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科和美育双重视域下研究型校园戏剧质性研究

［摘 要］研究者采用问卷调查、焦点团体访谈、现场观演问答、投票和观察法五种方法，对参与两部校园戏剧演出的10名学生演员和420名学生观众进行质性研究。研究发现，校园戏剧引领了一场学习革命，可概括为“一个模式、两个驱动、三个还原”，即在美育情境中采用交流模式，以成果和创新为驱动，把学习对象还原为生活世界，把学习方法还原为具象认知，把学生从“沉默的他者”还原为知觉主体。

［关键词］研究型校园戏剧；新文科；美育；学习革命；生活世界；具象认知；知觉主体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437（2024）16-0001-06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十四五”时期至2035年教育发展作出重大部署，提出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明确要求，并强调要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到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教育部在2018年明确提出包含“新文科”在内的“四新”概念，在2019年启动“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在2021年发布《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指南》，均标志新文科建设的全面推进。2021年，教育部公布了首批认定的1011个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表明新文科建设迈向实操阶段。但是有学者指出，绝大多数立项仍然是采用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之“新瓶”盛装现有文科之“旧酒”，对新文科的阐释不但在语义上重叠性高，而且基本事实与逻辑没有多大变化[1]。新文科建设的目标是适应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新要求，推进哲学社会科学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交叉融合，构建世界水平、中国特色的文科人才培养体系。因此与新形式相比，新文科建设更需要新思想的引领和新价值的塑造。党的二十大报告为高校教育事业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强调高等教育要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那么，具体到一个学科、一个专业、一门课程，新文科究竟怎么“新”？

202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提出进一步强化学校美育育人功能。作为拥有戏剧和外语专长的一线大学教师，研究者在2021年至2022年长达20个月的时间里，依托所授课程，与选课学生共同制作了两部校园戏剧，并在校内外进行三场演出，在实操过程中摸索新文科建设的可行性方案和可持续性发展路径，让新文科之“新”看得见、摸得着、做得出、写得下。在演出过程中，研究者基于戏剧制作和观演交流两大模式，采用问卷调查、焦点团体访谈、现场观演问答、投票和观察法五大方法进行资料搜集、记录、整理和分析，对参与戏剧演出的10名学生演员和420名学生观众进行质性研究，考量研究对象对研究型校园戏剧的接受度、适应度等，提出美育驱动新文科产学研融合的发展路径，推动研究型校园戏剧与现象学进行理论对话，使研究获得理论意义。

本研究的具体目的如下：（1）对研究型校园戏剧案例进行质性研究，分析其效度、信度和可推广度，为实践提供参考和借鉴。（2）发现当代大学生在学习目的、方法和成效等方面的变化与诉求，提出美育驱动新文科产学研融合的发展路径，并展示实操过程。（3）与现象学开展理论对话，指出研究型校园戏剧正在引发一场学习革命。

二、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一）研究对象

本文研究对象是分别参与过两场研究型校园戏剧活动的430名在校大学生，其中包括420名观众和10名演员。研究型校园戏剧《哥本哈根》和《北京一号》的制作和演出都发生在校园，作为戏剧理论课程的实践环节，由任课教师担任编导，由选课学生制作演出，学生志愿者担任剧务，全体演职人员获得“志愿北京”志愿时长，观众通过博雅课堂观看演出。

“研究型”包含两层含义，即把前期科研成果①应用于舞台实践，同时在演出过程中对观演双方进行质性研究。质性研究工作围绕演出展开。观众入场时志愿者向其发放调查问卷和宣传单，研究者在演出开始前对调查问卷作解释性说明，观众填写问卷即视为同意参与研究；电子问卷即时回收，纸质问卷在演出结束后统一回收。尽管观众在人数上占有绝对优势，但演员才是本研究的关键知情人（key informants）暨抽样对象。抽样并非一次性完成，演员在彩排结束后自愿填写问卷，三位主演在演出前接受“央广网”记者的集体访谈，演出结束后回答观众现场提问。

研究型校园戏剧在制作和演出中突出时政化语境。2021年6月10日晚7时，《哥本哈根》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术交流中心上演，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剧组在深入调研“两弹一星”工程的基础上，对当代英国科学剧《哥本哈根》（Ｍichael Frayn，Copenhagen，1998）进行跨文化改编，使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的故事与世界第一颗原子弹研制的故事形成鲜明对比，把科学和历史转化为道德辩论场域。2022年11月12日晚7时，原创历史剧《北京一号》在校音乐厅上演，庆祝建校70周年。“北京一号”是中国自主研制的第一架轻型旅客机，《北京一号》取材于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对飞机制造工艺和技术创新进行全方位深入拓展，塑造中国第一代航空航天人群像。

（二）资料收集、分析方法

资料收集的主要方法是问卷调查法。研究者开发了3份调查问卷——《哥本哈根》和《北京一号》的观众问卷，以及《北京一号》的演员问卷。3份问卷都包含定量和定性问题，二者互为补充，用于评估研究型校园戏剧的效度、信度和可推广度。《哥本哈根》观众问卷包含3个人口统计问题（年龄、教育和职业）、3个接受性或适应性问题以及4个观点或影响性问题。120名在校学生（场地满员）观看了演出，收回113份有效问卷，其中106人（94%）年龄在18～25岁之间。《北京一号》的观众问卷和演员问卷都包含2个人口统计问题（年龄和教育）以及13个观点或影响性问题，其中2个问题涉及行为意向，11个问题涉及意识、理解和态度的变化。300名在校学生（文科课程的最大容量）观看了《北京一号》演出，收回20份有效问卷，其中17人（85%）年龄在18～25岁之间。10名演员都填写了演员问卷，他们的年龄都在18～25岁之间。此外，研究者还在《北京一号》第四幕的辩论场景中插入了一份现场投票：“‘多用途飞机’和‘单用途旅客机’两个方案，支持哪一个？”收回82份有效投票。

采用观察法时，研究者尤其注意“取景”距离，在日常排练中采用“中景”距离，尽可能贴近研究对象的真实生活，进行双主体式互动；在现场观演问答和焦点团体访谈时，与之保持“远景”距离，让研究对象尽可能自由自主地表述；而演出时，研究者在后台采用“近景”观察法。

研究者在资料分析部分采用分析归纳和连续比较两种方法，对定量数据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对定性数据采用专题分析，特别是确定关键主题和概念的方法[2]，通过对原始资料的层层归纳，提炼出本土化或贴近原始资料的概念。在理论对话部分，除了使用“生活世界”和“具象认知”等既有概念，还从原始资料中提炼出“知觉主体”和“学习革命”等全新认识或概念，把话语所描述的内容还原为错综复杂的教育现实。这种组合策略不但丰富了研究发现，而且有助于研究者从在校大学生的角度阐释研究型校园戏剧的效度、信度和推广度。

三、结果与讨论

本部分分析定性数据。对照研究收回的《哥本哈根》观众问卷、《北京一号》观众问卷和演员问卷，研究者发现在研究型校园戏剧活动中，学习目的和学习方式都涌现出全新概念，即“创造、交流、生活”与“情境化、具象化和交叉性”。下面具体分析受访者对研究型校园戏剧的接受性、适应性，以及受访者意识、理解、态度的变化和行为意向。

（一）创造、交流和生活

资料分析表明，在校大学生的学习目的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可以进一步提炼出“创造”“交流”和“生活”三个概念。演员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在戏剧课程学习的四个层面中，受访者最感兴趣的是“戏剧表演”（占比40%），“戏剧创作”和“戏剧批评”次之（分别占比30%），“戏剧理论”排在最后（占比20%），而现行教学体系一般以批评为主、理论为辅，极少包含表演和创作，主要考核方式是学术论文写作。受访者认为，理想的戏剧课程是在教师的引领下，把戏剧学习的若干层面结合起来，由浅入深、由表及里，课堂与舞台结合、学习与创作结合；首要诉求是情境化实践，其次是深度思考，新诉求是把创新能力和审美水平同时纳入考核体系。简言之，学生理想的戏剧课程是在真实的生活场景中，把舞台实践与深度思考有机结合，以提高创新能力和审美水平。

观众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最受欢迎的戏剧活动是“研讨”（占比55%），其次是“创作”（占比50%）、“表演”（占比40%）、“舞美设计”（占比35%）和“剧本诵读”（占比30%）。戏剧具有双重文本性，创作、表演和舞美设计都是从无到有的创造性活动，因此，对比演员问卷调查结果和观众问卷调查结果可以发现，演员把创造性活动放在首位，观众把思考放在首位，把创造性活动放在其次的位置。

经统计与分析，研究者把演员问卷受访者喜欢戏剧表演的原因分为五大类，即建立社交网、情感体验、人生体验、具象认知和艺术欣赏，并进一步提炼出“交流”这一核心概念。学习已经超越课堂教学范畴，延伸到真实校园生活的各个方面。校园戏剧活动提供了反思生活经验的契机，虽然不会立即改变参与者的态度或行为意图，但在增进交流、促进身心健康、建设积极健康的校园生态中具有潜在优势。演员问卷受访者在校园戏剧活动中的收获可以概括为知识、认识、感悟和行动四个类别，并在时间维度上进一步提炼出“历史”“当下”和“未来”三个属性。历史引发感悟，激发当下的行动，对过去的认识以及对未来的规划都必然作用于当下现实生活。大学生在交流中学习，在学习中创造，在创造中收获成长。

（二）情境化、具象化和交叉性

随着在校大学生学习目的更新迭代，学习方式理应与时俱进。研究发现，情境化、具象化和辩证性成为全新学习方式的前提条件、基本手段和落脚点。《哥本哈根》观众问卷的受访者都有观看戏剧（曲）的经历，普遍具有参与戏剧活动的经验，“话剧”（占比46%）和“小剧场实验戏剧”（占比80%）分别是《哥本哈根》与《北京一号》受访者最喜欢的戏剧类型，表明在校大学生对校园戏剧的接受性和适应性良好，这是把学习对象还原到真实情境之中、把课堂与舞台结合起来进行开放式实践性教学的前提条件。

《北京一号》和《哥本哈根》都是典型的“科技剧”，即以戏剧形式讲述中外科学技术史上的奇闻大事、科技创新以及科学家的家国情怀，具有突出的交叉学科特征。在科技与艺术学科互融的基础上，《北京一号》还通过历史与当下的时空交错，激发观众多元跨界体验。观众问卷调查结果显示，90%的受访者喜欢历史与当下彼此时空交错的戏剧结构，70%的受访者对历史事件感兴趣。《哥本哈根》观众问卷调查结果显示，66%的受访者对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非常）感兴趣”，科学之谜和历史事件能够唤起观众好奇心，但人物的思想和情感更能引起观众共鸣，观众更关注两位科学家的立场及其选择，在生活经验、人生体验以及对生命的深层追问上与人物共情。与“大”历史相比，具象化的“小”故事更容易引起观众共鸣。

《哥本哈根》通过学科、时空和文化三重交叉，把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的故事与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研制的故事进行对比，辩证阐释科技发展效用和科学家使命——“科学是一把双刃剑”“科学技术的应用要造福人类”“科技的发展应为了创造更好的生活，而不是摧毁生活”“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国籍”“科学家应有良知”“不仅要勇于探索，也要为国家人类着想”“面对道德困境时做自己不后悔的选择”……尽管“北京一号”采用了多用途旅客机的方案，但76.83%的受访者支持单用途旅客机方案，表明交叉性在辩证思考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无论是跨学科还是跨时空、跨文化，只有从形式下沉到内容，才能打破认知壁垒，激发多元跨界创新，以辩证思考取代知识传授，取得跨界突破和创新，在真正意义上实现科技赋能人文。

四、理论对话

对研究型校园戏剧案例进行质性研究，让研究者再一次从真实世界走向理论世界，提出以美育驱动产学研融合的新文科发展路径，指出新文科是一场学习革命。

（一）研究型戏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