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美国通货膨胀的回顾

新冠肺炎疫情自2020年初暴发以来已近3年。2020年至2021年，为应对防疫措施带来的经济衰退，美国政府和美联储实施了前所未有的宽松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美国政府向大多数家庭发钱，免除部分中小企业的税收。美联储则大幅下调联邦基金利率，并且在利率为零的背景下施行了大规模的量化宽松政策。

大手笔的宽松政策效果还是明显的，美国经济衰退幅度不大，股市还有一定程度的上涨。但任何事情都是过犹不及，近年来美联储大规模量化宽松政策实际上遵循的“现代货币理论”（Modern Monetary Theory，简称MMT）一经被滥用，势必留下后遗症。“现代货币理论”认为，货币供给可以不与任何商品或外币挂钩，只需与未来的税收和公债相对应。货币发行不存在名义预算约束，只受通货膨胀的实际约束。该理论倡导功能性财政，可以将财政赤字货币化：只要全社会对通胀尚能忍受，中央银行就可以无限量地供给货币。

疫情进入第三年，正当美国政府和美联储为它们挽救美国经济的成绩沾沾自喜时，美国经济却遇到了麻烦，只是这次不是“预期不乐观”造成的企业不敢投资及居民不敢消费，而是高额的通货膨胀。进入2022年，美国的通货膨胀率高达6%～7%，6月份同比通胀率更是达到9. 1%。7月以后，通货膨胀率虽有下降，但仍维持在8%以上的高位。老百姓对于钱包里的钞票购买力锐减怨声载道，美联储赶忙调整货币政策以遏制通货膨胀。联邦基金利率在3月份、5月份分别提高25、50个基点之后，6月、7月、9月和11月都提高75个基点。在史无前例地提高联邦基金利率的同时，美联储及时终止量化宽松政策，宣布在6月和7月各向市场卖出475亿美元的未到期债券以回笼货币；8月份开始每月再卖出950亿美元的未到期债券。

美联储如此激进的加息，是否能如愿以偿地达到遏制通货膨胀的目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先要从分析通货膨胀的成因说起。这里我们不得不提到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1867—1947）在将近100年前对通货膨胀的研究。

费雪长期研究货币流通量和通货膨胀的关系，被公认是现代计量经济学和数理经济学的开创者。他不但在经济学研究上成绩斐然，而且创设了几家获利丰厚的咨询公司，也曾是著名的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的重要合伙人。

费雪在通货膨胀方面最著名的研究成果被称为费雪交换方程：MV=PQ，其中M为一定时期内的平均流通货币量，V为货币流通速度；P为各类商品价格的加权平均数，Q为各类商品的交易数量。等式的左边大致代表着市场的需求侧，右边大致代表着市场的供给侧。流通货币数量M越大，货币流通速度V越快，市场对商品的需求就越大。而供给侧的商品数量Q越多，越容易满足需求，价格P不容易上涨；如果商品供给量Q跟不上需求，则价格就会上涨。

在其薄薄的却信息量庞大的著作《货币幻觉》中，费雪主要讨论了“绝对/相对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形成机制。费雪打了一个简单的比方，让读者能更好理解他的理论：将黄油抹在一片面包上，黄油的厚度代表价格水平，面包的大小代表商品数量，当流通中货币总量增加，而商品数量没有增加时，商品价格就会上涨，就像把过多黄油抹在面包片上会导致黄油层变厚一样，黄油的量和面包的大小共同决定了黄油层的厚度，也就是说货币量的大小（需求侧）和商品数量的多少（供给侧）共同决定了通货膨胀率的高低。

在费雪写作该书的时候，美国的联邦储备系统才建立不久，但他在书中已经预见到了通过调节货币供给和基础利率，美联储有能力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住币值的稳定。

之所以说美联储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币值的稳定，而不是“完全”能遏制通货膨胀，是因为通货膨胀不仅仅是简单的货币超发问题。比如，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一段时间，美联储投放的货币不比现在这次少，但并没有导致明显的通胀，美国的通货膨胀率甚至一度达不到2%的正常目标。相反的例子是，有人认为，美国长期以来通胀很低，是因为美元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储备货币，世界各国都像海绵吸水一样为美联储超发的货币吸收了本该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此说似乎也有道理，但是在1972年“金本位制”崩溃前，美元因与黄金挂钩而不能超发，美国在“二战”结束到1970年代之间却出现了多次大通胀。所以，通货膨胀的原因不是货币供给量单方面造成的，它是需求侧和供给侧失衡的结果。

费雪交换方程也被“二战”后多个国家的通货膨胀及通胀问题的解决所证实。1946年—1947年，美国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通货膨胀。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渐渐散去，社会回归到正常的工作和生活中。大批身强力壮的年轻人回到美国，工业系统也从战时的军工体制恢复到以生产民用商品为主的商用体制，他们很快找到了工作，人们手里的钱很快多了起来。政府同时取消了在大战时实施的价格管制。富裕起来的国民突然发现，经过几年集中资源用于战争之后，消费品已经极度短缺，是时候添置新产品和淘汰老旧物件了。于是人们卯足了劲买买买。根据历史数据，当时全美的1.4亿人在一年中竟购买了2000万台冰箱、2140万辆汽车，整个商界可以用“抢购”来形容。如此猛烈的购买潮，使供给侧难以招架，自然引起了物价快速上涨，通胀率在1947年顶峰时高达20%。

看到民众如此高的购买热情和旺盛的购买能力，企业家不禁心花怒放。于是他们开足马力疯狂生产，供给侧马上跟上来了。没过几个月，供不应求的情况迅速得到扭转，在人们还未怨声载道迫使央行采取措施遏制通货膨胀之前，商品价格神奇般地降了下来。在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美国甚至还出现了通货紧缩。价廉物美的商品充斥着商店，美国迎来了 “二战”后第一次大繁荣。

1948年通胀结束，3年后的1951年，美国又迎来了一次通胀。这次通胀的原因是朝鲜战争。美国老百姓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货币贬值、物资匮乏、劳动力短缺的梦魇般经历记忆犹新，现在又要开始打仗了，于是他们都趁着手里的钱还未贬值开始疯狂囤货，这导致物价在当年暴涨了10%。不过民众很快发现，这次战争只是一场局部战争，规模和时间远远比不上“二战”，国内的民用商品生产能力基本不受影响。于是，闹腾了没几个月物价就自己降下来了。

朝鲜战争停战后，世界进入了相对和平的时期。经济重回正轨，全球生产力高歌猛进了近二十年，加上全球化进程不断深化，加工业不断向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东欧、东南亚转移，美国的通货膨胀得以长期保持在低位。科技不断创新，新产品层出不穷，美国经济日渐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正当大多数美国人以为好日子将一直维持下去时，通货膨胀的噩梦却再度降临。这次的通胀来势凶猛，并且在20世纪整个70年代和80年代初迟迟无法消散。

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1982年，美国经济经历了漫长的低增长时期，而通货膨胀一直降不下来，处于5%甚至10%的水平，最严重的1980年，CPI涨幅居然高达20%。经济增长缓慢，通胀却居高不下，经济学界用滞胀（Stagflation）定义该时期美国和发达国家的经济状况。1930年代以后解决经济增长问题屡试不爽的凯恩斯主义策略也因不灵验了而日渐式微。

为什么“二战”后的两次大通胀，一两年就偃旗息鼓，而这一次居然持续了近二十年呢？原因就是这次通胀跟之前的通胀比，有着本质的不同。之前的通胀都是需求侧的问题——由于某种原因，旺盛的购买力突然释放，从而推高了物价。一旦供给侧跟上来，通胀很快就会平息。但1960年代以后的大通胀和以往的相比，最重要的问题在于供给侧，而且问题还不止一个，这就使美国政府解决通胀灾难时按下葫芦浮起瓢，物价迟迟得不到控制。

那么，供给侧导致通货膨胀的问题有哪些呢？首先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二战”刚结束，发达国家就在美国的布雷顿森林举行会议，确立了国际货币体系。当时除美国外，其他发达国家基本上是一片废墟。所以为了维持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各国同意将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再与美元挂钩。20多年过去，全球经济总量翻了好几倍，而各国的通货膨胀率又参差不齐，因而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的“双挂钩”越来越难以为继，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最终走入了历史。与黄金脱钩后，美元迅速贬值，美国人想要购买海内外的商品，需要花比以往更多的美元。

其次，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接连发生了两次中东战争。由于美国等西方国家支持以色列，惹恼了储油量丰富的阿拉伯国家，它们对西方实行石油禁运，以此作为打击它们的武器。于是原油价格飙涨，从1970年的3美元一桶涨到了1980年最高时的40美元一桶，翻了13倍不止。石油不仅是能源，还是许多工业品的基础原料，石油价格上涨，导致运输成本和原料价格飙升，最终反映在货架上的商品不断创出价格纪录。

再次，“二战”以后，世界没有发生过全面战争，经济全球化得以快速发展。为了降低成本，发达国家的许多加工业向东南亚转移。这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通货膨胀。但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亚洲“四小龙”腾飞起来，不仅完成了经济转型，也极大提高了生产成本。它们为发达国家提供廉价产品的潜力已被挖掘得差不多了，美国等国家急需寻找更加廉价的加工业生产基地。

以上的三个供给侧的问题，都不是在短期内可以快速解决的。前两个是由货币贬值和石油价格上升引起的，即使美国政府花了大力气，也只能部分解决，就是说世界再也回不到过去了。第三个问题，由于一系列的必然性和偶然性，居然很快得到了解决。

1980年，里根当选为美国总统。他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积极倡导者。1982年起，里根大力推行经济改革，强调自由的市场竞争机制，反对国家干预经济，大规模放松市场和价格管制，同时抑制工会势力，对工会提出的过高的福利诉求说不。几年自由主义改革，促成了美国经济史无前例的大爆发，生产力开始快速提升，美国呈现了全新的活力。

尽管在自由经济体制下成本出现了显著的下降，但光靠美国不断挖掘潜力，成本降到一定程度就无法继续下降了。恰巧在此时中国开始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拥有十几亿低价劳动力的中国制造业，对于美国来说吸引力太大了。1980年代初，一个中国内地工人的收入仅相当于一个香港工人的1/40到1/30。大量外资投入中国内地建厂，同时带来了相对先进的技术和管理，中国内地生产的商品也源源不断地输入美国。1986年越南也学习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由此带来的是新一波的全球化进程。美国商品的供给极大增加，生产成本进一步降低。

与此同时，一次新的革命正在悄然发生，进一步释放出了前人难以想象的生产力。这就是数字化和互联网技术所带来的技术革命。数字化大大降低了以前极高的交流和运营成本，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比如电脑辅助设计、数控自动化生产、远程传输、电子报关、资金转账、交易结算等，现在都可以通过数字化低成本地完成。另外，数字化还可以生产许多基本上无成本复制的产品，比如编程后的软件，多销售一份几乎不需要任何成本，可由此产生的外部性收益则非常高。数字化显著降低了生产成本，同时大幅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20世纪80年代以后，生产力大爆发以及全球化带来的人工成本下降，使供给侧几乎完全满足了需求侧的要求。在这三四十年里，美联储发过大量货币，美国经历过科技泡沫、地产泡沫、能源泡沫甚至次贷危机，然而通胀却一直维持在很低的水平，美联储甚至还一度因为通胀达不到2%的目标而头疼。美联储前主席阿兰·格林斯潘曾踌躇满志地表示：“不要担心货币供给增长会导致通货膨胀。只要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快于货币增长率，就不会出现通货膨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