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性和学理性相统一的实现路径

［摘 要］以“民族复兴”为中心视角，准确把握教材内在的学术逻辑，构建学术性强的教材内容体系，深入剖析教材重要论断的政治意涵，彰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的政治导向作用，是实现政治性和学理性相统一的关键路径。通过厘清“民族复兴”主题下的历史发展规律，进一步揭示“五史”“三问”“时代之问”的政治理论内涵，可以使学生充分认识“四个选择”的历史必然性，加深对国家发展历程的理解，形成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的认同感和责任感。

［关键词］民族复兴；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政治性和学理性相统一；教材学术逻辑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437（2024）22-0057-06

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讲话时强调，要“坚持政治性和学理性相统一”[1]17的原则，并将之放在了“八个相统一”中的首要位置。当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面临的困境之一就是如何在教学中实现政治性和学理性相统一，如何在体现政治引导作用的同时，提升学生的理论认知度。教材是课程教学的根本，深刻理解教材安排历史叙事的学术逻辑，讲好讲深讲透教材重要论断的政治内涵，是实现政治性和学理性相统一的必由之路。本文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以下简称纲要）课程为例，对教材的学术逻辑进行分析，探讨纲要课程教学中政治性和学理性相统一的困境及其突破路径，以就教于方家。

一、纲要课教学实现政治性和学理性相统一的困境

相较于其他思政课，纲要课事件、人物众多，时间跨度大，线索繁多且理论性较强，这使得部分教师在具体教学过程中产生政治性和学理性相脱节的现象，具体而言：

第一，部分教师照本宣科式讲授，缺乏透彻的学理分析。纲要课仅有40多个学时，却需要讲解180余年的历史。要想利用这40多个学时将180余年的历史讲得面面俱到、讲得鞭辟入里是不可能的。这就需要教师对纲要课程涉及的内容进行二次整合，抓住历史的主题主线，抓大放小，依据教材而又超脱教材。但部分教师在备课时，只能根据教材内容进行内部的排列组合，局限于教材进行按部就班、照本宣科式讲解。这不仅会导致教学内容枯燥乏味、缺乏新颖性，也经不起学生各种“为什么”的追问，更讲不透理论层面的“怎么样”。

第二，部分教师对学术界最新的研究动态了解不足，难以很好地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新时代伟大建设成就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最新研究成果融入教学内容。教师在讲授纲要课程时，不能仅仅对教材中涉及的时间、地点、人物进行“是什么”式的简单讲解，还要在了解最新学术动态的基础上讲清楚“为什么”，要对历史事件、历史现象作出解释，说明它为什么如此，讲出一些带规律性的东西，说出个道理，“以透彻的学理分析回应学生，以彻底的思想理论说服学生，用真理的强大力量引导学生”[1]18，这样才能算是抓住了历史。如若教师对最新的学术动态了解把握不足，就有可能传播一些不成熟的观点，甚至错将历史虚无主义观点当成学术界“最新”的研究成果加以宣传。例如，有教师为求上课内容的标新立异、与众不同，错误地引入近代社会性质是“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观点。这一结论无疑是对近代革命历史必然性和进步性的否定，更是陷入了历史虚无主义的陷阱中。

第三，部分教师对纲要课的课程性质理解不全面，或刻意突出故事性、趣味性而削弱政治性，或一味进行生硬的灌输和政治宣教而弱化学理性。纲要课作为一门思政课，“并不是要把课讲成简单的政治宣传，……无论是通过讲故事、讲历史还是讲理论的方式讲思政课，都要体现思政课的政治引导功能”[1]18。但部分教师为求纲要课的趣味性，将关注点或是教学内容过多地放在了对历史故事、历史事件的讲解上，刻意追求以新奇故事甚至“野史”来吸引学生，这其实就弱化了纲要课的政治导向性；有些教师则过于强调纲要课的政治属性，一味追求对政治观点、宣言、方针等的宣传，而忽视了对产生部分“观点、宣言、方针”等的历史背景、历史事件的逻辑分析，使得学生无法达到一定的理论深度，难以产生政治认同感。

要突破以上困境，关键在于深刻把握纲要教材中“民族复兴”这一核心主题。通过以“民族复兴”为中心视角重新构建教材内容，不仅能够更加清晰地展现教材内在的学术逻辑，而且能够系统地梳理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及中华民族发展史（以下简称“五史”）以及深入探讨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好”（以下简称“三问”）所揭示的根本规律，从而构筑突出学术性的教材内容体系。同时，将“民族复兴”的核心主题与《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提出的“时代之问”（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对新时代所面临的“重大时代课题”作出的全面概括，即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本文将之简称为“时代之问”）相联系，能够更深刻地理解“四个选择”背后的理念精髓，进一步彰显纲要课程教学的政治导向，实现政治性与学理性相统一。

二、围绕“民族复兴”主题重构学理性突出的教材结构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教材给出的是教学的基本结论和简要论述，要让不同类型的学生都爱听爱学、听懂学会，需要做很多创造性工作。”[1]21因此，深挖教材、提炼教材学术逻辑、构建学理性突出的教材结构体系，是突破前述困境的必由之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不仅贯穿了纲要教材的基本架构与叙述脉络，而且构成了中国共产党百年斗争历程的中心主旨。围绕此主题，诸多关键议题，如中华民族为何衰退、民族复兴之概念在近代中国萌生、早期复兴尝试为何屡遭挫败、新的民族复兴路径如何确立、民族复兴如何步入自觉行动的新时代等，构成了解析“五史”“三问”以及“时代之问”的关键切入点。

中国封建社会在近代的相对滞后表明，传统文明已无力继续引导民族前进。西方列强的逐步入侵与民族危机的加深导致“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2]2。因此，鸦片战争之后，完成两项历史任务、实现民族复兴成为近代中国的中心议题。

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期间，农民阶级、地主阶级及资产阶级的不同派别对“民族复兴”的探索连续失败。这不仅揭示了这些阶级均无法成为“民族复兴”的引领者，也表明拜上帝教、“中体西用”、改良主义、三民主义等均非指向“民族复兴”的科学道路，“中华民族仍旧沉浸在日益加深的民族与社会危机之中”[3]49。历史的洪流呼唤新的领航者，以新的革命理论探寻新的民族复兴之路。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将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实践，将马克思主义带入中国，引发“民族解放的新希望”[3]93。这促进了五四运动后的新文化运动从传播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转变。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选择了这一新的革命理论，标志着“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为主动”[4]1516。随后，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人运动紧密结合，孕育出“民族复兴”的新领导力量——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从此，“民族复兴”的道路有了“前进的主心骨”[5]。在这一时期，在关于民族复兴道路的探索中，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与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中间势力，分别提出了建立人民民主专政共和国、一党专政的军事独裁、“中间路线”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这三种建国方案，从而引发了关于“两个中国命运”的抉择。经过一系列的比较与较量，唯有中国共产党“向人民、向历史交出了一份优异的答卷”[2]22。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共和国方案，最终成为历史与中国人民的共同选择。“民族复兴”由此步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仅用数十年时间便“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2]5，建立了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自此，民族复兴的实现有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基础。这进一步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具有“更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6]67，再次说明了“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能够发展中国”[6]14，同时也印证了中国共产党具有领导国家和民族走向复兴的强大能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迎来了“民族复兴”历史上更加辉煌的成就。在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从而铺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新篇章。我们“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6]63。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更高飞跃，充分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2]6，更加凸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民族复兴的必经之路。

进入新时代，我们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次飞跃中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的新形态”[2]14，“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6]72。这是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对“三问”的有力回答，更是实践对理论的最好证明。

教材十章围绕“民族复兴”主题展开叙述，阐明中国近现代的社会历史进程，揭示了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便承担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使命的坚定决心，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障”[3]1的科学论断。围绕“民族复兴”主题重构学理性突出的教材体系，可以从学术角度回答并阐释“五史”“三问”“时代之问”及“四个选择”的必然性与所体现的内在规律，精确地解答涉及我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重大问题和选择。这种方式不仅体现了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把握，而且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在实现民族复兴道路上的历史智慧和理论自信。通过这样的教材体系的重构，促进学生对国家发展历程的深刻理解，激发其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的认同感和责任感。

三、围绕“民族复兴”主题解析教材重要论断的学术内涵

纲要教材限于体例篇幅等因素，对许多重要论断无法进行深入阐释。这就需要教师根据教材的论断，结合学术界最新的研究成果，把握最新政治动态，对其进行补充和论述，做到政治性和学理性相统一。本文以教材第七章“为建立新中国而奋斗”为例作一说明。

这一章的核心论断是“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怎样对这一论断作出学理性的说明，是教学的重点。从近代中国两大历史任务的角度来看，抗日战争的胜利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创造了极好的条件，如教材所论，“这一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从近代以来陷入深重危机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转折点”[3]165。这是国共两党合作、全体中国人共同奋斗而取得的胜利。问题的关键在于，以革命党自居、在抗战中作出巨大贡献、在战后获得极大声誉和民心民意并取得领导中国合法性“法统”地位的国民党，理应成为引领民族复兴的代表，为何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障碍？为什么中国共产党的道路才是民族复兴的“光明的路”[3]168？这是贯彻教材第七章的两条叙事线索，其核心指向是从正反两方面论证“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这一核心论断，并以国民党反照自身，从“他者”的视角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作出解释。

对前一个问题的回答，需借助教材第五章第一节第一目关于国民党统治实质的内容，结合学术界对国共成败的研究成果，从国民党阶级性质、自身结构性缺陷、中华民族发展前景三个方面加以揭示。从阶级性质来说，国民党无法带领中华民族走向复兴，其原因在于教材第七章第一节所述“国民党统治集团作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其根本目标是使战后的中国维持蒋介石的独裁统治”[3]168。阶级基础决定国民党只能在大城市立足，代表少数人的利益。它并不是中华民族和全体中国人民的代表者，亦注定了它不能深入农村基层的命运。“国民党是以资本家、商人、城市知识分子为骨干……作为一个在城市中发展起来的意识形态认同团队，它实现一体化，只能建立一个上大下小的倒砌金字塔式的官僚系统。”[7]在中国这样一个外来压迫重、工业底子薄、贫困农民占人口大多数、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国家进行现代化建设，执政党必须从大多数人的利益出发，整合生产关系，并具备强大的上通下达的能力，建立联通中央与地方、城市与农村的高效有力的动员体制。国民党不是不想深入基层，但赖以立足的阶级基础和自身的结构化问题[8]使它上层臃肿庞大而下层窄化涣散，没有将政党的意志、目标转化为现实的能力，没有强大的社会资源汲取力、各阶层利益的整合力。国民党始终未能建立一个具有高度动员力、严密渗透性、强大执行力和内聚力的政党组织体系，这意味着它难以通过“社会革命”的方式深入基层完成资源整合，尤其是难以得到农民的支持。它只能通过利用地痞、劣绅、恶霸作为“营利型经济”并复活帝制时代带有监视与控制特色的保甲制度强化对农村的控制。无序扩张引发基层无组织力量的加速膨胀，造成“国家政权的内卷化”[9-10]。乡村在种种内耗中进一步破败化并加速滑向崩溃的边缘[11]。种种现象和研究表明，国民党的阶级性质和党组织结构缺陷决定它在抗战胜利后迅速退化为阻碍民族复兴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