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体教结合到体教融合：中国体教关系转向的哲学诠释
作者： 朱海云 阎智力摘 要：在哲学诠释学语境中，中国体教关系从体教结合转向体教融合反映一种从自然科学“说明”到人文科学“理解”的科学思维转向。借助哲学诠释学理论，将中国体教关系转向诠释是从认识论到本体论的转向，可以揭示出“理解”体教关系的人文科学思维。研究发现中国体教关系的科学思维转向具有历史实在性；转向是真理观、思维逻辑和思维过程等3个维度的整体转向；转向启示“理解”体教关系的本体论条件是体教关系真前见，体教关系否定经验，以及对体教关系意义的提问。研究认为，“理解”体教关系的人文科学思维是诠释者在本体论条件下，从效果历史论真理观出发，基于问答逻辑与体教关系文本的对话。
关 键 词：体教结合；体教融合；体教关系转向；哲学诠释学
中图分类号：G8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23）05-0003-06
From the combination to the integration of sports and education：
A philosoph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transition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ports and education in China
ZHU Haiyun，YAN Zhili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health，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241，China）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 the transition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ports and education in China from combination to integration reflects a shift in scientific thinking from "explanation" in the natural sciences to "understanding" in the humanities. With the assistance of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 theori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ports and education in China can be interpreted as a shift from epistemology to ontology， revealing a humanistic way of thinking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The study discovers that the transition in scientific thinking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ports and education in China has historical authenticity itself， which encompasses a comprehensive transformation in three dimensions： the concept of truth， the logic of thinking， and the thinking process. And the transition highlights the ontological conditions for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ports and education， which includes the accurate anticip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the negation of experiences， and the questioning of meaning. The study argues that the humanistic thinking of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ports and education involves a dialogue between the interpreter and the tex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based on a question-and-answer logic and within the ontological condition of "understanding" 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historical truth of effects.
Keywords： the combination of sports and education；the integration of sports and education；transition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ports and education；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
在诠释学语境中，“理解精神，说明自然”是精神（人文）科学区别于自然科学的总原则[1]。“理解”人文（人为）意义的思维是本体论性质的人文科学思维，而“说明”自然（客观）规律的思维是认识论性质的自然科学思维。“‘意义’是一个‘单位’，是一个‘元’，它是‘全’，也是‘一’”[2]。意义是在人的理解活动中将文本加以“分环勾连”的本体[3]177。体教关系中“体”和“教”分有共同的意义而形成一种人文关系。意义是体教关系的本体，对体教关系的思考理应是一种诠释体教关系意义的“理解”。然而，一方面，在传统诠释学中“理解”的本体论性质尚未明确，“说明”与“理解”混淆不清。另一方面，近代以来自然科学呼啸突进，“说明”僭越到人文科学领域中遮蔽“理解”。在两方面影响下，“理解”体教关系的人文科学思维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关于深化体教融合 促进青少年身体健康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体教融合的理念，确立“一体化设计，一体化推进”的体教融合原则。一体化的体教关系思考意味着诠释体教关系意义本体，将“体教”一体视之的“理解”。照此而论，中国提出体教融合的理念，不但开创了一种新的体教关系存在样态，而且开启了“理解”体教关系的转向。《意见》印发以来，体教融合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但关于“理解”体教关系的讨论付之阙如。哲学诠释学明确了“理解”的本体论性质，从根本上厘清“说明”与“理解”的区别，是当代哲学的重要研究成果之一。本研究借助哲学诠释学理论框架，力图阐释中国体教关系转向的内涵，明晰这种转向带来的启示，揭示“理解”体教关系的人文科学思维。
1 中国体教关系转向的历史确证
1.1 中国体教关系的开端阶段
民国初期，在军国民教育思想影响下，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壬子葵丑学制》，兵式体操被规定为“体操科”的教学内容[4]。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日德的军国民教育思想在国内受到排斥，美国公共教育思想开始受到国人的关注。20世纪初，美国在古典主义、自然主义和科学主义等多种教育思想的复杂影响下，形成了具有美国特色的公共教育思想，建立起了由公立中小学构成的公共教育制度[5]。美国公共教育思想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将田径、足球、篮球等现代竞技项目作为学校体育的教学内容，客观上使学校体育具有培养竞技运动人才和国民教育的双重功能，体教关系呈现出“体寓于教”的样态。1922年11月1日，民国北洋政府对《壬子葵丑学制》进行改革，颁布《学校系统改革案》（史称《壬戌学制》）。《壬戌学制》将“体操科”改名为“体育科”，兵式体操被全面废止，田径、足球，篮球等现代竞技运动项目被规定为“体育科”的教学内容[6]。《壬戌学制》一直沿用到1948年。在《壬戌学制》施行期间，中国竞技运动人才的培养依附于学校体育，学校成为中国体育人才群体的聚集地[7]。由于“体寓于教”使运动员培养长期处于“寄于学校篱下”的业余状态，导致中国竞技运动的整体水平发展滞缓。1922—1948年，随着“体育科”在全国的普及，“体寓于教”的思想观念在中国落地生根，开启了国人对体教关系的思考。
1.2 中国体教关系的借鉴阶段
新中国成立后，为在国际体育活动中扩大影响力，中国迫切需要快速提高竞技运动的整体水平。1952年时任中华体育总会主席、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和中华体育总会副主席荣高棠向党中央提出竞技运动管理仿效“苏联模式”的建议[8]。“苏联模式”指“将竞技运动纳入计划经济体系之中，竞技运动管理权力高度集中于政府机关，以计划和行政的手段直接控制竞技运动的发展，竞技运动事业发展所需的经费来自财政拨款，其发展的战略目标反映了国家意志”[9]。“苏联模式”的运动员培养独立于教育系统，国家统筹规划自成体系，体教关系呈现出“体教分离”的样态。1956年国家体委相继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运动员等级制度条例（草案）》《青年业余体育学校章程（草案）》等一系列文件，标志着中国仿效苏联和东欧国家开始施行竞技运动管理的“苏联模式”。在明确划分比赛类型和运动员等级，以及将青少年业余训练纳入体制的基础上，专业训练和业余训练“两条腿”一起抓的竞技运动举国体制格局初步形成。1956—1966年，“体教分离”的头10年，全国共有上千万等级运动员，在田径、游泳、登山和举重等项目上142次打破记录，乒乓球等项目获得13次世界冠军[10]。“体教分离”使中国竞技运动整体水平在短期内得到快速提升。在计划经济背景下，中国借鉴竞技运动管理的“苏联模式”，体教关系从“体寓于教”转变为“体教分离”，中国体教关系发展进入借鉴阶段。
1.3 中国体教关系的探索阶段
1978年我国施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计划经济的包分配制度逐步退出历史舞台。退役运动员就业前景不明，基层体校生源的质量开始下降，竞技运动后备人才“供血不足”，三级培养体系萎缩等问题日益突显[11]。中国亟待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运动员培养模式。1987年4月国家教育委员会印发《关于部分普通高等学校试行招收高水平运动员工作的通知》[12]。中国开始“体教结合”的思考与实践。“体教结合”依托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学训结合，亦训亦读”的竞技运动人才培养理念，其背后的思考是结合高校培养专业人才的功能，打开封闭的竞技运动人才培养体系，让运动员掌握第二技能，拓宽运动员就业渠道。因此，运动员具有双重职业就成为“体教结合”的主要特征。然而，经过长期实践，“体教结合”的效果并不理想[13]。究其原因，“体教结合”存在“学训矛盾”。“学训矛盾”指一方面培养高水平运动员需要科学的比赛训练计划，另一方面高校培养专业人才也有严谨的课程教学计划。在有限学制内，“体教结合”无法解决比赛训练计划与课程教学计划相冲突的问题。在体育改革背景下，中国开始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运动员培养模式，体教关系从“体教分离”转变为“体教结合”，中国体教关系发展踏入探索阶段。
1.4 中国体教关系的拓新阶段
步入新时代，中央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意见》，对优秀运动员和教练员进入学校任教，促进青少年身体健康进行全面部署。中国正式提出“体教融合”的理念。2022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意见》，要求完善国家队、省队现役运动员进校园、进社区开展健身指导的制度。2022年6月国家体育总局办公厅、教育部办公厅与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联合发布《关于提升学校体育课后服务水平 促进中小学生健康成长的通知》，义务教育学校可以根据自身需要聘用运动员、教练员、退休体育教师和大学生作为学校的兼职教练员，指导学校的课后体育活动和学生的体育社团活动。从国家发布的一系列体教融合文件看，“体教融合”背后的思考是基于竞技运动的健康教育意义，使运动职业突破运动竞赛的局限，获得新的健康教育向度。这样，培养运动员既可以为国家储备高水平的竞技运动人才，又可以改善青少年身体健康状况，还可以为国民健康教育输送优秀的教师与教练。这就是说，“体教融合”是基于健康教育意义将分离的“体”“教”联系起来，形成一体化的体教关系。如果说让运动员同时具有双重职业是“体教结合”的主要特征，那么使运动职业具有运动竞赛和健康教育的双重向度则是“体教融合”的主要特征。由此看来，“体教融合”并非“体教结合”的赓续，而是一种新体教关系。在体育改革不断深化的背景下，中国基于健康教育意义重构体教关系，体教关系从“体教结合”转变为“体教融合”，中国体教关系发展迈入拓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