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革命”对女性爱情意识发展的利弊

摘 要：本文以莎菲和林道静为解析对象，比较《莎菲女士的日记》《青春之歌》对女性爱情意识的描写，从以她们为代表的中国女性的感情历程和对待爱情态度的变化着手，论证革命对女性爱情意识发展的利弊。

关键词：革命； 爱情意识； 莎菲； 林道静； 女性

中图分类号：1207.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315（2014）08-131-002

从民国创建到民国三十八年中共建国这数十年，整个社会文化环境发生了深刻的质变，精英分子在文化变迁中进行着自我调适与有所作为。在此期间，中国女性的革命对女性爱情意识的影响无疑是深远的，文学作品更把革命带来的影响细腻敏锐地展现出来了。

在《莎菲女士的日记》中，丁玲用独特的女性视角为我们呈现出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莎菲女士面对爱情时的思考与挣扎，诠释了莎菲女士充满女性解放思想，渴望被人真正地理解，追求灵肉合一的内心世界，使一个自尊、热烈、敏感的莎菲形象跃然于纸上。在那个时代背景下，莎菲式爱情既别具一格，又具有广泛代表意义。但是在革命的初期，即使时代截然不同了，封建意识还是限制了大多数中国女性对爱情的思维方式，莎菲的抗争是苍白无力的，她的美好愿望仅通过个人奋斗是不可能实现的。

《青春之歌》作为文学史上十七年时期的代表作品，也是一部典型的革命爱情小说。此时的中国女性在继承五四新思想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地去审视自己。小说中，作者让林道静的思想从小资产主义到无产阶级的转变，这种转变不仅是依靠个人，而是通过社会这个大集体的变革产生的引导人对其加以正面的指引，让林道静对爱情的追求不再局限于小我，而是融入了社会的潮流之中。

值得我们思考的是“革命”是否真的把女性的爱情意识引领到了正确的道路上？林道静式的爱情难道真的比莎菲式的爱情更适用于当今的社会？也许要通过进一步的分析才能得出结论。

一、新女性的救赎

1.环境是历史千年沉积后的枷锁

作者丁玲在一开始就在莎菲的身边安插了苇弟这一角色，无疑苇弟在莎菲心中是有重要地位的。他能在她寂寞孤单时给予慰藉。在《青春之歌》中林道静并没有遇到独立且有苇弟性格的男性。但是从余永泽身上仿佛也能看到苇弟的影子，他们注重的只是女方表面的情感，无法填补她们内心的空虚，只能用盲目的付出表现真挚。在传统的爱情模式角色设置中，女性作为男性的性消费对象出现，总是遭到不公平的待遇。女人应该是什么样子，是由消费主体——男性的意念所控制的。当一个男性愿意为你付出，你不接受便是不知好歹。现代女性思想的解放，使那时的一些新女性有了对爱情本身的追求，而这是与同时代人表面认同的社会规范相背离的，随即苦闷与压抑便相继产生。

后来莎菲被凌吉士颀长的身躯，白嫩的面庞，薄薄的小嘴唇，柔软的头发倾倒了，她深深的陷入对他的迷恋中不能自拔，关注他的一言一行，可是深入接触后，莎菲的幻想破灭了——那近乎完美的躯体里竟然寄生着一个卑劣肮脏的灵魂，自私自利，贪图肉欲的享受，她陷入感情与理智的矛盾中无法释怀。林道静眼中的余永泽又何尝不是这样一层层褪去了虚伪的外壳，清楚地看到了他对底层劳动人民的自私冷酷，使他们的感情上出现了严重的分歧。

在此之前莎菲和林道静的感情历程不谋而合，这也是当时社会背景下知识女性普遍的生存状态。鲁迅笔下最后为爱情走向绝路的子君，曹禺笔下面对无望爱情苦苦挣扎的繁漪，庐隐笔下最后飘零而去不知所往的露莎。那些热烈的女子们，她们遭受着极为不平等的待遇，个人情欲与世俗观念的尖锐对立，在这样令人窒息的社会中，她们如同“苦恼的夜莺”[4]P127，无助地悲鸣，呐喊，苦苦寻找着通向自由的出路，却一次次遍体鳞伤。

但是当“革命”的浪潮再次掀起时，林道静的命运从此发生了巨变。她遇到卢嘉川等共产党员，被他们所从事的革命事业所吸引，并对卢嘉川产生了深深的依恋，那是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真情流露，这也加快了她与余永泽的决裂进程。后来卢嘉川被捕牺牲，林道静在痛苦后依然重新踏上革命的征途，并在江华的引导下成为了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

2.自由是理性和温柔敦厚之使然

林道静其实与莎菲有很多相似之处，其中她们都遇到了一个仪表堂堂，具有骑士色彩的男人，并且为之痴迷，然后在看清他自私平庸的资质之后毅然选择离开。莎菲抛弃了凌吉士，林道静抛弃了余永泽，颠覆了中国传统模式中“弃妇”的观念。可同样是走出家门，追求自我，莎菲只是从压抑的环境中抽离，跌进了迷茫的谷底。而林道静却是从“狭小的个人天地到广阔的革命斗争生活”[4]P117发生了质的转化。会出现这样的天壤之别，内因或许是林道静与莎菲对待爱情的态度上存在巨大差异，莎菲从小生活在一个备受宠爱的环境中，敏感，高傲的个性，只让她面对失败的爱情时，便沦落在个人狭小天地里自怜自艾，孤独苦闷。而林道静的成长之路可谓命途多舛，这使她多了一份兼具燕赵女子豪爽之气和江南女子文雅细腻的双重气质，足以让她可以承受住挫折的重重考验，用积极的心勇敢地面对令她失望透了的爱情，并且走向社会。

而这个社会能否让女子走出去？这便是外因。在莎菲所处封建时期，大部分人还是用世俗的眼光来看待女性，莎菲的追求让她处于妇女传统道德、封建伦理的对立面，周围的人仿佛都伸出双手试图将她拽下世俗的深渊，她孤立无援，只能拼命地垂死挣扎，承受着精神上的巨大痛苦。与此同时，莎菲没有将自我和社会结合起来，她并没有意识到女性解放不仅仅是女性自身的问题，只有进行整个社会的改革，力争社会的发展，女性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解放。而林道静处在正在革命的社会，虽然称不上美好，但相对于莎菲所处的时代还是多了些曙光与希冀。她对感情的取舍、对爱情的向往，也是与她对革命事业的追求紧紧联系在一起的。革命为林道静提供了更多的机遇，每次遇到挫折时总会出现帮助她的人，让她的思想能被更多的的人所理解和接纳，也随之被引导得更加成熟。她不失为一个幸运的女人，但这也可以说是在当时社会形态中催生出的必然。

如果说莎菲对爱情的恍然大悟是开始知道何为“爱”，而林道静则是确定如何追求这样的“爱”。在面对与旧我的诀别时，在准备踏出关键的那一刻，莎菲和林道静都炙热又犹豫不决，倔强又顾恋反复，斗争又温情主义，两位作者都真实地反映了处在革命浪潮中的女性在面对爱情时曲折、纠结、痛苦的心路历程。

3.勇敢是理性制约下的一种镇定和智慧

谁说林道静不是一个疯狂的女子呢？她的叛逆与莎菲一脉相承。她说：“我宁死也不做他们那些军阀官僚的玩物。”[2]P156这是她对新时代女性婚姻观的大胆宣言。她也在一个风雨飘渺的革命时代里，四处求职，尽管处处碰壁，但从未打消过她“独立生活，要到社会上去做一个自由人”[2]P123的想法。连余永泽都感叹她是一匹难以驯服的小马。但凡给她一个机会，她一定会选择离开狭隘的公寓，去更广袤的世界实现自身价值。面对爱情，林道静初次见卢嘉川时，也立刻被他那娓娓而言的谈吐和潇洒旷达的举止吸引得一改平日的矜持和沉默。她对所从事危险的发传单工作甚至没有一丝惶恐，也在被捕时冲动地想逞英雄“杀身成仁”。林道静的疯狂与不羁其实一直潜伏在她的心底，并没有像莎菲一般肆意地发泄出来，她受到了共产党人卢嘉川、江华等人的影响，看到了真理的光芒照亮了前方的路，潜移默化地把疯狂化为了对革命的赤诚。这样的转变是时代使然，也可以说是改革给她提供这样的环境，而这个环境对莎菲来说是不存在的。

二、认识的局限性

公平地说，林道静之所以最初为革命作出的一些“疯狂”举动，可能是把对革命者的敬与个人的爱混淆在了一起，而且对卢嘉川的崇敬爱慕占据了更大的比例。作者杨沫在叙述时也不避讳林道静精神上对男性的依附。最后林道静的爱情并不能说是圆满，江华因为其特殊身份，让人感觉他在林道静心中只是作为卢嘉川的替代（他们都是她在革命道路上的导师）而被林道静接纳为自己的爱人。这样的爱情在革命面纱的背后乍眼一看虽然很伟大，却依然无法掩盖其盲目和片面的本质。“革命”是以狂热诱惑狂热，平静的生活、稳定的家庭、与社会的妥协在这里是没有市场的。爱情融进了政治，不是走一条道路的“伴侣”是没法生活在一起的。光靠着“情感”来维系，幻想着和平共居互不相扰，不过是自欺欺人。显然这样的爱情意识较莎菲的较为单纯的找一个人来懂我的爱情意识更不适合当今和谐的社会。

两部作品中都反映出一个观点，便是男女平等，但这个平等本就是以不平等为前提的，一个社会的运作也需要男女的合理分工，男性和女性在其生理结构、心理特点和行为特征方面有很大差异，单纯站在一个形式平面上去追求平等是不理智的，林道静因“革命”反复强调了平等的结果，却缺少对过程的思考，掌握不好度反而会南辕北辙，使女性逐渐丧失了柔美的特质，造成男女间自然性别和社会性别的不和谐。

一个是幽谷兰花，遗世独立；一个是高枝腊梅，傲霜斗雪。莎菲们或许永远成为不了林道静，对革命不会有超越爱情的觉悟；林道静们或许也理解不了莎菲内心对爱情燃烧的激情。虽然仍无法断言觉醒的意识都是正确的，但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前的女性到莎菲，再从莎菲到林道静，我们终于看出女性爱情意识的的逐渐觉醒。“革命”带来的新事物，需要我们站在现实的基点上，从不同角度来探讨，在挫折中不断总结经验，最终创造出一个更好的环境，更好的观念，这个可能就是我们未来的目标和意义。

参考文献：

[1]丁玲.丁玲短篇小说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杨沫.青春之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3]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J]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4]宋建元.丁玲评传[C]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

[5]彭淑芬.丁玲小说的嬗变[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

[6]老鬼.母亲杨沫[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