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烟尘中“失踪”的经济学思想

古斯塔夫·冯·施穆勒，德国先驱历史学派代表人物。

严鹏，中国“利群工业文化译丛”主理人，主要研究产业创新、工业文化、企业史和经济思想史，担任工信部国家工业遗产评审专家。

2023年5月，施穆勒著、严鹏译的一本不到9万字的新书《重商主义制度及其历史意义》，在国内首次印刷出版。

《商界》杂志作为一本创刊刚刚30年的中文商业财经月刊，我们拟溯问人类古典商业思想源流、搭建更为严密科学的商业分析体系，通过“荐读”这样老套、笨拙、传统的形式，将本书的内容主旨、学术观点、历史方法论、主张等，推至读者面前。

德国历史学派在历史上的真实形象，变成今天经济学教科书中一笔带过甚至略而不提的漫画化形象。这与德意志国家和与之命运与共的代表人物古斯塔夫·冯·施穆勒在两次大战战败后导致学术“去德国化”的不争事实有密切关系。

这个缔造过欧洲国家福利制度的鼻祖，为德国工匠精神和企业家精神筑魂的人物，连同德国经济学一起不再受后来者推崇。血脉无法庚续，作品来不及被译成英文，沦为英语历史叙事下的思想史上的“失踪者”。

最终，将他的汇入思想的著作从德文翻译成英文的人是威廉·阿什利（William James Ashley），他是英国经济学历史学派的代表性学者——该学派正是德国历史学派的英国版本。

他非常欣赏施穆勒，经常被人拿来与施穆勒对比，是英语国家首个经济史教授，师从英国政治经济学泰斗汤因比（Arnold Toynbee），后者是使工业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一词流行起来的学者，也是英国经济学历史学派的先驱。

这里还有一段小插曲，它加速了阿什利翻译此书的进度。

施穆勒对历史学中的经济思考与经济学中的历史思考的推动，让阿什利颇受激励，从牛津到伯明翰，他始终把德国历史学派的知识同步介绍给英国读者。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大批美国经济学家赴德国留学，其中一些人正是施穆勒的学生，包括美国经济学界领军人物亨利·亚当斯，约翰·克拉克和理查德·伊利等。

历史很奇妙，就在阿什利赴美任职哈佛时，他见证了从德国留学回来的美国经济学家是如何创建哈佛商学院在内的众多商学院的。他颇为震撼，认为英国若不能将美国的进取心和创新精神同德国、法国和美国正蓬勃开展的针对企业和政府的专业培训结合起来，英国将在未来的英美竞争中愈发落后。

对这些“留学生”来说，会德语是一种必要的学术生存技能，根本没有必要把施穆勒的书译成英语，更没有阿什利那样的冲动，主动分享施穆勒的思想……

这些都加速驱动了阿什利亲手开始了一场“救国运动”——翻译这本闪光的学术名著。

《重商主义制度及其历史意义》（以下简称“《重》”）系施穆勒1884年出版的德语著作《腓特烈大帝的经济政策》中的一部分，阿什利将这个相对完整的部分抽取出来进行翻译，并放入他自己编辑的《经济学经典丛书》里。

《重》的出版确实成为“重商主义”研究的经典文献，对于传播施穆勒的原创性思想来说，阿什利功不可没。从书中不难体会到施穆勒所主张的整体主义、经济学的伦理-道德维度等是如何融入具体研究中的。

但该书真正独树一帜的恐怕还是施穆勒将重商主义与近代以来的国家形成视为同一历史进程的不同方面。这种观点，超越了亚当·斯密所批判的作为商人寻租的重商主义，而揭示了重商主义的历史意义是“国家理由”的演化。

这种真正的政治经济学视角，有助于理解产业政策的必要性等经济学中抽象争议的问题，对分析和看待欧美、亚洲各国当下处于全球化浪潮和创新生产力研究等命题，都是源源不断的思想宝库。

古斯塔夫·冯·施穆勒是德国新历史学派的创始人，出生于符腾堡海尔布隆市的一个官吏家庭，后毕业于图宾根大学，1864年任哈雷大学政治科学教授。

他的一生都在极力主张用历史方法研究经济学，其论著主题涉及改革时期德意志的经济思想、19世纪德国的小型工业、斯特拉斯堡的布商与织工行会以及腓特烈大帝的经济政策、商业经营的历史演化等。

他持社会改良观点，参与创建了社会政策协会，对德国这一世界上第一个福利国家的建设有重要影响。

1873年，他创建“社会政策学会”并担任主席，他的社会政策主张，实际上是希望给高速变化的经济加一个政策缓冲器，使工业化与市场化对社会即民众的冲击力能够减弱，避免社会过度震荡——这种震荡在当时指向的是革命。

这一主旨塑造了今天欧洲的福利国家制度。

看似，施穆勒这种为了“社会”对抗“经济”的做法在今天无法容身，但他提到的“保留中世纪确立的行业立法”，经改造后成了今天德国制造业工匠精神的制度根源。他的社会保守性值得辩证看待。

到柏林这一帝国中心后，施穆勒的学术生涯开始起飞。

其间他做了很多研究，加深对社会经济演化情况的爬梳和记录，积累了很多经验材料。这为后期的大作沉淀最有价值的主题：

经济尤其是财政政策与行政管理，社会的阶级结构，中古及其后的工业组织形式尤其是手工业行会与商人协会的组织形式，城市的发展、作用及结构，各工业部门、银行信用与公营企业及私营企业的演变（对这种演变的研究是施穆勒著述中最精彩的一个方面）。

对后续研究提炼“企业家精神”提供了这些重要的案例素材。

这些内容和思想在《重》中都有涉猎和阐述。

尽管如此，经济学方法论大论战还是影响了这位德国历史学派先驱施穆勒的学术生涯。导致其闪光的先进思想被“雪藏”。

这本书之所以难得，是因为它不仅钩沉了一代甚至两代经济学人的理论与实践，还从历史的枯井里奋力打捞到一个曾煊赫一时却不幸被历史折叠的经典学派。

种种历史原因使然，在各种教材、思想史教科书上“失踪”的德国历史学派重商主义，甚至在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发扬的盛行于西方的先进经济思想之前，就肇始了相关研究实践。

以至于，我们中文世界熟知的畅销书作家——亚当·斯密，马斯克·韦伯，都曾和施穆勒的学术观点有过激烈过招与交锋，以及传承与赓续。

“政治与经济的密切结合”的属性，是施穆勒所主张的学术观点，而这种认识和亚当·斯密当时发明这个词的初衷存在偏差。

更有分析认为，随着自由放任思想的日益壮大，亚当·斯密正是靠这件事成为当时身处“最典型重商主义帝国”时代的历史代言人。

这本出版已100多年的“新书”被雪藏多时，现在，我们不妨争夺分秒，先睹为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