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学术委员的教育背景差异

［摘 要］利用UCINET6社会网络分析软件对高校学术委员会委员的个体特征进行频度分析发现，委员的学位来源具有同层次高校依赖性的特征：其一，两种类型高校学术委员的学位获取都高度依赖于同层次的高校；其二，“双一流”高校学术委员对同层次高校学位的需求在学士、硕士、博士阶段递进过程中表现出递增趋势，而“双一流”学科高校学术委员对同层次高校学位的需求在学士、硕士、博士阶段递进过程中却表现出递减趋势。

［关键词］学术委员会；学术委员；个体特征；教育差异

［中图分类号］G64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437（2024）05-0001-05

自《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颁布以来，我国 “多元共治”的现代大学治理格局并没有形成[1]。一般认为，高校校长缺乏对学术委员会委员的有效授权是主要原因[2]。其中，校长代表的是高校的行政治理，学术委员会委员代表的是学术治理。这两种治理体系之间的交叉与互融已经成为国内高等教育领域的研究热点，文献对校长和学术委员这两个身份的研究有所侧重，研究高校校长的文献较多[3]，但研究学术委员会委员的文献较少。经检索2015年1月1日至2020年4月30日中国知网的期刊论文数据发现，有2252篇文献与大学校长有关，有404篇文献与学术委员会委员有关。通过COOC6.2软件提取关键词后分析，有488篇文献的关键词含有“大学校长”，仅有18篇文献的关键词含有“学术委员会委员”。即使是这仅有的18篇文献，其内容却都是研究学术委员会的机制和结构的，基本上没有专门研究学术委员会委员个体特征的文献。

尽管没有专门针对高校学术委员会委员的研究文献，但学术委员作为高校教师群体的学术典范，其个人特征和素质能力等学术维度也可以通过高校教师参与学术治理的研究文献找到部分痕迹。宣勇在阐述大学能力差异时，重点交代了教师学术能力，并将教师整体能力的差距看成是导致大学能力差异的直接原因[4]；叶文明讨论了大学教授参与学术治理渠道的组织和制度机制，并探讨了渠道的效用[5]。在研究内容上，一个是从大学教师职业发展的角度对教师基本信息进行研究；另外一个是对大学教师的能力进行研究，且更多的是从教师的教学能力方面进行调查和分析。在研究方式上，部分文献通过编制《教师参与院系学术治理调查问卷》的方式，研究教师参与学校或者院系学术治理的途径和方式[6]；部分文献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考察教授参与学术事项的程度，其中调查的重点包括参与范围和参与深度两个维度[7]；还有文献采用随机抽样的方式，通过网站公布的教师联系方式，向其发放纸质问卷、电子问卷或使用电话及社交软件问答等形式进行数据搜集，对高校教师参与学术治理的结构和关系进行了探讨[8]。

本文认为，从高校教师的角度毕竟无法全面了解学术委员的个体学历特征，故本文拟对高校学术委员开展调查，力争全面展示其个体学历特征。考虑到采用调查问卷的方式会不可避免地出现样本失真的问题，而采集学术委员的公开信息则不会失真，因此本文通过采集随机选定的高校学术委员公开的个体学历信息，从高校层次差异化方面专门研究高校学术委员会委员的个性化学历特征。

一、高校学术委员会委员个体学历特征

为了识别学术委员获得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等学历的演进，笔者把高校分为两个类型，一类是国内“双一流”高校，基本上对应于原“985工程”高校；另外一类是国内“双一流”学科高校，基本上对应于原“211工程”高校。本次研究并没有选取地方普通高校作为样本高校，但研究过程会涉及普通高校，主要原因是这些地方普通高校的学术委员会机制并不健全，收集数据的困难较大，即使能够收集部分资料，参考的意义也并不大。我们希望今后能够在这个方面做进一步研究。

（一）数据来源说明

文章选取了我国东部地区的“双一流”高校2所、“双一流”学科高校1所，中部地区的“双一流”高校1所、“双一流”学科高校3所，西部地区的“双一流”高校1所、“双一流”学科高校2所。确定了这10所高校后，通过简单随机抽样的方式对这些高校的学院进行抽取，每所高校抽取3个学院，通过网站公开信息查询这些高校的校级学术委员会委员和这些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的学术维度特征，主要包括：性别、年龄、职称、学校层次、委员行政职务、人才层级、学历等。此外，学术委员比较强调高学术水平特征，因此文章对学历进行了细化，分为学士学位学校的层次、硕士学位学校的层次、博士学位学校的层次，同时包括在外国获取学位的情况。消除部分委员数据不完整的影响后，收集到395名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和322名校级学术委员会委员共717名委员的有效数据。在实际分析过程中，剔除了38名信息不全的委员，因此最终的分析涉及679名委员。

有两个概念需要区分，分别是高校类型和高校层次。“双一流”高校、“双一流”学科高校、其他普通高校都是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大部分情况下，“双一流”高校和“双一流”学科高校是按照类型划分的，表示规模、学科种类不同的两种高校形态，是本文主要的研究对象，但因为需要研究两种不同类型高校的人员跨层次流动，所以有时候对“双一流”高校、“双一流”学科高校、普通高校又可以按照学校层次来划分。为避免两种概念的混淆，当涉及对高校按层次划分的时候，设定将“双一流”高校、“双一流”学科高校、其他普通高校分别对应于A层、B层、C层。这里不存在任何高低等级的划分，纯粹是为了研究方便，在此特别说明。

（二）频度图谱分析

利用UCINET6社会网络分析软件对委员数据进行处理，截取10个单元频次进行共现矩阵转换，并由多值关系转换成二值关系，再进行频度分析，同时通过Net Draw画图程序对频度数据进行可视化（见图1）。图1的指标说明如下：

1. “双一流”高校、“双一流”学科高校分别以985U、211U代表。

2. 男性和女性分别用Male和Female代表。

3. U-Leader、S-Leader分别代表委员中的校级领导和中层领导。其中，校级领导包含原任校级正副职领导、现任校级正副职领导；中层领导包含现任和原任学院院长、副院长、职能部门正副职等，Public代表无行政职务委员。

4. 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分别用East、Mid、West代表。

5. 30+、40+、50+、60+分别代表委员的年龄处于30（含）～39岁、40（含）～49岁、50（含）～59岁、60（含）～65岁。

6. Prof、V-Prof、Other分别代表委员正教授、副教授、其他等职称。

7. H-level表示委员拥有院士、国家杰青、长江学者等人才称号，G-level代表除H-level以外的人员。

8. Doctor、Master、Bachelor分别代表委员的博士、硕士、学士学位。

9. Bac985、Bac211、Bac-Com分别代表委员从“双一流”高校、“双一流”学科高校和地方普通高校获取学士学位；Mas985、Mas211、Mas-Com、Doc985、Doc211、Doc-Com分别代表硕士和博士学位获取的高校层次。为便于统计，委员的博士、硕士、学士等学位在中国大陆以外高校获取的都按“双一流”高校来源计算；中国科学院及其院所也都归入“双一流”高校来源系列。

10. 985BacFrom985、985BacFrom211、985BacFromCom分别代表“双一流”高校委员的学士学位获取自双一流层次高校、“双一流”学科层次高校以及普通层次高校，985MasFrom985、985MasFrom211、985MasFromCom、985DocFrom985、985DocFrom211、985DocFromCom等分别代表硕士和博士学位获取的高校层次。

频度图谱反映出高校委员的基本学术维度居于图谱中心位置，比如性别、年龄、人才层次等维度，说明这些学术维度指标与其他维度的关系更紧密并因此在网络中显得更为重要。但本文不准备分析学术维度的技术特征，而主要根据图谱反映的频度趋势来分析委员的学术维度指标在高校内部的差异化事实，并以此来了解学术委员的学术维度的特征表现。

整体来看，高校学术委员会委员的学术水平较高的事实决定了校级委员的职称以教授为标准配置。所有委员中，有97.5%的教授，学院学术委员中存在少量副教授。高层次人才的频度占比为26.5%，说明学术委员会集中了较高层次的人才。一般地，校级学术委员会因为学科、人数的限制而难以汇聚全校的高层次人才，但学院学术委员会一般会汇聚较多的高层次人才，这也是人才指标H-level居于图谱中心的原因之一。学术委员中男性比例较高，占比89.7%；委员的博士化率达到90.7%，其中委员的博士学位获自“双一流”层次高校的比例达到59.1%；拥有中层领导行政职务的比例达到39.2%；50（含）～65岁的委员占绝对多数，比例达到52.0%。

二、高校学术委员学历的教育层次差异

本文主要考察委员的博士、硕士、学士三种学位的获取层次，以此来判断成为学术委员会委员应该具备哪些基本特征。或者说，个人应该具备哪些学历特征才能够成为学术委员会委员？本文主要从学位的获取这个角度来分析。

（一）学术委员的教育层次差异

表1反映的是高校学术委员的基本学历特征。其中，两个类型的高校学术委员中，教授的比例都非常高，“双一流”高校的比例达到98.3%，“双一流”学科高校的比例达到97.4%，这与前面论述的结论一致。两种类型的高校中，男性委员的占比基本贴近，均为90%左右。但是，高层次人才比例有明显的差异，“双一流”类型高校的比例（43.4%）显著高于“双一流”学科类型高校的比例（13.4%）。这说明“双一流”类型高校的高层次人才本身基数更大，相比较而言，“双一流”学科类型高校的高层次人才基数相对薄弱。

两种类型高校委员的博士化率都非常高，都在90%以上。与此相应，硕士和学士学位的比例较低且大部分是年龄较大的委员，年龄在60岁以下委员的最终学位基本上都是博士。50（含）～59岁的委员成为两种类型高校学术委员会的中坚力量，其中“双一流”学科类型高校的比例更大一些，达到近60%。从数据上看，两种类型高校50（含）～59岁和60岁（含）以上两个年龄阶段的委员处于绝对多数，40（含）～49岁和30（含）～39岁两个年龄段的委员比例都相对较少。

（二）学术委员学位获取的路径依赖

表2中，“双一流”类型高校委员的学士学位53.2%获取自A层次高校、硕士学位60.9%获取自A层次高校、博士学位84.5%获取自A层次高校，递增趋势明显。三个学位分别获取自其他层次高校的比例都非常低，对同层次高校的依赖性非常高。“双一流”学科类型高校委员的学士学位有53.4%获取自B层次高校、硕士学位有52.4%获取自B层次高校、博士学位有44%获取自B层次高校，存在递减趋势。这个递减趋势暗示着“双一流”学科类型高校委员对学位层次的需求逐渐从B层次向A层次的分流和跨越。比如，“双一流”学科类型高校委员的硕士学位有24.9%获取自A层高校和博士学位有39.3%获取自A层高校就是证明，这实际上也是对同层次学位需求递减的主要原因。尽管如此，“双一流”学科类型高校委员的学位获取自其他层次的比例仍然相对较低，因此同样表现出对同层次高校学位需求的高度依赖性。这里实际上有两个规律：其一，“双一流”类型高校委员的三个阶段学位的获取高度依赖于同层次的高校（A层）。同时，“双一流”学科类型高校委员的三个阶段学位的获取同样高度依赖于同层次的高校（B层）。其二，“双一流”类型高校委员对同层次高校（A层）学位的需求在学士、硕士、博士阶段递进过程中表现出递增趋势。但是，“双一流”学科类型高校的委员对同层次高校（B层）学位的需求在学士、硕士、博士阶段递进过程中却表现出递减趋势。同时，两种类型高校委员的学位递进对普通层次高校（C层）的需求都表现出递减趋势，这两种趋势实际上是一致的，即都表现出对更高层次学位需求的递增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