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社会治理思想与黄炎培农村改进思想的比较及启示

[摘要]20世纪初，张謇在江苏南通兴办实业、广开学堂，发挥职业教育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把南通建设成闻名一时的“模范县”;与此同时，黄炎培带领中华职业教育社同仁广泛开展农村改进实验，强化农村职业教育，建成了一批颇具特色和影响的农村改进试验区。在当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张謇和黄炎培在职业教育服务城乡发展上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对我们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张謇;社会治理;黄炎培;农村改进;乡村振兴

[作者简介]唐千千（1999- ），女，重庆人，华东师范大学在读硕士;唐勇（1963- ），男，重庆人，重庆市中华职业教育社秘书长。（重庆  401147）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1年中华职业教育社第一届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研究规划课题重大项目“以黄炎培为代表的近代职业教育先驱人物思想及其比较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ZJS2022ZD06）

[中图分类号]G71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22）14-0079-07

清末民初，随着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受西方实用主义思潮影响，实业教育开始在我国兴起。张謇、黄炎培都秉承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理想，分别基于社会治理思想和农村改进思想进行实践探索，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追溯我国教育家在职业教育服务乡村建设方面的实践探索历程，对职业教育更好地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和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经验借鉴价值。

一、社会治理思想与农村改进思想的缘起

（一）社会治理思想的缘起

1.历史驱动下的实业教育救国实践。甲午战争失败后，帝国主义加紧对我国的经济侵略，使我国民族工商业发展举步维艰。在此背景下，张謇与其他民族工商业者提出了“实业救国”的主张，认为国家处于危亡之际，人民生活日益艰难，富国图强迫在眉睫。当务之急，唯有重视实业，发展教育，除此别无他法。他进而提出“父教育，母实业”“实业与教育迭相为用”①。为实现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理想，1895年，张謇在南通创办大生纱厂，并先后创建企业60多家、各类学校370余所，开启了在南通长达30年的地方治理实践。

2.国外考察影响下的地方自治构想。张謇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也坚定了实施地方治理的信心，其间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变法平议》中萌生地方自治思想。早在1901年张謇所著的《变法平议》中已有地方自治的设想。受西方民主政治的影响，他认为一个国家的发展变革、各项政治制度的实施，若要老百姓拥护，“权衡枢纽，必在议会”②。他在《变法平议》中提出府县议会制，寄望于乡绅通过地方府县议会，达到“释民教之争”“通上下之情”，这是最初的地方自治思想。第二阶段：赴日本考察过程中构思了城市自治思想。1903年，张謇赴日本考察，其间参观了20多个城市，对日本明治维新后的政治制度、城市治理以及城市交通、市政建设等方面作了详细了解。他看重士大夫在地方治理中的作用，指出“士大夫生于民间，而不远于君相，然则消息其间，非士大夫之责而谁责哉？”③他还对中西方历史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中国古代的地方治理主要是“官治”;而现代西方受专制政治少，所以在地方“别乎官治而言自治”④，甚赞“日本维新，先规道路之制，有国道焉，有县道焉，有市乡之道焉”⑤。访日后，他的城市建设与社会发展理念逐渐形成，地方自治蓝图逐步勾画。

（二）农村改进思想的缘起

1.历史背景驱动下的农村改进实践。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中国民族工业逐渐走向衰弱，农村更是一片凋敝。为解决农村问题，一批爱国知识分子开始关注农村发展，一场轰轰烈烈的乡村建设运动应运而生。在这一背景下，黄炎培和他领导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开启了农村改进的教育实践。

2.国内教育考察后的农村改进构想。黄炎培早在民国初期就开始关注农村民生疾苦，其农村改进思想也在考察民生的过程中历经四个发展阶段渐成体系。第一，初步思考阶段。1914年2月，黄炎培在考察浙江、江西、安徽三省的教育及社会状况后又北上山东、北京、天津等地考察，对农村凋敝、民不聊生的疾苦有了深刻了解，并将两次考察见闻写成《黄炎培考察教育日记》第一集、第二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通过这两次国内考察，黄炎培从实用主义教育观出发，开始思考农村教育问题。第二，专门调查阶段。1917年5月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后，黄炎培便开始对农村教育进行专门调查。是年11月，他亲赴江阴、南通、苏州考察农业教育，其间参观了张謇创办的南通农校。他特别肯定了农校因地制宜、根据当地需要设置课程的做法，也肯定了农校与当地农民实际生活的密切联系。这表明黄炎培在主张因地制宜办农村教育的同时，开始关注农村社会治理问题。第三，切实探讨阶段。1920年，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农业教育研究会”，开展对农村教育的专门研究，并广泛开展相关合作，与中华农学会、中华教育改进社共同拟定推广农村教育的方案，制订农村教育计划，举办全国农业讨论会。讨论会认为“农业之衰败有江河日下之势”，如果不奋力改变，国家经济就“永无活动与发展之希望”⑥。与此同时，中华职业教育社接受一些省的委托，为其规划农村职业教育，并开展了大量的农村调查。第四，形成体系阶段。1925年8月，黄炎培为山西省筹划职业教育，正式提出了“划区试办乡村职业”计划，这是他第一次比较全面、系统地思考农村改进方略。是年底，他提出了“大职业教育主义”，并把农村改进作为大职业教育的具体实践。1926年，他领导的中华职业教育社正式创办徐公桥乡村改进区，拉开了农村改进试验的大幕。

不难看出，张謇的社会治理思想与黄炎培的农村改进思想诞生的历史背景不同。张謇的社会治理思想萌发于清末民初，当时社会经历了中日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入侵以及辛亥革命，一大批仁人志士寄望于通过振兴实业来实现救亡图存的理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民族工商业开始萌芽并迅速发展，正是在这一社会背景下，张謇开始了地方治理试验。黄炎培的农村改进思想则诞生于在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此时我国民族工业开始衰微，社会建设重心开始移向农村，乡村建设运动开始兴起，到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已成燎原之势。在这一社会背景下，黄炎培及他所领导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开始了农村改进试验。虽然两位所处的历史背景有所不同，但都基于爱国这一出发点，在主张实业救国、教育救国这一点上殊途同归。

二、教育在社会治理与农村改进中的作用比较

（一） 教育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及实践

1.地方自治思想产生的动因。地方自治原本是西方的一种地方政治体制，随着清末立宪运动的开展得以在我国传播。张謇是立宪的积极倡导者，也是地方治理最早的探索者和实践者。1909年，清政府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强调“地方自治为立宪之根本，城镇乡又为自治之初基”⑦，把地方自治作为立宪之本。但是，清政府的地方自治失去了西方民主政治的核心内容，只是地方绅士与中央政府分权的代名词。张謇在政治上屡屡受挫后，决心经营乡里，独自走一条地方自治之路，“志在求一县之自治”⑧。他指出：“今人民痛苦极矣。求援于政府，政府顽固如此;求援于社会，社会腐败如彼。然则直接解救人民之痛苦，舍自治岂有他哉。”⑨

2.地方自治的内容体系。清政府强调“地方自治”是“辅佐官治”，地方官员有权组成城镇乡议事会、董事会，并有权撤销自治职员。张謇主张的地方自治希望宪法能充分保障“民治”，“进我人民参与政权之地，而使之共负国家之责任”;“民治无非是在政府无力承担发展地方事务的条件下，渴望政府给予地方较大的自主权，从而最大限度地激发地方士绅建设地方的责任感和积极性，全面推进地方建设事业”⑩。从地方自治的内容看，张謇以南通作为区域自治试验区，认为地方自治是救国治本之道，国家的强盛靠自治，而自治最重要的内容是实业教育并辅之以慈善。所以，举办实业、教育、慈善等地方建设事业，是张謇地方自治思想的主要内容，也是其地方自治规划中的三大支柱。张謇阐述三者的关系是：“以为举事必先智，启民智必由教育;而教育非空言所能达，乃先实业;实业、教育既相资有成，乃及慈善，乃及公益。”11先实业后教育的思想，体现了他作为儒家知识分子“富而教之”的思想。

（二） 教育在农村改进中的作用及实践

1.农村改进的理论基础。黄炎培的大职业教育主义观主张职业教育要与广阔的社会生活联系起来，若不与整个社会、各行各业结合起来，就“不能发达职业教育”12。他主张职业学校要和一切教育界、职业界沟通、联络，提倡职业教育要“参加全社会的运动”，融入整个的社会生活。基于这一认识，他把发展农村教育视为实现大职业教育的重要途径，并提出职业教育要“为大多数平民谋幸福”，要“决心脚踏实地、用极辟实的工夫去做”13。他还指出，职业教育要努力和劳动界联络，根据农村老百姓的需要传授相应知识，以此来改善他们的生活。正是以大职业教育为理论基础，黄炎培带领中华职业教育社同仁在农村开展了“富教结合”的农村改进试验区工作，提出“富教合一”“划区施教，先富后教，综合改进”。在实践中黄炎培发现，当时农村最根本的病症是一个“穷”字，要治“穷”病，就“要使它富……随富随教，即富即教”“先富之，后教之”14。他的这种改进理论打破了学校与社会隔绝的传统模式，将农村改进事业推向高潮。

2.农村改进教育的实践探索。农村改进试验之初，黄炎培提出要“特别注重农村教育，一时虽不能推及各地，但拟就交通便宜之地择一区或数区，实施改进农民生活，渐及各地”15。1926年6月，黄炎培和杨卫玉赴昆山调查，最终确定以昆山徐公桥作为农村改进试验区，并拟定了《改进农村生活事业大纲》。大纲规定其任务有“散布改良种子”“改进小学教育，推行义务教育”“施行职业指导”“筹设通俗图书馆及演讲所”“实行卫生运动”“提倡修治道路”“增加娱乐机会”16等。自徐公桥试验区之后，中华职业教育社又先后设立了镇江黄墟农村改进试验区、吴县善人桥改进区、沪郊农村改进区等，同时还设立推广新农具的推行所等。据不完全统计，1926—1935年，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办的农村改进机构近30个，特别是推广新农具的区域几乎遍及全国。

张謇和黄炎培开展的教育实践，都基于对民生的关注，都是为了解决民生疾苦问题。张謇看到“人民痛苦极矣”，靠政府、社会无法救人民于水火，才投身于地方自治，希望通过自治而自救。“自治之本，在实业教育”“舍注重实业教育外，更无急要之计划”17。他办教育的出发点是“探究国民他日生计之关系”“教育以普及为本，普及以生计为先”18。黄炎培实施农村改进，也着眼于人民生计，认为“根本上解决生计问题，厥为教育”19。为解决人民生计问题，黄炎培提出了“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在地方自治思想和农村改进思想的具体实施步骤上，张謇主张实业为先，并赞同“孔子‘富而教之’之义”，认为办实业必须先“开启民智”，而“启民智必由教育”。办教育需要经济支撑，只有先办实业，然后才有财力发展教育，此乃“实业教育既相资有成”20。张謇“富而教之”的理念与黄炎培农村改进思想中主张的“先富后教”理念是一致的。

张謇的社会治理思想以南通为试验区，实行“区域自治”，着眼于市政建设及社会公益事业等并大量举办实业;黄炎培的农村改进思想则“划区施教”，因地制宜划成若干区域进行试验，着眼于农民的具体生计问题，其实施内容包括产业调整、种子改良、土地改良、新农具推广等，通过施教实现“乡村自治”。虽然两者的着眼点不同，实施范围不同，但都强调发挥教育的作用和功能，从而提高民众素质，改善民众生计，改变社会面貌。

三、教育在社会治理与农村改进中的成就及影响

（一） 教育在南通社会治理中的成就及影响

张謇经营南通近30年，以“教育与实业迭相为用”，在城镇、交通、水利建设及社会公益慈善等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特别是围绕城市建设发展实业和教育，精心布局，细心打造。

1.城镇建设方面。张謇在南通城乡建设上围绕南通旧城政治行政及商业中心，在周边方圆6～7千米范围进行一市三镇的布局，从整体上看，区域功能分工明确，城乡交错嵌合，形成了相对科学合理的空间布局。

2.交通建设方面。张謇考察日本，看到“日本维新，先规道路之制，有国道焉，有县道焉，有市乡之道焉”21。他说：“地方实业教育，官厅之民政军政，机纽全在交通。”22张謇所规划的一市三镇区域，其间修筑公路连接，并从美国购买10辆公共汽车进行运营，成为我国近现代史上最早运营的公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