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恒源职业教育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

[摘要]江恒源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也是职业教育的重要奠基者之一。他的职业教育思想衍生于国家局势动荡不安、人民生活水深火热的时代，因而具有强烈的富国安民情怀。在为职教事业孜孜探索的道路上，他既能延展以吸取国外职业教育的经验，又躬耕于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土壤，在与黄炎培等诸位中华职业教育社同仁的思想碰撞中也对职业教育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深化和推进。在职业教育图景不断勾勒扩大以谋求深入发展的今天，江恒源的职业教育思想仍然能够生动传神地给予价值引导与发展启示。

[关键词]江恒源;职业教育思想;平民主义;生产主义;大职业教育主义

[作者简介]李梦卿（1969- ），男，安徽滁州人，湖北大学师范学院（教育学院）院长、职业教育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赵国琴（1997- ），女，安徽亳州人，湖北大学师范学院（教育学院）在读硕士。（湖北  武汉  430062）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1年中华职业教育社第一届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研究规划课题重点项目“以黄炎培为代表的中国近代职业教育先驱人物思想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ZJS2022Zd17，项目主持人：李梦卿）

[中图分类号]G71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22）14-0064-08

江恒源出生于19世纪80年代，一生大多数时间从事教育事业。他于1928年开始担任中华职业教育社办事处主任一职，与数位职教社同仁致力于职业教育理论和实践的探索，与黄炎培、杨卫玉并称为中华职业教育社“三老”。时移世变，追溯先贤之思想精粹，仍能觉察其对国家命运之关切、对职业教育工作之衷情。研究江恒源职业教育理论内涵与实践经验，对明确当代职业教育发展定位、凸显类型特色、更新人才培养理念等具有实际指导意义。

一、倡导并坚持平民主义、生产主义的办学方向

清末民初，一批有识之士怀着“救亡图存”的信念，在“教育救国”主张的指引下，对传统教育内容、形式进行变革乃至引进、提倡西方新式教育制度和理念。江恒源认可教育在挽救民族危亡中的重要角色，提出“今日中国人之办教育，要认定四种穷愚弱散的病况，本着平民和生产两主义，谨慎地去疗治”①。

1.面向平民开展职业教育。江恒源面向平民开展职业教育的思想渊源部分来自他对我国传统教育弊端的深刻认识。他认为我国的传统教育注重文化教育轻视职业教育，把教育看作少数治人阶级的统治工具，多数被统治者没有受教育的权利。所谓的“劳力”“劳心”“治人”“治于人”等对立词汇是亟须在教育领域予以更正的概念。由此，他进一步提出对职业特性的独特理解。他认为凡是职业均具有五种特性：“普遍性、平等性、互利性、受酬性和进化性。”②普遍性是职业的首要特性，除孩提小弱与年老龙钟者之外，人人须有职业。此外，他认为职业无高下之分，只是为满足与顺应社会需要而生。举例论之：若总统渎职，民众代表可以弹劾他;缝工偷懒，雇主可以批评他。互利性是职业的第三特性，意指各人从事职业既要谋利于己，又要求利于人。受酬性则指某一职业的从事者应该坚持“人得其益，己亦受酬”的原则，即个人付出工作劳动便应得到相应的酬报。进化性是指社会上的职业不是恒久不变的，应当不断改进和变化以适应社会需求并推动社会进步。江恒源总结了职业的上述五种特性，对科学认识职业的性质以及促进职业教育在民众中的推广具有重要意义。此外，他还认为职业教育对象主要分为七类：“一是预备学习职业的人;二是正在学习职业的人;三是预备选择职业的人;四是预备求得职业的人;五是预备改业或转业的人;六是已有职业的人;七是一般固有的职业界。”③这一分类涵盖了各个职业生涯阶段的人群以及一切跟职业活动有关的行业、企业、机构、团体等社会组织，体现了他对职业教育对象的深入思考。

江恒源平民化的办学倾向既内含于他对职业特性的整体把握，也跟其对中国社会的现实认识紧密相连。他认为现代文明社会的目标之一即在于“要使一般农工商有好的技能、好的人格、产生好的结果，换句话说，就是要养成一般好的国民”④。在他看来，“造就专门人才固为重要，然对于平民教育尤为重要。只有两者共同发展，始可促中国之进步”。⑤他所理解的平民教育实施应含有职业的要素，即实行职业化的民众教育不仅能够使广大民众懂得普通的公民常识，更能以技能傍身从而在社会求得生存。他认为职业教育不像专才教育要求“纵的一面去求深造”，而是在“横的一面”为因经济条件或家庭因素等限制而不能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提供教育机会。为切实发挥职业教育对平民物质和精神生活的改进作用，江恒源及其所在的中华职业教育社除开办专门的职业学校之外，还广泛利用职业补习教育、职业指导所以及农村改进试验区等尝试向最广泛的民众群体授以先进的职业技能及高效生产方法，为当时的教育系统树起了一面平民化理念浓厚的办学旗帜。

2.面向增加生产供给开展职业教育。发源于18世纪60年代英格兰中部地区的工业革命，推动了生产技术从手工劳动向机器劳动转变，直接带来了社会生产力的大幅度跃升。但是，绝大多数奉行以农立国观念的中国人对于工业革命在经济结构上开拓性变革的感知是迟滞的。据相关数据显示，近代中国经历了从贸易顺差逐渐转向贸易逆差以及逆差不断扩大的过程。“以1894年为起点，中国的贸易余额量从1894年的约-0.2618亿美元增长到1936年的-2.348亿美元，扩大了8.968倍。这段时间，中国对外贸易一直处于贸易逆差当中，而且贸易逆差额在不断扩大。”⑥江恒源看到中国因生产力水平低下和生产方式落后造成国家富力不足的现象，对市场上西方货物囤积、国内工商业生产的物品无人问津的场景也多有描述，如“频闻而旧式之农工商业则无识无能，凋敝日甚，以致外货充斥于市场，人民难给夫衣食”⑦。

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之初，黄炎培提出办职业教育的最高宗旨在于“为国家和世界增进生产力之准备也”。1921年，美国教育家孟禄来我国参观调查各省职业教育，对我国职业教育发展提出了许多建议。在他看来，我国最需要的教育便是“谋生产的教育，为生活的教育”⑧。江恒源在对比我国与世界各国实业发展程度的巨大差距之后也认为，通过教育提高国家生产能力是必要之举。他认为西方国家发展实业教育的缺点在于过分注重实业规模的扩大以满足大资本家的个人利益追求，而职业教育则是在谋求生产力增加目标之外以“养成人类利他的精神而造福于社会”。他认为，国民教育、人才教育、职业教育在国家教育事业中的关系是“一鼎三足”，发展职业教育是为了大多数接受国民教育后的青年人能够提高知能以开拓出路，从而实现“增进国家生产……积极加厚国力”⑨的目标。他把发展职业教育以增加生产供给与实现社会富足和人类幸福生活相提并论，并非简单地以增加生产供给能力、兴旺实业为最终指向。

二、强化并践行培养个性、服务社会的办学使命

江恒源认为，职业教育所培养的人才应该是既使个性得到张扬又能担负起服务社会与国家建设责任的完整的人。据此，他深入论述了职业教育在办学实践中应遵守的教育原则、职业教育人才应具备的职业能力与素养以及加强专业门类与社会产业的适应性等观点。

1.坚持手脑并用的教育原则。江恒源与黄炎培一样，认为发展职业教育要坚持手脑并用的教育原则，手脑两分的现状违反科学和进步的社会追求。1931年，江恒源赴日考察，归国后在《教育建设》杂志上刊发此行对日本职业教育的心得，感叹其科学组织和管理、科学方法的研究与应用的水平之高。他认为我国也应在国内推行科学教育，落实到职业教育便是“重实际之生活，发展双手的能力，养成劳动习惯”。1933年，他在杭州师范学校讲演时再次分析了中国社会个体与群体存在的突出弊病。他认为就个人而言，“读书的只能用脑，不能用手;做工的只能用手，不能用脑”，而手脑的分离是使社会不进步、不科学、不发达的主要原因。就群体而言，“士工两分”的现象也很普遍：“做工的专做工、不知求知;读书的专求知而不做工;经验学识不能打成一片，学非真学，知非真知。”⑩

在中华职业教育社下属的中华职业学校，手脑并用的原则在办学观念与教学活动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该校按照各科需要购买器械，设置了铁工场、木工场、珐琅工场、纽扣工场、染织工场等实践教学场地。毕业生不仅要通过学校举行的毕业考试，还要去实习单位服务一年以取得服务报告并被学校判定为合格后，才可以获得修业证书与毕业证书。做学合一的方式能够有效摆脱单一讲授职业理论的枯燥，将某一职业技能的运用原理、操作方式融入实际问题或情境中，有利于提高学生对技能掌握的熟练程度。

2.养成德艺兼备的职业操守。江恒源认为，职业教育的意义在于使谋生技能与人格训练互相融合，不偏袒任何一方。他提出谋生固然要紧，做人更为要紧。1933年，他在《教育与职业》发文，提到职业教育要养成的人格大致含有以下特质：“一是阔达大度的胸襟;二是刻苦耐劳的习惯;三是丰富伟大的同情心;四是互助合作的精神;五是游侠好义的气概;六是努力创造的意念;七是服务国家的意识和民族情感。”11他对人格训练的条目从个人推及社会、国家层面，深化了对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目标完整性与先进性的认识。

江恒源认为，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全部教育宗旨是“灵肉双修”，这一含有哲学意味的总结再次透露出他对职业教育的殷切期望，即职业教育不仅要使人通过工作劳动、参与生产事业获得筋肉方面的发展，还要在公民道德、国家观念、民族意识等方面进行灵魂的修养。为了养成德艺兼备的职业教育人才，他十分重视职教师资的先导性作用。他提出学识、经验、教法三者并重的职教师资培养标准，尤其是在“个人层面要把学识的灌输、技艺的精练、道德的涵养结合起来，在社会角度则应注意师范学生团体生活的习惯与同情互助精神的陶冶”12。江恒源强调职业知能与服务道德相调和的思想，明确了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优良规格与样态，有利于打破社会对职业教育的偏见，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3.坚守利己利群的职业修为。江恒源认为，职业教育的重要效用在于使学生能够怀着利己利群的追求去从事社会各行各业。他从根本上看到职业具有“人己交便”的特性，“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是人类能够组成群居社会的关键条件之一。1934年，中华职业教育社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宣言对职业教育之定义提及：“用教育方法，使人人依其个性，获得生活的供给与乐趣，同时尽其对群之义务，名曰职业教育。”13同时，宣言将职业教育的目的也扩大为四个方面：谋个性之发展;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为国家及世界增进生产力之准备。

江恒源提出的择业标准较好契合了利己利群的内涵。例如，他认为青年的职业选择不宜做兴味不同、才能不合之事，否则就枯燥无味或不能胜任，不仅使个人痛苦，也会降低事业效率;在做职业预备时要有“多尽义务少享权利”之心，正是社会上大部分人抱着不劳而获的想法，才导致社会秩序被扰乱、民生日益凋敝。他描述中华职业教育社服务的信条“靠我的本领，养我的命;尽我的心力，做我的事;分我的功夫，帮大众的忙”，可窥见这一利己利群的价值取向。利己是指个人的职业要满足自己的生计、爱好、个性或能力发展要求;利群则是指个人能在利己的基础上为社会其他人带来便利和益处，从而营造和谐、进步的社会。

4.推动专业与产业适切匹配。职业是连接专业与产业的中介环节，推动专业与产业的匹配有助于使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更好地适业、乐业。江恒源按照因地制宜的原则提出了教育区域的概念，认为“教育区域是不论地方面积大小和人口多少、主要根据当地居民的职业分布分成的若干职业教育区”14。例如，如果一地是农村教育区，职业教育者应当尽量在此开设传授农事知识和技能的专业以增加农业收成。同时，他认为职业教育的专业设置应该紧扣社会急需却发展孱弱的产业。

江恒源提出，对社会需求量大但主要仰仗外国进口的货物产业应着重发展。例如，对粗草纸制造业，他认为可以由工业与教育部门联合选派技师以研究改良方法，同时设立传习所作为指导中心，促进粗草纸制造技术的传承与钻研。若要社会经济发展、产业改良、失业现象减少，唯有使新的职业能增加、旧的职业能改进。但是，依据我国实际情况，创设新职业并不具备坚实的产业基础，改良旧职业、仿效新职业是可行之路。他在参观大连职业学校时发现，该校设置的左官科、涂工科、铅工科、电工科、木工科五类主要专业极好地呼应了社会产业发展的需求，因此提出系统的职业教育尤其是职业学校可以依据科学的教学方法与教学设备等缩短学生专业学习的年限进而促进职业的改进。

三、认同并推进“大职业教育主义”的办学方针

1925年，黄炎培对职业教育发展不尽如人意的状况进行反思，坦称中华职业教育社立社之初希望的目标“百分之七八十没有达到”15。他十分认同并积极推行“大职业教育主义”方针，这一方针经中华职业教育社的专家会议商讨后确定为该社未来工作的指导方针。江恒源接任中华职业教育社办事处主任一职后，更加深化了黄炎培的“大职业教育主义”方针，积极推动职业教育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