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与福泽谕吉的教育思想分析研究

摘 要：张之洞和福泽谕吉分别是中日近代教育史的两位巨匠，分别各著一部《劝学篇》，两人的教育思想和实践也都分别影响了中日早期教育近代化的历程，本文主要对两者教育思想中的教育作用、目的、内容、方法等方面进行分析研究。

关键词：张之洞； 福泽谕吉； 教育思想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315(2011)4-149-001

张之洞(1837-1909)，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改革家。他改造旧式书院、创设各类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构建中国近代教育体系的举动,开我国近代教育之先河,堪称中国近代教育的先驱，被时人誉为“当今第一通晓学务之人”。福泽谕吉（1835-1901）, 是日本近代杰出的启蒙思想家和教育家。其毕生从事翻译、写作和教育活动,出版专著几十种，被誉为“日本伏尔泰”、“日本近代教育之父”。分析两位先贤教育思想中关于教育的作用、目的、内容和方法等方面，有助于我们当前的教育改革。

一、论教育的作用

张之洞重视教育，在其四十多年的仕宦生涯当中,没有中断过兴学育才的教育活动，把兴学育才和求才治国提到自强救亡的高度来认识，他认为“中国不贫于财而贫于人才”，他在《筹议海防要策折》中，把“储人才”看作当时的第一要务，疾呼“战人较战具尤为急”。张之洞认为：“国势之强弱在乎人才，才之消长在于学校，环球各国竞长之争雄，莫不以教育为兴邦之急务。”他主张以育才为宗旨改革教育制度的教学方法。他认为“自强生于力,力生于智,智生于学”，并指出“智以救亡,学以益智”。

福泽谕吉作为一名启蒙思想家、教育家，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更是贯穿一生。他主张用教育这种渐进的文化手段改造社会，对教育的作用寄予了厚望并一生身体力行之。

二、教育目的

张之洞的教育目的论十分明确，这就是他在著名的《劝学篇》中提出的“学术造人才，人才维国势”。他兴学育才数十年，目的始终如一，即培养思想立场“卫道”，知识能力“开新”的忠实干练的“经世致用”之才。张之洞在中国教育史上还比较早提出了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培养目标，强调“体用兼赅，先后有序”，在强调德化主义的同时，明确提出德育、智育、体育全面发展的必要性、重要性，具有近代教育思想的意蕴。

福泽谕吉的教育目的是为了最终实现个人的独立和国家的富强。首先，教育要造就有独立人格的人；其次，教育要培养具有远大理想抱负、知识渊博、具有吃苦耐劳精神的人；再次，教育要培养具有独立分析、独立判断、理论联系实际、具有主动性和创造性的精神。只有在教育过程中注意培养人的独立能力和独立人格，才能实现教育的社会价值，进而最终推动国家的强大与富强。

两者在人才培养目标上有很大的相似性。他们都主张德育、智育、体育全面发展或协调发展，但在具体的侧重点上又有所不同。张之洞更强调德育在这三者当中的地位和作用，他认为德育是灵魂，智育和体育要为其所用；而福泽谕吉只是将体育作为德育和智育的基础，并没有提到三者之中哪个更重要。

在教育的目的上，张之洞更突出强调了教育应为国家服务的观点。他在强调教育的重要性同时更多强调了保卫国家的重要性，认为教育和学术是为国家的存在而服务的，这是一种国家主义的教育思想。而福泽谕吉则认为教育是个人获得独立的基本手段，他认为文明精神的根本是个人的独立的精神。人人独立，国家就能独立，他关心社会和政府能否保障个人才智的发挥，防止人民的自主活动免受政府干扰，倡导独立不羁的精神，具有个人本位的特征。

三、教育内容

张之洞对教育内容的认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是不尽相同的。张之洞认识到教育的内容必须扩充，结构必须调整，中心必须转换。在《劝学篇》中，张之洞认定的教育内容，已远远突破经史子集、休齐治平的陈旧范畴，而以“新旧兼学”、“政艺兼学”为旗帜。所谓“新旧兼学”，是说既要学习四书五经，又要学习西政、西艺、西史。尽管张之洞的教育内容仍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主要的指导思想，但其中新学内容已开始占了不小的比重。

福泽谕吉根据日本当时的实际需要，反对封建时代的空理虚谈和向学生传授脱离实际生活的儒学知识。他甚至认为日本之所以不能“真正开放与西方列强并驾齐驱，完全是汉学教育之过”，为此，他坚决主张放弃空疏无用的儒学，提倡实际有用的实学。福泽谕吉所说的实学，实际上就是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具体是指数理化等自然科学知识。他要求以西方文明为目标，向学生传授实际有用的知识，他在庆应义塾的教学改革计划中提到，要大力提倡职业教育，教学科目以“实学”为主。

通过教育内容的比较可以看出，二者都主张向西方学习，学习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以改变本国的现状，但相对来说，后者的学习主动性更强，接受西方文化的愿望更加迫切，显得更加开放；而前者所坚持的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思想，在审视西方文化时就带有一定的被动性和不情愿性，也就显得相对保守一些。

四、教育方法

在教学方法上，张之洞既推崇一些传统的优秀的教学方法。譬如他在《创建尊经书院记》中写道:“山长之教法,非善诱不可”，并列举了“善诱第十二”条目，详尽介绍了“善诱”的方法；他吸收了传统教育的“循序渐进”的原则，主张教学活动中,应针对知识的繁简、难易程度，采取由近及远，由浅而深,自简及繁的方法。同时，他又推行了一些新的、生动的教法，如班级上课制，按日上课，一日数门课程，还主张直观性教学。

福泽谕吉在教学方法上，主张以学生自学为主，教师应发现学生的兴趣，因势利导，既不放纵，又不能去祈求学生。可见，两者在教学方法的使用上很显然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前者更注重的是教师的作用，是在教师的系统传授和讲解下，引领学生获得新知识，而后者无疑更多所强调的是学生的主体地位，更多的是要靠学生的自觉来取得进步。

参考文献：

[1]滕大春.外国教育通史[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2：448

[2]徐汝岭.外国教育史料[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0：269

[3]李爱民.张之洞与福泽谕吉教育思想比较探析[J].云南教育.2002，（24）：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