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仲裁制度建设重点问题研究
作者： 李智 王俊晖摘 要：中国体育仲裁委员会设立运行伊始，在仲裁程序与规则适用中面临一些难题，集中体现在运动员工作合同纠纷由劳动仲裁委员会管辖还是体育仲裁委员会管辖更为妥当，如何强化与国内外解纷机制的衔接与协调，如何充分保障体育纠纷解决及时性等。鉴于体育仲裁在管辖、执行、专业性等方面具有优势，由体育仲裁委员会管辖运动员工作合同纠纷更为合适；体育组织还需积极探索建设多元化的内部解纷机制，体育仲裁委员会则应适当行使自裁管辖权，做好内部解纷机制与体育仲裁的衔接；同时，关注国际体育解纷机制的新发展、新变化，确保国际体育解纷机制与体育仲裁的协调，积极回应体育纠纷处理的及时性要求，形成由“法律—规则—办法”构成的临时措施规则体系。
关 键 词：体育仲裁；运动员工作合同纠纷；纠纷解决机制；国际体育组织；临时措施
A study on key issu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ports arbitration system
LI Zhi1，WANG Junhui2
（1.School of Law，Fuzhou University，Fuzhou 350108，China；
2.School of Law，Tsinghua University，Beijing 100084，China）
Abstract：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establishment and operation of the China Sports Arbitration Commission， it has faced a number of difficulties in the application of arbitration procedures and rules， focusing on the following aspects： whether it is more appropriate for disputes over athletes' work contracts to be under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Labour Arbitration Commission or that of the Sports Arbitration Commission， and how to strengthen the connection and coordination with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s， and how to fully guarantee the timeliness of sports dispute resolution. In this regard， the study holds that in view of the advantages of sports arbitration in terms of jurisdiction， enforcement and professionalism， it is more appropriate for the Sports Arbitration Commission to have jurisdiction over athletes' work contract disputes. Sports organizations also need to actively explore the construction of a diversified internal 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 and the Sports Arbitration Commission should exercise its jurisdiction of self-adjudication appropriately， so as to make good use of the interface between the internal 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 and sports arbitration. At the same time， it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new developments and changes in the international sports 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 ensure coordination between the international sports 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 and sports arbitration， and also respond positively to the requirement of timeliness in the handling of sports disputes， so as to form a system of rules on provisional measures consisting of "laws， rules and methods".
Keywords： sports arbitration；athlete employment contract disputes；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s；international sports organizations；provisional measures
《体育仲裁规则》《中国体育仲裁委员会组织规则》的实施与中国体育仲裁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我国体育仲裁制度正式建立。运行伊始，体育仲裁制度在仲裁程序、规则适用仍面临一定问题，主要体现为运动员工作合同纠纷的管辖权存在一定模糊，受案依据条款的适用存在理解误区，国内外体育解纷机制的协调有所欠缺，临时措施制度有待填补等。解决这些问题，是保证体育仲裁委员会正常运转，实现体育仲裁公正、专业、高效解决体育纠纷的关键。
1 合理划定运动员工作合同纠纷的管辖权
我国《体育法》第九十二条按照“补缺口”“堵漏洞”的制度创设定位，以“列举+排除”的方式规定体育仲裁的范围[1]，体现出清晰划分体育仲裁、劳动仲裁与商事仲裁的界限，在仲裁范围上避免重叠、交叉的立法思路[2]。不过，这种划界方式以区分纠纷的法律关系为基础，但一些纠纷不可避免地同时涉及多种法律关系，从而给管辖权确定带来困扰。这一困境在运动员工作合同纠纷中表现的尤为突出。
1.1 运动员工作合同纠纷的管辖权仍存在争议
运动员工作合同涉及的法律关系较为复杂，既可能涉及运动员薪资等劳动因素，也可能包含运动员代言合同、肖像权协议等商事内容，还可能与限制交流、拒绝注册等体育管理因素相互关联。因此，既有观点将运动员工作合同纠纷视为注册、交流纠纷的一部分，也有观点将其看作劳动合同纠纷，还有观点将其识别为雇佣合同或其他商事合同纠纷。换言之，各仲裁机构从自身立场观察，在运动员工作合同纠纷上均具有一定的管辖权依据。这就可能造成不同案件的当事人对纠纷的性质理解不一致，在个案中约定不同的仲裁机构，或直接依据法律规定申请劳动仲裁。
在3种解纷方式中，体育仲裁、商事仲裁均为协议仲裁，可以通过实践中当事人的合意选择逐渐磨合二者的管辖权。因此，解决工作合同管辖权的重点在于厘清作为强制仲裁的劳动仲裁与作为协议仲裁的体育仲裁间的关系。《体育法》修订时，考虑到体育仲裁实践基础较为薄弱，劳动仲裁的“一裁两审”更有利于保障运动员权利，按照“凡是通过现有纠纷解决渠道能够较好解决的体育纠纷，应当尽量通过现有渠道解决”的思路，认为可由劳动仲裁机构处理运动员工作合同纠纷。这一考量具有相当的必要性，是体育仲裁制度初设时的优选方案之一，但不可避免地面临以下3方面问题。
第一，无法阻断当事人继续向国际体育纠纷解决机构申请仲裁，难以完全避免国内纠纷国际化问题。尽管国际足联《身份与转会规则》第22条规定，国际足联对运动员涉外工作合同纠纷的管辖权不影响其向国内民事法庭寻求救济的权利，该条亦并未表明国际足联会因当事人向国内法院寻求救济而放弃对纠纷的管辖权。国际足联《身份与转会规则评注》指出，在第22条的情形下，当事人必须明确约定由国家法院处理当事人之间的工作合同纠纷，才能够排除国际足联的管辖权。因此，一旦运动员工作合同纠纷中具有国际交流等涉外因素，除非体育组织与运动员签订工作合同时明确约定由我国劳动仲裁机构管辖，运动员仍然可以继续向国际足联申请仲裁，并进一步向CAS申请上诉仲裁①。从实践情况看，对国内运动员而言，由于劳动仲裁具有强制性，其往往不在工作合同中对劳动仲裁机构的管辖权作出明确约定，体育组织自治规则也并不会明确规定由劳动仲裁委员会处理工作合同纠纷；对国外运动员而言，由于对劳动仲裁的独立性与专业性持保留态度，往往不愿意约定由劳动仲裁机构管辖。如是，国内劳动仲裁将与国际体育解纷机制产生管辖冲突，甚至面临裁决执行的冲突，国内纠纷国际化的问题并未得到改善。此外，FIFA是否会将劳动仲裁机构认定为《身份与转会规则》中的民事法院并对此种约定保持尊重，仍有待商榷。
第二，劳动仲裁难以完全化解体育行业自治规则与劳动合同法之间的冲突。比如，根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用人单位不得限制劳动者解除合同，不得对劳动者进行罚款，并应在签订两次固定期限合同后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等。但在职业体育领域中，拒绝当事人在注册期外解除工作合同、进行纪律罚款、签订年薪合同都属于正常的管理行为[3]，与《劳动合同法》的规定明显不匹配。此时，若劳动仲裁机构适用体育自治规则，则不符合《劳动合同法》的规定。
第三，由劳动仲裁、体育仲裁机构分别处理运动员工作合同纠纷与注册交流纠纷，反而可能因解纷时效过长而影响运动员的正当利益。从实践中看，运动员工作合同纠纷往往是注册、交流纠纷的核心问题：或运动员因工作合同履行问题引发注册、交流纠纷，或当事人一方在注册、交流纠纷中提出与履行、解除运动员工作合同有关的抗辩。不论出现上述何种情形，若由劳动仲裁委员会处理工作合同纠纷，当事人均需要同时申请劳动仲裁与体育仲裁，并在完成劳动争议解决程序的“一裁两审”后，才能最终解决工作合同纠纷，继续推进体育仲裁程序。这可能造成两方面的问题：其一，注册、交流纠纷对时效要求极高，“体育仲裁—劳动仲裁—法院一审、二审—体育仲裁”的解纷时效过长，很可能对运动员的职业生涯、俱乐部的发展规划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其二，以劳动仲裁对运动员工作合同纠纷的判断作为处理运动员注册、交流纠纷的前提，可能干扰体育仲裁机构的独立判断，甚至影响体育仲裁的独立性。
1.2 体育仲裁机构管辖工作合同纠纷的优势
相较而言，体育仲裁具有的管辖、执行、专业性优势，使其更适合对运动员工作合同纠纷行使管辖权。
首先，由体育仲裁机构管辖运动员工作合同纠纷，有助于排除国际体育组织的管辖权，避免国内纠纷国际化。一方面，根据国际足联《身份与转会规则》第22条第1款b项的规定，国际运动员与俱乐部之间若存在工作合同纠纷，当事人可以根据体育组织章程或集体谈判协议向国家一级的独立仲裁机构申请仲裁。如是，在体育组织章程的授权下，国际足联对国内运动员涉外工作合同纠纷的管辖权将被完全排除。另一方面，若劳动仲裁委员会被排除在民事法院的范畴外，由于其难以满足国际足联对仲裁机构独立性的要求，即便国外运动员同意约定由劳动仲裁委员会管辖该纠纷，也不能起到排除国际足联管辖权的作用。国际足联《第1010号通告》明确“独立仲裁”的最低标准，第一条即规定“争议各方均享有平等任命仲裁员的权利”。而劳动仲裁具有行政仲裁、强制仲裁的属性，通常不允许当事人选定仲裁员，与《1010号通告》的要求不符，一旦国外运动员违反约定向国际足联申请仲裁，国际足联也可以因劳动仲裁不具有独立性而否定其管辖权，进而受理案件。因此，国外运动员选择由体育仲裁机构处理工作合同纠纷，才能够满足《第1010号通告》关于独立性的要求，真正排除国际足联的管辖权，避免管辖权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