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认知制度对体育与健康课程变革实施行为的影响

[收稿日期：2023-12-2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3BTY060）。

作者简介：李斌（1980-），男，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学校体育。E-mail：[email protected]  通信作者：程卫波]

摘      要：基于新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将我国体育与健康课程的变革实施放置在制度生态理论中加以解读，从而明确了体育与健康课程变革实施中出现的“有法不依、有令不行”的困境，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文化-认知制度的影响。研究深入剖析了文化-认知制度积淀的“应试图式”“身份图式”和“教学图式”对体育与健康课程实施行为的影响，提出了3个方面的优化策略，即落实和强化监督与问责的机制，实现对课改推行的有效控制；科学谋划制度安排的权力，引领和建构体育教师正确的身份认知；尊重和干预体育教师的内生性权力，促进体育教师专业能力的增强。

关  键  词：学校体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文化-认知；新制度主义

中图分类号：G8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24）03-0087-08

The influence of culture-cognition system on the implementation behavior from physical education and health curriculum reform

——A framework Based on the new institutional analysis

LI Bin1，ZHUANG Bi2， 3，CHENG Weibo4

（1.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Jinan 250014，China；

2.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Guangzhou 510641，China；

3.Innovation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of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Guangzhou 510641，China；

4.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Qufu Normal University，Qufu 273165，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new institutionalism， this study interprets the implementat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health curriculum change in China in the institutional ecology， and then clarifies the dilemma of "not following the laws and not implementing the order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health curriculum change， which is to a large extent constrained by the influence of the cultural-cognitive system. The study also deeply analyses the influence of the "test-taking schema"， "identity schema" and "pedagogical schema" accumulated in the cultural-cognitive system on the implementation behaviour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health curriculum， and based on this， three aspects of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are also proposed， namely to implement and strengthen the mechanism of supervision and accountability， to achieve effective control ov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urriculum reform; to scientifically plan the power of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to lead and construct the correct identity percept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and to respect and intervene in the endogenous power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to promote the enhancement of their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Keywords：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physical education and health curriculum；cultural-cognitive；new institutionalism

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教育改革政策都会遭遇实施难的问题，究竟是哪些因素影响政策的实施，这是公共政策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著名教育家波特[1]深入研究了澳大利亚政府在教育变革中的作用后直言不讳地指出：“政策制定者们关心的是创建政策和实施法律来促进教育变革，而对具体的实施过程不太重视。”美国课程学者沃克[2]在分析美国学校改革后也指出：“在美国，我们从小所熟知的教育情境依然。学校里的很多制度性安排，包括课程安排，年复一年，变化缓慢。”课程实施是一个长期的价值内化与根植过程，如果对实施中的问题没有清晰的认识和理解，课程改革的政策目标就容易偏离轨道。目前，我国的体育与健康课程改革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即作为一种实践的新课程在实施过程中遭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所谓“实施难”本质的问题，是政策实施者在实施过程中没有如政策要求所预期的那样行事，而是作出了与政策要求不一致的行为选择。所以，有关政策实施难问题的分析就必须聚焦一个关键的问题，那就是在政策压力之外，到底还有哪些力量在影响着实施者的行为选择，而且其影响力足够抵消甚至超越政策压力呢？已有文献对体育课程实施的影响研究主要集中在3个方面：一是聚焦个体体育教师改变的影响因素，如体育教师的认知、情绪和动机；二是关注课程方案本身的结构缺陷，如操作性的缺乏；三是大家对课程改革必须关注和重视文化因素已基本达成共识，而且也都认识到文化已经成为课程改革的一个重要阻滞因素，但具体是什么“文化内容或机制”发生作用，且影响着行为主体的课程改革行为，相关研究还缺乏深入细致的考察。本研究试图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从新制度主义视角下的文化-认知层面对这个问题加以分析和解读。

1  文化-认知制度作为理解体育与健康课程变革的新视角

近年来，秉持独特视角的新制度主义正以强劲的解释力被广泛应用于社会不同领域的变革。新制度主义者认为，多元化的社会结构往往无法完整展现个体行为，其表象特征也并不仅仅是个体行为的简单叠加，决定社会结构和特征或者说行为背后起关键作用的要素是制度[3]。关于制度如何影响人们的行为，新制度主义社会学家斯科特[4]指出：“制度包括3种基本类型，即侧重于管制的制度、社会规范的制度以及文化-认知层面的制度。在新制度主义看来，管制的是指制度明确要求所必须遵守和履行的规则；规范的是指制度认为是合理的责任、义务和规范，社会秩序化是其重要前提；文化-认知的是指被社会普遍认同和接受的观念、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等，社会共同理解的意义认知框架是其重要底层逻辑。”这3种制度的具体表征以及它们对行为的影响机制各不相同。

体育与健康课程改革是多元行为主体之间（政府、学校和体育教师）相互配合，通过履行课程资源的配置活动促进体育课程和社会协调统一并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实践活动。具体表现形态可分为：一是正式的管制性和规范性制度和规则，即具有强制性和约束性的行动指南或是事物本身所赋予的责任和义务，通常以正式、书面文件的形式出现。譬如，《教育督导条例》《学校体育工作条例》《学校体育场地、器材配备基本标准》《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等；二是非正式的文化-认知制度和规则，通常表现为价值意识、习俗惯例和认知图式等内隐的形态或是对社会情境的缄默的认知等，如学校教育中的重学习和轻健康，随意挤占体育课和体育活动时间的现象随处可见[5]。新制度主义认为，在大多数的环境中，人们都会遵从文化-认知性制度，之所以遵守规则和常规做法，是因为大多数人理所当然地认为那些惯习是我们做这些事情的不二选择。就如一个学生去上体育课，他都是自然地走向运动场而不会走向教室，在这个行为过程中他们觉得“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综合前述的阐释和理论框架，我们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也就是说，因行为主体通常所感受到的大都是对课程实施起着强制和规范作用的正式制度，故体育与健康课程的实施往往受制于正式制度的管理课程法令、条例和规章，又由于非正式的文化-认知制度对体育与健康课程改革影响的内隐性和潜在性，因此，执行者往往将课程实施难的矛盾和问题归咎于正式制度（管制性和规范性制度），而严重忽视了非正式制度，即文化-认知制度对体育与健康课程实施的影响。在新制度主义看来，体育与健康课程变革实施中出现的“有令不行、有法不依”的窘境，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文化-认知制度的非正式影响[6-7]。换言之，体育与健康课程并不是处在一个社会制度真空，而是存在于已有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之中，为什么新课程实施起来困难重重、举步维艰，其深层次的原因是人们内心秉持的非正式的文化-认知观念和图式并没有跟随正式制度的改变而发生变化，从而影响和阻碍着课程变革的有效推进和实施。因此，在新制度主义者看来，政策变革从来不那么容易。

诺斯指出：“社会演化的脚步从不会停止，但我们必须考虑、也必须重视我们的信仰体系和文化传统，因为这一切都是关键的制约因素。”[8]本研究通过梳理体育与健康课程改革实施过程中密切相关而又频频受传统文化和信仰体系掣肘的文化-认知图式，凝结出3个理解教育行为与现象的根本性制约因素，即“应试图式”“身份图式”和“教学图式”。当然，本研究的“图式”不仅仅是一种先验的范畴（认知结构的单元），而且也能指一个有组织、可重复的行为模式或心理结构。这些共享的认知图式使得学校和体育教师会以某种相似的方式去理解体育与健康课程的推行和实施，并得出许多相似的认识和结论。易言之，由于不同认知图式所内蕴的一些“强大性”和“顽固性”远远超出了改革者的预期，致使不同程度地影响和制约着参与主体的实施行为和决策。

2  文化-认知制度对体育与健康课程变革实施的影响机制

2.1  “应试图式”对课程实施行为的影响

所谓“应试图式”，就是学校教师在大量的教学实践和理论学习中所习得的，并在实践中不断纠正和强化的一套有关应该如何应试的知识和技能[9]。当前，“分数至上”的评价观念依然是教育组织生存与发展的“生命线”，表现为个体与组织之间所达成的“共识性契约”，这种契约达成与固化的应试图式不仅迎合了人们稳定的合理化预期，而且在既有规则约束下也形成一种更加广泛存在的“一切以分数为准”的准自动化规则服从。同样，作为组织而言，它需要从绩效这个角度来考察程度好坏，但评估组织绩效运行的过程，同样需要平衡与考虑“多重标准和目标弹性”，从而把我们带到一个绩效评估过程中“目标替代”的复杂且不确定的环境中。“目标替代”的实践样态下之所以会如此发生，同样是因为“应试导向”的行为逻辑所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