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探左思失意原因

摘 要：本文作者认为，左思自身性格、交际、政治敏感度以及文人气质和中华文化底蕴等诸多因素是有着密切关系的。只有把这些诸多因素加入其中，再来冷静客观的分析左思失意的原因，这才能得到更加公正客观的结论。

关键词：左思； 失意； 原因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315（2015）04-020-001

左思是西晋著名的文学家，历代文人对左思的评价甚高。细度作者作品，我们不难看出左思的才华横溢。如此才子，为什么会仕途失意呢？我们不妨细品其文其人，解读左思仕途失意的原因。

第一，貌丑而口讷

《世说新语·容止》记载，“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时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者，莫不连手共萦之。左太冲绝丑，亦复效岳游遨，于是群妪齐共唾之，委顿而返”。由于“貌丑而口讷”，在与他人交际方面存在不少阻碍，而在当时人们颇重视“言语”清淡，以及外貌“容止”、“风姿”，左思的先天因素就为他的个人前程和社会处境增加了不利因素。不能真切的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就无法让别人理解自己所思所想，纵然再才华横溢，也不能与别人分享和欣赏。左思因而备受轻蔑，这在当时并不足为奇。再加上他仕途不达，只做到小小的秘书郎，对于心气甚高的左思来说，无疑也加重了心理上的郁结。一旦受到损害，内心的郁结愤懑，发而为强烈的愤世嫉俗情绪，这也便是《咏史诗》等作品的思想情绪基础。

第二，自我认定为“涧底松”

客观的说，西晋门阀政治是明显的，士族与庶族间的界限是存在的，但是不宜绝对化。事实上朝廷中的要员虽多出身士族，但是庶族也不鲜见，例如张华、石苞、山涛等人。另一方面，仅凭士族出身，当时也未必能获得显要职务。徐公持先生认为，统治者以自身利益为出发点，不可能对某些既忠诚又有才华的非士族分子一概加以排斥，也不可能不问情由对士族子弟一概予以擢用。[1]所谓士族，一般具有历史悠久的特点，政治爆发户绝不可能属于士族之列。士族多是经历了绵长的时期而形成的，所以多是站在当时政治权利的一边的。比如曹魏政权与汉代旧的士族就存在很大矛盾。司马氏政权也不例外，被司马懿杀灭的士族也不在少数。这也就说明，出身的低微也并不能说是仕途不畅的唯一原因。更何况《晋书》记载：“（左思）貌寝口讷，而辞藻壮丽。不好交友，唯以闲居为事……复欲赋三都，会妹左棻入宫，移家京师。”[2]左思虽然非士族出身，但是有胞妹在宫中为贵人，在常人眼中，他就是一位准皇亲国戚了。而贾谧将他纳入“二十四友”，就是他身份的象征，更是有一定的社会地位。所以当自己仕途不畅时，往往归咎于出身，不能够从自身找原因，就增加了他失败的因素。

第三，政治敏感度低

他与李白在这一方面极为相似。李白是一个心系百姓，心怀天下的文人，有一腔热血希望报效国家。但是到了进行政治选择的关键时刻，由于政治敏感程度不高，不能清醒的认识现实社会状况。李白参加了永王璘的军队，最后永王璘的军队失败，永王璘被称为“造反”，而李白也成了政治犯，这也就意味着李白最后政治梦想彻底破灭。再谈左思，从他的“骋良图”等诗句不难看出他的抱负和志向，但是却参加声名并不好的“二十四友”集团。最后贾谧、石崇、潘岳等人都没有好的结果。这也就牵连到左思的身上。由于政治敏感度低，虽然才华横溢，有远大志向，却夭折于此。

第四，言与行分离的矛盾

现实生活是文学作品的母本。因此文学描写与现实存在关系的疏离现象，就会使文学作品成为无根之水，无本之源。而文学描写与现实存在关系的疏离这种现象，在西晋世风不竞的背景中，尤为普遍。如石崇、潘岳等行为作风道德操守颇鄙下无耻，然而自其诗文中所见，几乎皆为高言倜傥和正面情思，几乎人皆为圣贤。左思情形与石、潘诸人自有不同，但其所创作诗文，与其为人行事实际表现之间也有一定距离。左思在西晋文坛大环境熏染下，又身为“二十四友”成员，自然难免沾染若干浮华不实习气，表现在诗文创作中，便出现了以上言行之间的疏离。例如《咏史》诗之二中“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咏史》诗之三中“连玺曜前庭。比之犹浮云。”还有《咏史》诗之八中“习习笼中鸟。举翮触四隅。落落穷巷士。抱影守空庐。出门无通路。枳棘塞中涂。计策弃不收。块若枯池鱼。”这些诗句不难看出，大都是过于强调自己仕途不畅的原因是自己家庭出身庶族，社会地位不高。而没有更加清醒冷静的看到自身语言表达不善，与他人交际不畅的限制，自己政治敏感度低等因素。再如《咏史》诗之三中“吾希段干木。偃息藩魏君。吾慕鲁仲连。谈笑却秦军。”左思仰慕段干木和鲁仲连，希望能够成为像他们那样的有德之士。但是现实中，他却参加了权贵颇多而名声不好的“二十四友”，这又是诗中的左思与现实中的左思所不一致的体现。因此在左思的《咏史》诗中存在着一些言行分离的情况，进一步证明咏史诗中的左思，与真正历史中的左思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最后，追求悲剧美。“西方以恐惧般的快感为直觉形式的悲剧性美相比，中国古典诗歌的悲剧性美则主要倾向于和雅之悲。且中国古典诗歌的悲剧性美，是一种表现为特殊性的普遍性。”[3]中国文化崇尚儒、道互补的内在机制，传统文化精神就对这样一种呈现内敛势态的悲剧性美有着不懈的追求。中国古典诗歌的悲剧性美，是一种表现为特殊性的普遍性。诗人悲剧性心理的展现，如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历史使命感更加容易被读者接受为有深度有责任感的诗作，终于形成了历代作家推崇的“士不遇”主题。中国古典形成了具有东方诗情画意的悲凉风格，悲之为言，其韵远矣。左思也不免于其中一员。他的作品中也有典型的悲剧性的特点。把自己的遭遇悲剧化，以达到抒怀的意图。也许这并不是左思本人有意把自己的遭遇悲剧化。只是自古以来形成的追求悲剧性美的思想模式和写作模式。在这种惯性写作下，左思把自己写的过于清高和不谙世事与事实有出入也是可以理解的。也正是悲剧性美的追求，左思把自己失意的原因写的悲壮而凄凉。

参考文献：

[1]徐公持.魏晋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331

[2]房玄龄等.晋书·左思传[M]上海：中华书局，1974：2375

[3]韩经泰.论中国古典诗歌的悲剧性美——对古典型诗学现象的文化心理透视[J]中国社会科学，19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