遮蔽与暗示
作者: 方舟摘 要:杨绛在她的散文《老王》中,通过使用一些叙述策略,有意识地遮蔽了文本的部分内容与情感;但与此同时,文本中的另一些语汇又具有暗示性。本文试图结合文本对上述现象进行阐述与概括。
关键词:叙事; 遮蔽; 暗示
中图分类号:G63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315(2014)11-024-001
高中语文苏教版必修三收录了杨绛的回忆性散文《老王》,将其置于“底层的光芒”这一专题中,强化对文中所反映出的老王的“苦与善”的赞颂,老王之苦能突显善之可贵,老王至善也更能说明苦之可悲。考虑到中学生这样的受众群体,如此的价值目标设定无疑是妥当的,但就文本本身而言,仍可进行更为深入的解读。
《老王》著于1984年,作者记叙了自己在文革期间同老王交往中的几个生活片段。费振钟在谈及江南文人时认为:“讲究语言的形式,是江南文人最为看重关切的事情,他们往往会通过简约或繁琐的语言形式,在文中隐藏自己的真实心迹。”(1)如果说对老王的精神赞颂是文本的“显在”层面,那么深受江南文化浸染的杨绛在其文本中又隐藏着怎样的“真实心迹”呢?她又是通过什么叙述策略来实现这种对内容的遮蔽的?
一、巧设情节暗线
我们不妨来理一理“老王之死”,它可以说是文本的一条“潜流”,笔者整理如下:
老王常有失群落伍的惶恐,因为他是单干户。
有个哥哥死了,有两个侄儿“没出息”,此外就没什么亲人。
有人说,这老光棍大约年轻时候不老实,害了什么恶病,瞎掉一只眼。
我们从干校回来,载客三轮都取缔了。
我问老王凭这位主顾,是否能维持生活。他说可以凑合。
可是过些时老王病了,不知什么病,花钱吃了不知什么药,总不见好。
埋在什么沟里。
作者以看似平静的语调,在文本中将老王之死的过程以断片的形式零零星星地叙述出来,断片间充斥的是对老王之善的叙述,如夏天送冰块,送默存去医院,临终送香油鸡蛋等情节,这些情节无形中淡化了人们对老王之苦的思索。
文本情节表面上风平浪静,暗地里风起云涌:解放之初,老王受到体制环境的波及没有找到“组织”,游离于集体之外,被视为“单干户”而低人一等,还会时不时被人“泼脏水”,精神上极度惶恐,甚至连两个侄儿也“没出息”(文中特意加了引号);文革开始之后,原本可以凭借蹬三轮拉客自食其力的他,却因为政府“取缔”而失去了工作,只能“凑合”着维持生活,常年辛苦劳作的衰老身躯根本无法承受这种“凑合”式的生活,怎能不生病?生病之后又如何有资格去接受正规的治疗,哪里来钱去吃好药?最终只能一步一步走向死亡,被埋在沟里。
分析至此,我们约莫可以勾勒出一些老王之死的过程节点:未进组织,惶恐不安→受人污蔑,鲜亲寡戚→失去工作,生计艰难→悲惨患病,缺医少药→死也不幸,葬于沟中。老王的命运是悲惨的,生也不幸,死也不幸,而这一切恰恰是发生在文中所提及的“北京解放后”,无法不认为作者是意有所指的。
二、妙用模糊性词语
文学是一种有意味的语言形式,它的魅力来源于自身的含蓄与复杂。作者在叙述时常常会有意识地选用了一些模糊性较强的词语来达成既定的表达效果。本文对老王之苦的叙述也是非常含蓄而节制的,体现出一种意图隐藏自己情感态度的意愿,文本中较多地取用一些较模糊的词汇。在此试举两例:
大约年轻时不老实,害了什么恶病。“大约”年轻时,“什么”恶病,在表意时至少具有两层含义:一方面,作者通过选用模糊性词语表明了自己对于老王不甚了解,在叙述中保持了自己与老王的距离,努力地让自己退出文本,以貌似客观的态度叙事;另一方面,句中的模糊词使得事件与时间都无法得到确定,那么这种因不老实而害病的说法自然也是站不住脚的,这就暗示读者这种说法是其他人对于身为单干户的老王的诽谤,这种诽谤是应该受到谴责的。
“花钱吃了不知什么药”。“什么”药也可以作两种理解,浅层次语义是指不知道药的品牌和名称,自己对老王的疾病治疗不够关心;深层次语义则为药的质量太次,没有品牌和名称甚至于根本无药可吃,这是由老王的贫困所决定的。然而又是什么造成了老王的贫困呢?
总而言之,在以上两例中,作者都是通过使用模糊性语汇,在不动声色中巧妙地完成了对个人情感态度的遮蔽。
三、暗用政治性语汇
诗言志,歌咏言,文学作品的功用之一就在于传达作者的情感态度。作为作者而言,也必定会有一种想让读者读懂自己的欲望,这就造成了《老王》文本中存在的一组张力,即对情感态度的遮蔽与暗示它们的冲动,其中反映出的是作者矛盾的心态。
细读文本,我们不难发现作者不时地通过只言片语的吐露来提示读者应该注意一些内容,进而能够“意会”到语言表层之下的情感意蕴。文章主要是通过零零星星地呈现一些政治性语汇来达成的。例如文中有这样的表述:“蹬三轮的都组织起来”,导致了“老王常有失群落伍的惶恐”,原因仅仅由于“他是单干户”。细细考量加点的词语是能够体会其隐含的内容与情感的:文中的“组织”其内涵是有别于普遍意义上的组织的,它是特定时期社会政治环境的产物,而“单干户”就是“组织”的对立面,在“组织”里的人就是国家机器的螺丝钉,“单干户”则像废铜烂铁般受到排挤、恐吓,这就不难理解老王为何会有“失群落伍的惶恐”了,这种精神层面的戕害是触目惊心的。文中对老王的失业是这样表述的:载客三轮都取缔了,作者选用了“取缔”这个词语。“取缔”在字典里的意思是“命令取消或禁止”,具有强烈的政令色彩,这就使有经验的读者在思考中很容易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取缔的行为主体上,并且进一步去思考取缔载客三轮的原因(在二元对立的极左时代里,坐三轮与拉三轮是被作为一种阶级矛盾的表现来理解的,是不被容忍的)。总而言之,作者正是通过零星的政治性语汇来向读者暗示她潜藏的意义场。
杨绛夫妇的好友、著名翻译家、作家李健吾在评价杨绛散文时这样说:“一切在情在理,一切平易自然,而韵味尽在个中矣。”(2)笔者以为这一评价深得杨绛散文情感表达含蓄内敛之魅力。杨绛在文革中不是没有血和泪的,但在她的文革记忆中情感的处理是非常含蓄节制的,《老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平平淡淡,无阴无晴,然而平淡不是贫乏,阴晴隐于其中。
参考文献:
[1]费振钟.《江南士风与江苏文学》[M]
[2]董衡.《杨绛——从容文字散淡人》[EB/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