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西方理论与典型国家实践经验的财政学学科建设再思考

［摘 要］中国财政学研究应主要基于我国特殊的政治经济体制来进行。回溯公共经济学基础理论，如果将其原封不动地照搬到中国研究情境，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文章对已有财政理论的发展历程、主要特色进行概括和梳理，总结其中的理论局限性，为我国财政学学科建设奠定理论基础。其次，基于国外高校财政学学科建设数据集，以案例研究法对美国、英国等国家的财政学学科建设进行分析，具体从学科定位、人才培养与课程设置、科学研究三个方面梳理典型国家财政学学科建设的整体特征。最后，在前述研究的基础上，探索适用于我国财政学学科建设的举措，以期为相关院校及专业建设提供经验借鉴。

［关键词］财政学；学科建设；西方理论；实践经验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437（2024）21-0016-07

一、财政学学科建设时代背景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提出了建立现代财税体制的目标要求、主要任务和实现路径。构建一个现代化的税收制度不仅是一种实践性需求，也是一种富有深意的理论探索。深度挖掘其理论基础，能够进一步促进现代税收制度的发展。相较于传统的税收体系，现代税收制度具有显著差异，是建立在财政体制全新定位基础之上的。我国目前主要通过理念、思维和战略等方式推动财政改革发展，并在实践方面取得显著进步。但是，随着财政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当前的财政理论框架与财政改革发展出现不匹配现象。理论是行动的先导，要推动新时代财政改革发展，一个重要前提就是深入把握财政学学科建设，更新相关理论、理念。面对当前时代的挑战，我们需要深入探讨中国的财政制度建设实践及其背后的基本原理，从中提取出具有理论价值的新观念，总结出具有规律性的实践经验。之后，我们可以以此为基础，构建一个现代化的财政制度理论框架。

财政学的学科属性要求其不拘泥于单一学科的建设范畴，而是为解决现实问题、满足现实需求而建立跨学科的方法论体系。国家治理是一个包含政治体制、社会体制和经济体制的综合系统[1]，只有在综合多个学科基础理论与研究方法的基础上，财政才能发挥好“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的作用。对于财政学的学科属性分析应当立足国家治理的现实需求，国家治理的复杂系统要求财政理论研究不能就财政论财政，要从多个交叉学科的角度进行分析。具体来看，财政学至少需要综合政治学和社会学的基础理论与研究方法。在政治学方面，财政学是“财”与“政”的结合，近代以来财政学发展经过的官房时代、政治经济学时代和经济学时代都以国家为主体，十分重视国家的作用。在财政实践中，从政治学的角度理解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财政收支原因及划分等内容至关重要，脱离国家治理模式分析财政问题不仅不能解决财政现实问题，甚至还会造成理论错误。在社会学方面，财政收支活动会对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产生影响，同时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又反作用于财政。现代财政实践表明，财政运行良好是社会稳定的保障，因此财政收支结构与收支关系的调整要重点关注收入分配结构、城乡结构、个人与组织关系、组织与组织关系等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

中国财政学研究应主要基于我国特殊的政治经济体制。回溯公共经济学基础理论，英国和美国财政理论的根源为市场失灵理论，欧洲大陆的交易理论则是另一个主要的理论框架。此外，苏联的财政学科体系也提供了独特的视角。这些理论如果原封不动地照搬到中国的研究情境，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欧洲大陆学派财政理论集中探讨如何为政府财政多元目标的实现提供理论支持，而不关注财政效率问题，也缺乏跨学科性与严谨的分析框架。以苏联财政学科体系为基础的国家分配论的目的是实现国家职能，然而国家分配论更适用于计划经济，难以解释市场经济制度下的财政现象。而我国特殊的政治经济体制、政权组织结构对我国财政产生了重大影响，主要表现为：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更加注重与国情相结合，充分发挥财政在调节经济、优化资源配置等方面的作用和功能，进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更加突出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的功能，更加强调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以满足公共需要。基于此，中国的财政学研究领域急需搭建一个以中国独特的税收制度变革和发展为基础，同时又能服务全球、展现中国特色的财政理论框架。这一理论框架将有助于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制度的改革，并为进一步提升系统的全面性、协调性和一致性提供理论依据。

二、研究基础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各种财政理论的发展，这些理论可以分为三个主要类别：一是基于市场失灵理论的英国和美国的财政理论，二是基于交易理论的欧洲大陆学派的理论，三是苏联的财政学科体系。基于此，本部分主要对已有财政理论的发展历程、主要特色进行概括和梳理，总结其中的理论局限性，为我国的财政学学科建设奠定理论基础。

（一）以市场失灵理论为基础的英美财政理论

从现代财政理论源头《国富论》到凯恩斯主义理论再到市场失灵理论是英美财政理论发展的主要路径。英美财政学派的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定义。斯密提出，市场中存在多种力量和动机组成的个体，它们在“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产生一种理想的经济社会结果，而实现社会自由发展的同时需要政府提供安全环境与法律规则框架等，但此时他并未提出“政府干预”等相关政策主张。关于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紧张关系，最早是由李嘉图和穆勒等经济学家提出的，他们主要利用这一理论来解析市场经济发展的各类问题。然而，在1929年至1933年期间，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经历了一场持续时间较长、影响范围广且影响深远的经济灾难。传统的经济理论无法对大萧条时期的各种经济现象作出合理解释，也未能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以应对这场危机。在这个关键时刻，凯恩斯提出了他的有效需求理论，该理论认为“财政政策应被视为国家经济恢复平衡的关键因素”，这无疑是对财政政策在经济中的重要性的前所未有的重视。其后，马斯格雷夫以凯恩斯宏观经济学为基础，正式创建了英美财政理论。1958年，巴托教授在其发表的《市场失灵的解剖》一文中首次系统阐述了市场失灵理论，后经过庇古、马歇尔、萨缪尔森等经济学家的不断深化，使得政府对市场进行财政干预的政策行为更具理性主义色彩。

（二）以交易理论为基础的欧洲大陆学派的财政理论

起源于16世纪初期的欧洲大陆学派财政理论，其主要代表是德国官房学派。16至17世纪的德国开始由封建国家向近代统一国家过渡，此时经济落后，政治封闭格局，各大小诸侯国和自由城市间经常发生土地兼并与城市争夺战争，重创了德国经济并极大地限制了国王在政治经济上的实权。因此，国王选择一批学者作为财政金融顾问参与了由王室私密会议主持的讨论会，主要聚焦国家的财政与金融问题。这一群体的成员被冠以“官房学者”之名，从而逐渐形成了官房学派。19世纪中后期，西欧由于科技革新和社会经济发展，对社会科学（包括社会学、人类学以及历史学等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而导致其形态的转变。同时，普法战争完成了德意志的统一。鉴于德国当时面临国家建设的重要任务，以及国家间征战、侵略的社会现实，官房学派逐步探讨追求领主与属民共同利益、共同富裕的“宫廷理财学”。这一理论的出现，为欧洲大陆的财政理论注入了新的活力。这种理论强调，财政现象并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而是涉及政治、经济以及行政等多个层面。因此，财政学的研究领域已经扩展至涵盖政府、国家和各类社会组织在内的财政、经济、社会行为及其相关问题的各个方面。这一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瓦格纳。一战后，德国战败，德国财政学研究也随之走向衰落。此时，学者对财政理论的思考更强调政治的作用——财政社会学，该学说源自欧洲大陆学派，是在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产生的学说。财政社会学深受政治科学的影响，诸如阶级、政党等成为研究税收决定的重要因素。随后，以布坎南、戈登为主要代表人物的公共选择学派将交易分析范式带入财政理论研究领域。公共选择学派的公共选择理论更加强调规则的选择和制度的构建[2]，批判了主流经济学将经济市场和政治市场割裂的研究方法，认为可通过将经济市场的竞争机制和运行规则引入政治市场来提高政治市场的效率。

欧洲大陆学派财政理论主要探讨如何为政府财政多元目标的实现提供理论支持，而不关注财政效率问题，也缺乏跨学科性与严谨的分析框架。同时，欧洲大陆学派各派学者关注的理论侧重点不尽相同，因此不可能在统一假设与严密逻辑的基础上构建分析框架和进行有效的学术争论，难以高效推进财政理论的发展[3]。

（三）以苏联财政学科体系为基础的国家分配论

国家分配论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论基础，借鉴苏联的货币关系论这一财政理论而创建的。从源头上分析，货币关系论认为社会主义由于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公有制诉的存在而决定了商品货币关系的存在，财政即为收入分配和再分配过程中作为生产关系的一部分而客观存在的一种货币关系[4]。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演变，在财政理论的发展过程中我们逐渐从“以苏为师”变成“以苏为鉴”。基于此，以许廷星、邓子基、许毅三位学者为创始人的国家分配论在对苏联货币关系论的继承和批判中逐步成型，并且许毅、许廷星、邓子基、陈共、姜维壮、叶振鹏以及赵春新等研究人员都从各自的角度出发将社会总产品分配论、社会再生产理论等发展壮大，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

从财政本源视角来看，国家分配基于国家的财政源头及其阶级本质，深入探讨了财政的核心原则，强调“国家”作为阶级社会的分配主体作用。这一理论强调了财政的核心特性是基于国家的分配模式[5]，其主要目标在于执行国家的职责。然而，国家分配论更适用于计划经济，难以解释市场经济制度下的财政现象。

从国家与政府的关系视角来看，国家分配论将国家表述为财政行为的主体，国家通过实行阶级统治对经济社会进行管控，此时的财政是为实现国家职能而进行分配的再分配关系。该理论不仅未将国家与政府进行合理的区分，忽视了社会组织在国家治理方面的重要作用，还将国家视为市场的外在力量。

（四）思考与讨论

1.历史演进角度下不同学派的财政理论发展

斯密的《国富论》通常被视为当代英美财政学派的源头，而德国官房学派可以视为欧美大陆学派理论的源头。在早期的官房学派发展时，以斯密为代表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尚未诞生，英美学派的财政理论属于“后来居上”。同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苏联的财政理论——货币关系论也曾在我国有较短时间的发展（见图1）。

2.对比不同财政理论学派的理论基础

各财政理论学派的理论根源存在显著差异，这主要归因于它们各自的研究目标以及需要解答的问题类型有所区别（见表1）。英美财政学派的研究对象主要是财政政策，因此其理论基础是市场失灵；而欧洲大陆学派以交易理论为基础，主要原因是其研究对象是一个国家内的“国民经济”；以货币关系论为主的苏联的国家分配论以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为基础，主要是因为苏联财政理论将计划经济与苏联社会主义体制进行捆绑，财政学家只能扮演政策阐释者的角色。

3.英美财政理论成为当代主流财政理论的原因

英美财政理论成为当代主流财政理论存在两大历史机遇。

其一是欧洲大陆学派财政理论的没落。二战期间，许多大陆学派学者或者被迫害，或者移民英美等国家，在移民过程中他们必须适应并采纳英美财政理论的学术术语和模式。这严重阻碍了欧洲大陆学派财政理论的发展，进而将英美财政理论推向了学术主流的地位[6]。

其二是经济危机的影响。西方财政理论长期以来被英国和美国的财政理论主宰，这主要是由于这些国家的政府和学术界在二战前后对于财政政策的解读需求。特别是在1929—1933年的大萧条时期，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实施了一系列被称为“新政”的财政措施，其核心是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这些措施后来被凯恩斯进一步阐释并发展成为凯恩斯主义。凯恩斯通过深入研究政府预算与就业之间的关系，引领英美财政理论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即所谓的“黄金时代”。

4.英美财政理论的局限性

当前，中国财政理论研究者们普遍认同一个观点，即财政学是一个跨领域的学科，它横跨了经济、政治以及公共管理等多个学科领域[6]。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英美财政学派在全球范围内占据着主导地位，但是其理论体系却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它把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几乎不加甄别地引入财政学，以市场失灵理论为起点，以“经济人”假设为前提，以成本效益分析方法为核心，以福利经济学范式为基础，实现了财政理论的全盘经济学化，使得财政学失去了其作为一门科学本身所具有的特质，成为经济学的附属品，这种现象对财政学的发展和理论创新构成了严重的阻碍。由于其理论框架的局限性，基于市场失灵理论的英美财政理论已经无法有效地解释现实世界的情况与预测未来财政活动发展的趋势，进一步导致相关学者在指导政府财政活动、参与财政政策制定过程中产生思维偏差。为了应对这一挑战，我们需要在具有中国特色的财政税收改革和发展策略的基础上，构建一个能够服务全球、展现中国特色的财政理论框架。这个理论框架将为中国社会主义财政制度改革提供理论指导和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