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杰森·莫特的《好一本书》：怎么去拥有不通往疯狂的希望

《好一本书》获2021年美国国家图书奖，为“纽约时报畅销书作家”杰森·莫特再添新荣。这本写给“疯孩子”的故事引来了更多读者走近这位新晋获奖小说家。

乍一看这书名可谓简单粗暴，但翻开书的扉页便能发现它完整的标题是：“好一本书暨关于梦想远大、时运不济的美国造疯孩子的故事，真情实感不虚行”，而随后的致谢也是“献给所有的疯孩子”。莫特在其受奖致辞中说明了“疯孩子”直指那些“局外人，怪人，被霸凌的人，那些曾经太过奇怪又别无他法而只能被世界和他们身边人误解的人。尽管如此，他们拒绝磨灭他们的想象力，拒绝放弃他们的梦想，拒绝像大多数人一样，否定、贬低他们的身份、真理或所爱”。《好一本书》便是莫特酝酿了10年才拨云见日的“疯孩子”——身为一名非裔美国人也作为一名作家，这是莫特首次在作品中就美国黑人的处境直抒胸臆。

《好一本书》里出现了3个分辨得出但又叫不上名来的“疯孩子”：第一个登台的是一个5岁的美国南方农村黑人孩子。有着父母庇护的他对世界的体认还是温情的，但也就是从他和父母玩着的童趣游戏里便能隐约感受到这份温情背后的恐惧和无力。原本最普通不过的一场“捉迷藏”在他们的相互配合之下更像是在演练他家族传承的“隐身术”。这场游戏的重点不是找到藏身之人，而在于帮助藏身的孩子保持“隐形”，因为只有“不被看见”黑人孩子才能“一生平安”。但黑人孩子终归还是被“看见”了：他自己黢黑的肤色被看见，人送外号“黑炭”（Soot）；他在美国另一个角落里的同龄人被看见，被警察射杀；他独自晚归的父亲被看见，被警察射杀；直到最后，试图在想象的世界里“隐形”的他被看见，也被警察射杀。

第二个入场的“疯孩子”是“作家”。他的亮相实在是“放荡不羁”：凌晨3点，一个赤身裸体的男人在酒店里飞奔着躲进了电梯——他在被与之偷情的有夫之妇的丈夫举着大衣帽架“追杀”。接着，好不容易脱身的男人转身就勾搭上了酒店前台。在这一番滑稽登场之后他的身份才慢慢清晰：此前混迹于各色服务行业的男人刚写了本书叫《好一本书》，出版即畅销，他也摇身一变成了“作家”。“成了作家（的他的）……生活就和写作没什么关系了”，取而代之的是马不停蹄地到全美各地进行新书宣发的行程和途中一出出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但在这一系列闹剧的喧哗声中总有一个声音在重复地问着几个不变的问题：“你听说那个男孩儿的事儿了吗？” “你怎么看这件事？” “你不想就这件事说点什么吗？” “为什么你的书里丝毫没有提及美国黑人境遇？”……这个声音来自“作家”不惜堕入酗酒风流所营造的混沌假象来逃避的黑人身份，来自拼命想要“隐形”的“黑炭”，也来自书中第三个“疯孩子”。

这第三个“疯孩子”或许称不上是一个角色，因为他是只存在于“作家”想象中的一个叫“孩子”（The Kid）的身影。“孩子”有着和“黑炭”一样黢黑的皮肤，但不同于“黑炭”的是，“孩子”的出现是为了让“作家”“看见”。他会想要去走近被滚动的新闻以时代悲剧之名一笔带过的每一个切身受害者，会坚持自己一身黑皮肤的真实性，会要求有人“看见”讲述他的故事。的确，“孩子”并不是某一个特定的角色。他是被警察8枪射杀的10岁黑人男孩儿，是死后才看到“隐身术”的脆弱性的“黑炭”，是终于厌倦了迂回和逃避的“作家”，是所有像莫特一样拥抱自己已然遍体鳞伤的少数群体身份的“疯孩子”。

如莫特所言，看似“荒谬”的“疯孩子”总是更容易被误解，曾经也被视作是“疯孩子”的他对于身边幽灵一般捉摸不定而又无处不在的种族偏见再熟悉不过，也因此在创作初期更多的是努力找寻不会被人打上少数族裔身份烙印的“中间地带”。简单化地说就是“不要写种族。更准确地说是，不要写黑人存在。可以写黑人角色，但就是不要写黑人存在”。但用莫特自己的话说，“这个国家没有黑人能脱离这些经历存在”，他自己亦是如此。对于从过去到现在一直存在的欺辱与歪曲，一味地保持“中立（意味着）永远助长压迫者，而非帮助受害者”。在此期间，类似针对美国黑人群体的“白人警察暴力执法”等暴行成了新闻中不变的话题。时间的推移没能抹去相关词条的时效性，而是不断地给受害者以新的名字：2012年的特雷文·马丁，2014年的迈克尔·布朗、埃里克·加纳，2015年的弗雷迪·格雷……25岁的弗雷迪·格雷的“非正常死亡”引发了“巴尔的摩抗议”，届时莫特频频与在巴尔的摩市的好友通电话，关心朋友的安危的同时也实时了解了暴风中心的审判进程。随着他们谈话的深入，弗雷迪·格雷不再是冰冷的新闻数据，而成了投进莫特“中立”的心中的一颗石子，掀起再也无法平静的涟漪。

此后几年，莫特从书写自己作为非裔的灰暗过去开始，不断尝试用自己的声音讲述美国“到底发生了什么”。在2018年出版了第三部小说后，他与之前出版商的合同随之到期，这不光使得他的写作事业在一定程度上多了几分不确定性，数年来一直萦绕在他脑海里对于美国黑人境遇的思索也不再满足于只停留在和朋友的交谈中或是游走于他文字的阴影里，而想要跃然纸上与读者对话，也启发更多读者之间的对话。而这样的情感迸发与莫特2013年便构想的另一条故事线不谋而合。

其实《好一本书》最初的模样是戏谑大于深沉的——莫特2013年创作的初稿是完全围绕一名畅销书作家的新书宣发之旅单线展开的。这一灵感很难不让人联想起莫特的个人经历：也是在2013年，莫特的小说处女作《归人》（The Returned）一经出版便持续畅销，还被改编成热门美剧 《复活》（Resurrection，又译《亡者再临》）。一向内向、埋头看书写书的莫特辗转奔波了6周左右来做新书宣发，而这一路上的经历就像是莫特的作家修炼手册：原本是他一人创作的故事渐渐成了他和经纪人、编辑、读者以及接触到它的每一个人的共同讲述，莫特面对自己的文字也因为作家这一新身份而有了一种微妙的疏离感。正是这种作家与作品之间的剥离感最终与莫特后期重新审视自己的黑人身份时所感受到的熟悉又陌生、相见不相识的荒诞感不期而遇，所以才有了现在《好一本书》里有“黑炭”和“孩子”作伴、挣扎在与作家身份和黑人身份磨合之路上的“作家”。

故事的最后，“作家”镜头前的崩溃失态似乎宣告这场宣发之旅以失败告终，但此后的他终于能坦然地作为美国黑人发声，并非要去“绑架”别人，而是为了自己不被生活绑架。他和“孩子”坚定有力的拥抱无声地回答了这苦乐交织的时间裂缝中一晦一明的问题。

“我们会好吗？”

“孩子，这很难说。但敢肯定的是，我们要试一把。”

那一刻，“作家” “黑炭” “孩子”或许还有莫特共同构成了美国黑人这一“看不见”的“必然”存在。他们该怎么去拥有不通往疯狂的希望？或许这第一步已经迈出——直面自己心中的那个“疯孩子”，毕竟这注定是个爱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