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教育服务我国智慧农业发展的机遇、挑战与实践

作者: 金建东 何杨勇 张西华

[摘要]我国蓬勃发展的智慧农业,在加快数字技术推广应用、小农户数字技能提升、高素质技术型人才培养等方面为职业教育服务智慧农业带来了新机遇。同时,我国的农业基本经营制度、涉农人才培养的“离农”倾向、技术带来“人技”关系重构及伦理文化重塑,也对职业教育服务我国智慧农业发展提出了挑战。因此,要通过宏观层面的深化产教融合、中观层面的分类实施育训结合育人、微观层面的推进育人基础资源转型升级,更好地开展职业教育服务我国智慧农业发展的新实践。

[关键词]职业教育;智慧农业;人才培养;教育改革

[作者简介]金建东(1988- ),男,浙江温州人,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硕士;何杨勇(1977- ),男,浙江诸暨人,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职业教育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张西华(1980- ),男,浙江东阳人,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合作经济学院院长,副教授,硕士。(浙江  杭州 310018)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加快数字乡村建设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研究”(项目编号:21ZDA031)、2021年度浙江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新农科建设背景下农林新型人才胜任力模型构建研究”(项目编号:GH2021349)和浙江省中华职业教育科研项目课题2021年度项目“乡村振兴背景下高校学生涉农岗位就业意愿影响因素与提升路径研究”(项目编号:ZJCV2021C37)的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22)06-0005-07

智慧农业是农业现代化的高级阶段,是我国由农业大国迈向农业强国的必经之路。纵观全球,发达国家都将发展智慧农业作为构筑农业现代化发展产业优势的方向,并大力推进职业教育发展,以构建与数字农业能力相匹配的新型职业农民队伍。近年来,我国紧抓数字化发展历史机遇,大力推进数字乡村战略,智慧农业得到了蓬勃发展。与此同时,虽然职业教育的技术理性与智慧农业的技术属性具有时代和学理上的耦合性,但职业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类型,受经济、社会、文化、技术、制度、历史阶段等多元要素的影响,而这些要素在不同国家和不同阶段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回顾农业职业教育的理论观点,福斯特、巴洛夫等学者虽然都提倡职业教育对于农业发展的价值,但在具体的实践模式和实现路径上有着鲜明的观点差异,而原因正在于理论观点所处的时代背景、现实情况、理论思潮等方面的不同。

关照国内,《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明确指出,要为服务现代农业发展提供人才支持,要为广大农村培养以新型职业农民为主体的农村实用人才。换言之,我国指向服务智慧农业发展的职业教育,不仅要尊重职业教育基本规律,更应考虑国情农情的存量特性,发展更加符合我国智慧农业现实特性和产业趋势的职业教育。因此,职业教育要更好地服务我国智慧农业发展,必须在充分考虑我国智慧农业发展给职业教育带来新机遇的同时,积极应对技术变革与国情农情变化带来的多重挑战,开展职业教育更好地服务我国智慧农业发展的新实践,进而构建我国职业教育更好服务智慧农业发展的新图景。

一、智慧农业带来职业教育的新机遇

(一)智慧农业需要加快数字技术应用推广

农业领域的技术变革和应用,需要相应的技术推广体系。深入来看,智慧农业的技术应用推广面临三重考验,包括农民长期适应传统农业所形成的路径依赖、新技术的不确定性风险使得低风险偏好农民的低采纳意愿,以及高技术属性带来农民使用的知识和技能门槛。技术采纳模型认为,技术采纳成效的关键在于其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感知有用性起关键作用并与感知易用性对技术采纳进程产生重要影响。福斯特也指出,是否带来收益是农民学习并接纳新技术的根本驱动力。

促进智慧农业的技术推广,职业教育有着广阔的空间。改革开放前,职业教育为有效充实农业的科技推广和服务队伍做出了有力贡献,目前依然有大量的职业教育人才奋斗在农技推广一线。与此同时,与智慧农业相匹配的农技推广队伍需要具备数字经济知识、技能和素养,而我国大量的数字经济人才由普通本科培养,分布也不均衡。大数据文摘、清华大学数据科学研究院共同发布的《2019数字经济人才城市指数报告》显示,我国第一产业数字经济人才仅占9.4%,而从事农技推广的人才占比更低。职业教育具有横跨“职业域”“技术域”“教育域”“社会域”的特性,相比普通本科,其通过产教融合、工学结合等方式所培养的人才具有更强的行业适应力、更高的技能匹配性。所以,职业教育在增强技术与市场的对接、传递实用性技术知识、基于农业农民的实际需要优化并降低技术使用门槛等方面有着内在优势,更能基于智慧农业产教融合项目,通过致富示范效应,让农民实实在在地看到智慧农业的价值,激活农民对智慧农业技术采纳的内生活力,有效促进智慧农业的技术应用推广。

(二)智慧农业需要提升小农户的数字技能

与国外不同,大国小农是我国农业面临的基本国情。我国第三次农业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小农户数量占到农业经营主体的98%以上,小农户从业人员占农业从业人员的90%,小农户经营耕地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70%。我国极其重视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在政策层面多次提出明确要求。智慧农业作为现代农业的高级形态,在我国的实践必然面临如何促进小农户与智慧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并分享数字红利的现实议题,具有政策要求和现实需求的双重驱动力。与此同时,不同于传统的农技知识和技能,实现小农户与智慧农业有机衔接将面临更高要求,需要全面更新小农户的知识、技能和素养。

智慧农业作为新生事物,在我国的实践总体上处于起步阶段,我国广大小农户的数字化技能、知识和素养亟待通过培训进行更新,而职业教育在开展农民培训上有着广阔空间和内在优势。发达国家在农业发展中都经历了农民职业教育培训发展与改革的过程,从立法保障、管理协调机制、资格准入制度、培训经费投入等方面不断完善农民职业教育培训体系,如德国的“双元制”就在农民培训中取得了瞩目的成绩。而我国的职业教育在农民培训上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根据《2020中国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公布的数据,2019年全国230余所职业院校培训到款额超过1000万元,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服务的总规模超过300万人日。总体来看,智慧农业的发展带来了小农户数字能力培训的广阔作用空间,而职业教育大有可为。

(三)智慧农业需要引入高素质技术型人才

相比于传统农业,“数据”成为新农资、“手机”成为新农具,越来越成为智慧农业发展的基本图景。相应地,智慧农业对于高素质技术型人才的需求也更为迫切。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人才是乡村振兴的关键,应坚持人才下沉、科技下乡、服务“三农”。智慧农业的发展依赖懂得计算机知识、传统农业技能等的复合型人才。从现实来看,智慧农业的人才培养有本地培训培养和院校培养引入两条路径。但我国的农业存量劳动力以小农户为主,培训只解决小农户衔接智慧农业的基本能力要求,而无法满足智慧农业对人才能力的更高要求。由此,通过高校开展智慧农业技术型人才培养就成为重要形式和有效路径。

职业教育在智慧农业需要的技术型人才培养上具有内在的价值旨趣和实践优势。职业教育具有技术理性表征,以职业为目标指向,以专业为内容载体,强调技术与职业在职业教育中的关联,培养符合产业转型升级、技术更迭换代需求的“职业人”,与智慧农业具有内在的技术逻辑耦合性。同时,随着技术创新驱动产业升级,人才需求越来越呈现实践能力与理论知识并重、技术能力与工程能力复合的趋势。在此背景下,职业教育类型化发展及职业本科的出现,弥补了高等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层次差,进一步凸显了职业教育贴近产业的人才培养优势,能有效满足智慧农业对于高素质技术型人才的需求。由我国第一产业就业人才只占数字经济人才9.4%的现实可知,智慧农业所需要的高素质技术型人才缺口还很大,这为职业教育服务我国智慧农业发展带来新机遇。

(四)智慧农业需要高素质应用型创新人才

除了鲜明的技术属性外,极高的创新性和演化性是智慧农业区别于传统农业的另一显著特征。随着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日益成熟和产业化,新产品(服务)、新业态、新模式不断衍生,而智慧农业不断涌现的“定制农业”“云农场”“鱼菜共生智能工厂”等即是最好的例证。审视智慧农业的内在属性,正是通过科技化、数字化、市场化,拓宽农业产业的经营边界,催生了农业的新模式和新业态。与之相匹配的,具有企业实践与学校学习的融合式创新、理论知识与实践问题的融合式创新、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的融合式创新、以工程知识为载体的多要素融合式创新的“四重创新”高素质应用型创新人才,将有力支撑智慧农业的创新发展。相应地,智慧农业的发展也需要大量的高素质应用型创新人才。

职业教育在培养高素质应用型创新人才上有着内在要求和优势。回顾已有研究,职业教育学者不断探索着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如校企双主体“四合四共”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基于P-CDIO的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校企协同“双主体”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等。而现代学徒制则是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的有效范式,能为我国应用型创新人才的培养提供经验层面的借鉴与行动模式上的参照。除了技术赋能外,智慧农业的创新性还来自市场需求。需求引导模型认为,一切技术创新活动和产业发展都是由市场需求来引导的。市场需求驱动着智慧农业形成多主体参与、多要素聚集、多业态发展、多模式推进的高度融合产业创新格局,而注重产教融合并贴近产业培养人才岗位能力、职业素养、创新素质的职业教育,对于产业趋势和市场变化具有更高的敏感性、适应性和创新性。因此,智慧农业发展将为职业教育培养高素质应用型创新人才带来新空间。

二、智慧农业提出职业教育的新挑战

(一)农业基本经营制度带来小农户职业培训的挑战

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是我国智慧农业发展面临的农业基本经营制度,而其带来我国大国小农的基本国情农情,以及政策层面对小农户有机衔接现代农业的要求,必然需要对小农户的知识、技能、素养等展开培训,从而与智慧农业有机衔接。然而,不管是联结主义学习理论,还是认知主义学习理论,都强调个体学习成效不仅仅是简单的“刺激—反应”过程,个体的认知起关键作用并影响了整个认知进程和成效。换言之,小农户的特性将影响智慧农业相关知识、技能、素养的培训进程和效果。我国小农户经营演变过程与市场化过程同步,使其处于“理性小农”与“社会化小农”之间,呈现出小农户结构老龄化、工作兼业化、地域分散化、生产自给化、技术创新谨慎化等特征。而性别、受教育程度、农业从业年限、培训模式、师资水平等,对小农户培训效果有着显著的影响。这就要求面向智慧农业对小农户开展的培训,必须在组织体系、培训内容、师资队伍、培训模式、教学手段等方面进行创新与完善。

小农户的种种特性对我国职业教育面向智慧农业开展的小农户培训产生了挑战。我国极其重视职业教育在小农户培训上的作用,并针对职业教育的不足在政策层面陆续出台文件,对发展中高等职业教育和农村职业教育以提升农民培训水平提出要求。然而,受制于层次划分的固有教育格局和社会价值导向,职业教育发展进程缓慢,总体水平不高,尤其中等职业教育和农村职业教育体系和力量日趋式微,表现为经费投入不足、组织体系不完善、培训内容脱离需求、培训方式单一,从而导致农民培训意愿不高、覆盖面不足、培训效果难以保障等问题。在此背景下,智慧农业的高技术属性,加剧了我国职业教育培训力量体系不足和面向智慧农业的小农户高培训需求的张力。

(二)“离农”倾向带来技术人才“为农”的挑战

职业教育服务农业农村的“离农”“为农”争论已久,表现为应然性和实然性、公平性和不公性、个体需求和社会需求之间的悖论,并经历了“为农—离农—兼顾”的价值范式变迁。当前,虽然“兼顾”价值范式逐渐成为主流,但我国城乡二元体制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逃离农业”的人才培养趋势依然明显。智慧农业的发展带来了“为农”价值范式彰显的新需求。传统农业知识、技术、技能要求水平不高,大量人才可从事营销等服务行业助力农业生产环节,“离农”的价值范式与助力农业发展并不矛盾。但智慧农业的关键在于生产环节的智慧化、精准化,需要大量的高素质人才进入农业生产环节。因此,智慧农业必然要求职业教育“为农”的人才培养价值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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