助理研究员;谭多宁（1990- ），女，重庆人，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重庆  402260）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1年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新时代中国职业教育研究院2021年度立项课题“美丽中国建设职业教育历史使命与担当”（课题编号：SZ21A005）和重庆市职业教育学会2020—2021年度立项重大课题“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背景下重庆市职业教育发展战略研究” （课题编号：2020ZJXH28200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22）04-0028-07

城镇化的历史车轮不可阻挡，理想的做法是城乡统筹下的沟通融合和可持续发展。因此，推动乡村振兴成为消解城镇和乡村两极化发展的重要国家战略。而能否实现乡村振兴与城市发展可持续的二者兼顾，是检验城乡融合发展成效的关键。20世纪初叶，由黄炎培等人发起建立的中华职业教育社作为我国最早的职业教育社团，不仅打开了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事业的崭新局面，还秉持“大职业教育主义”理念开展了卓有成效的乡村建设探索，在进行城市职业教育与乡村改进相结合的有益尝试中，形成了城市职业教育推动乡村改进、城市与农村融合和可持续发展的宝贵经验。新时代背景下重新审视中华职业教育社在20世纪初叶的乡村建设实践经验，传承和发展其“大职业教育主义”的科学理论，对职业教育助力乡村振兴与城市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一、乡村改进：黄炎培“大职业教育主义”的重要实践

众所周知，中华职业教育社是由黄炎培发起的旨在推动职业教育发展的教育组织。但中华职业教育社在探索以职业教育救国救民的发展过程中，所开创的社会事业远不止于职业教育，乡村改进也是成效突出、影响较大的实验之一。当时，随着大众思想的不断解放，各种致力于农村发展的组织雨后春笋般出现，如晏阳初的平民教育会、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研究院等。黄炎培等中华职业教育社负责人，出于挽救农村农业救助农民的真挚情感和社会责任感，将以培养工商人才的职业教育逐渐向以培养农业人才的职业教育进行转变，着力就地（在农村）训练新式农民、培养新农业人才。在1926年至1934年间，黄炎培进行了积极的实践探索。黄炎培在江苏昆山徐公桥等地开展了为期六年的乡村改进实验，取得突出成效，之后又在漕河泾创办了农学团，主要培养服务乡村建设的人才。黄炎培进行乡村改进的基本理念是富教合一，具体做法是划区施教、先富后教、综合改进。其中，划区施教要求教育要与地方经济发展紧密联系;先富后教强调发展生产、经济和改进生活对职业教育的重要性;综合改进强调农村的教育、经济等各方面要全面改进，富与教要共进，随富随教，即富即教。

（一）徐公桥乡村改进：我国现代乡村建设的典型案例

1.基本思路：划区施教。黄炎培认为乡村改进如果以学校为中心，将会割裂教育与经济、产业、生活等方面的联系，既不利于职业教育功能的发挥，也不利于乡村建设的开展，于是提出划区施教的创新理念。中华职业教育社在开展乡村改进的过程中，形成“就一农村或若干农村，划成一个适当区域，依照理想的能实现的预定计划，用最完美的方法技术，以化导训练本区以内一切农民，使全区农民整个的生活逐渐改进，由自给自力以达自治，俾完成乡村的整个建设”①的基本思路。这种不以学校为中心，而以区域为中心开展农村职业教育的创新理念和做法，充分顾及了划定区域内教育、经济、卫生、交通、治安等各个方面的相互作用和内在联系，并在此基础上着力推进各个要素的统筹发展。

2.发展历程：由联合改进农村生活董事会到徐公桥乡村改进会。1926年10月，中华职业教育社会同中华贫民教育促进会、中华教育改进社、东南大学教育科和农科共同组建了联合改进农村生活董事会，并在江苏昆山徐公桥设立事务所，拟定实验改进计划，但最终因时局变化和经费落实不到位，于1927年停办。

1928年4月，中华职业教育社在中国文化基金会提供经费支持的情况下，在徐公桥独立开展乡村改进实验，与当地乡绅合作建立徐公桥乡村改进会，设立办事处，下设总务、建设、农事、教育和保安五个股，各股都配备主任和职员。徐公桥乡村改进会以唤起民众自觉和力求各种组织联合与健全作为乡村改进的基本原则，以六年为一周期并制定分年度实施计划保障试验的有序进行。徐公桥乡村改进会在教育方面力求实现使全区儿童完全入学，扫除青年成人文盲，开启知识、敦厚风俗、互爱互助、共谋全区文化进步的目标;在经济方面以生产增多、家给户足、百废俱举、村容改观、健康安乐、瘟疫不兴，进而扩大爱家爱乡爱国之心为主要目标。这次实验于1934年结束。

3.实施效果：教育、经济和农业共同发展。徐公桥经过六年的乡村改进，计划任务全面完成并基本取得当地人办当地事的突出成效，提升了村民职业能力和生活幸福感。

具体来说，在区域和户口方面，实验区域从14平方公里增加到40平方公里，农民户数从446户增加到735户、人数从1990人增加到3597人。在总务方面，会员从42人增加到462人;委员会从1个改进委员会发展为改进委员会、调解委员会、仓库管理委员会、赞助委员会、款产保管委员会和经济稽查委员会6个;机关由改进会、保卫团和小学3个发展为改进会、保卫团、小学、镇公所、公安分驻所、农民教育馆、区公所分办事处、农业推广区公处8个。在建设方面，道路建设从狭小的泥土路改变为可通黄包车的碎石路6华里（1华里等于0.5公里），还扩宽了泥土路11华里;桥梁维修除维修了徐公桥外，还维修了石桥7座、木桥24座。在生活方面，实验结束时，街道平坦可行，垃圾有木箱，厕所一律改良，特设晾衣场，路灯通夜光明，电话达于全县，黄包车直达车站。在农事方面，农场从无到建成22.2亩;养鱼从散漫无组织不足1000尾到建设合作鱼池13处、养鱼23000尾;家禽从每家不足4双增加到11双多;农具改良了灌溉、砻谷、打稻、弹花等，适用了新式工具;改良种子，面积达到全区的60%以上，产量从八九斗增加到一石四五斗;建立公共仓库总库1个、分库2个，储米超过1万元的量;每年开展农民生计调查，了解实际情况。在教育方面，适龄儿童从260人增加到650人，入学儿童从160人增加到535人;小学发展到公立小学4所，公立流动教室2个，私立学校2所;识字成人从560人增加到1524人，还建设了民众讲演厅2处、民众改良茶馆3处及青年服务团、小青年服务团、婚丧改良会、民众公园、民众问字处、儿童幸福会、常识展览馆等。在保安方面，保安团成员共有80人，分设3处，按时训练;警察设有分驻所，试行警官区制，有警察12人;设立警钟，无事报时，有事报警。

（二）漕河泾农学团：乡村人才培养的有益探索

1.组织机构。漕河泾农学团是由中华职业教育社附设的农村教育服务专科和鸿英乡村小学师资训练所共同组建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农村服务专修科成立于1934年10月，招收具有高级中学毕业或相当学历程度者，旨在培养兼备农事学识与教育知能的了解农民心理的乡村建设者。鸿英乡村小学是上海鸿英教育基金会董事会委托中华职业教育社代办的乡村小学师资训练所，主要招收有教育经验的师范生加以训练。中华职业教育社将两者合并，组成49人规模的漕河泾农学团，下设评议部、执行部和导师三个部分。评议部的职责是建议和监察;执行部下分修养、研究、经济、教育、村政和总务6个组，将农村方方面面实务均包含在内。漕河泾农学团采取“一面做，一面学，从做的中间求学，从做学中间求得系统的知能”②的教学训练方针，主要培养具备自治治群、自养养人、自卫卫国能力的乡村建设者。

2.教学安排。漕河泾农学团学制2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集中生活阶段，约4个月。前三周是进行生活适应训练，其余时间为集中授课。课程包括教育、卫生、农事、经济、政权及组织、精神陶冶、农事操作、军事训练和事务练习。第二阶段为分工生活阶段，约6个月，将学员分成三个组。第一组将鸿英乡村小学师资训练所的15名学员分发至沪闵路一带，探索单式组织的农村改进事业;第二组将农村服务专修科的一部分学员分发至沪郊的赵家塘、吴家巷等地，试办复式组织改进区的农村改进事业;第三组主要是农村服务专修科的另一部分学员从事漕河泾农学团本部的农场园艺及研究工作。第三阶段为实习阶段，分为学业实习期和职业实习期。其中，师资训练所的学员被派往创办鸿英乡村小学（小学3所、分校4所），专修科学员被安排从事乡村改进工作。这种招收相当学历程度人员在特殊教育机构中施以专门训练，辅之以乡村师范或农科专业，在当时可谓独树一帜。

（三）“大职业教育主义”：跨界教育的实践探索

相关研究认为，黄炎培、陶行知、晏阳初、梁漱溟、卢作孚等人是我国乡村教育运动的先驱，并且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晏阳初的平民教育理论、梁漱溟的乡村文化重建理念、卢作孚的乡村现代化愿景和黄炎培的“大职业教育主义”是我国乡村建设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黄炎培的“大职业教育主义”历经实用教育、职业教育的发展阶段不断完善，在实践探索中将职业教育推向社会化和融合化。

1.经济衰败导致在城市发展职业教育遭遇严重困难。20世纪20年代，我国民族工商业在帝国主义入侵和军阀混战破坏下受到严重冲击。“铁厂积货如山，无人过问，至于停炉停机。纱厂结账，大多无利。上海数十年之三大油厂竟同时倒闭，其他工业亦皆消沉。因欧战致富之实业家，营业失败重入漩涡者，乃时有所闻。”③职业教育因与经济社会联系紧密受到严重影响，中华职业教育社自然也遭遇危机。与此同时，因企业不断倒闭，社会失业人员越来越多，毕业生就业困难。时任中华职业学校校长潘文安惊呼，“普通学校毕业生无出路，已足惹人诟病，苟职业学校的毕业生亦无出路，益将令人怀疑失望，而职业学校生机危矣”④。由此，一大批有志之士开始积极探索中国经济社会和职业教育的出路。

2.跨界发展的“大职业教育主义”思想应运而生。1925年，黄炎培撰写《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征求同志意见》一文，坦陈过去八九年的工作（推广职业学校、改良职业学校，提倡职业补习教育等），百分之七八十没有达到目的，其原因是“只从职业学校做功夫、只从教育界做功夫、只从农工商职业界做功夫，都是不能发达职业教育的”⑤。由此提出须同时和一切教育界、职业界努力沟通和联络，要分一部分精神参与社会活动。1926年，中华职业教育社在苏州召开会议，讨论如何实现“大职业教育主义”等问题。1927年，中华职业教育社在《教育与职业》发表《十年来中国之职业教育》一文，讲到三个觉悟，其中之一是“努力改进农村事业，使成教育化”⑥。基于对现实问题的不断思索和大量实践，黄炎培以跨界发展为基本理念的“大职业教育主义”思想渐成体系。

3.积极践行沟通联络各界的“大职业教育主义”。“大职业教育主义”的提出和推行，使中华职业教育社对职业教育的跨界发展有了新认识。在此基础上，中华职业教育社除了开展乡村改进实验外，还注重推进城市职业指导和职业补习教育，发行《生活周刊》开展社会教育。具体来说，第一，职业指导是中华职业教育社推行职业教育的重要内容，“大职业教育主义”提出后得到进一步加强。1927年9月，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办上海职业指导所，开展升学就业指导及职业介绍，这是我国第一个面向社会的职业指导机构。第二，职业补习教育是于1932年由中华职业教育社推动实施的。到1937年，设立职业补习学校7所，其中第四中华职业补习学校学员达5000多人。第三，《生活周刊》创刊于1925年8月，初期的内容偏重于伦理道德和职业修养，社会影响小。从1926年10月开始，由邹韬奋担任主编，按照“大职业教育主义”理念，以读者利益为中心，以社会改造为目的，力谋唤起服务精神，增加很多包括乡村改进在内的面向社会的内容，引起社会关注。发行量从1926年的396份增加到1929年的12508份，为当时全国各类刊物中发行量最大的定期刊物。可见，“大职业教育主义”思想的形成标志着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进入一个更加成熟的阶段，此后黄炎培更加关注职业教育在经济发展和国家建设中的作用和跨界发展。

二、思想启示：新时代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创新建构

（一）政策导引：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1.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我国乡村发展的新出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农业农村发展，有过1949～1977年的农村合作化改造，1978～2001年的农村市场经济体制改革，2002～2016年的统筹城乡发展等探索、推动和推进实践。进入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2018年9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印发了《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提出了五个方面的总体要求。一是产业兴旺，要着力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实现产业融合发展，保持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活力;二是生态宜居，要改善基础设施，统筹山水林田湖草保护建设，保护好绿水青山和清新清净的田园风光;三是乡风文明，要推进移风易俗、文明进步，弘扬农耕文明和优良传统，提高农民综合素质和农村文明;四是治理有效，要加强和创新农村社会治理，加强基层民主和法治建设，使农村更加和谐、安定有序;五是生活富裕，要让农民有持续稳定的收入来源，经济宽裕，衣食无忧，生活便利，共同富裕。2021年，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消除了绝对贫困，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脱贫攻坚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和前提，乡村振兴是脱贫攻坚的巩固和深化。职业教育在服务脱贫攻坚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在推进实施乡村振兴中还将继续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