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惜字纸:略谈清代惜字思想

摘 要：出于敬畏汉字、认为汉字及圣贤经典具有不可亵渎的神圣性的敬惜字纸思想，受经由宋代发展而来的、与科举文化密切相关的文昌信仰以及由道教阴骘思想宣扬的因果报应说的影响，演变成为对字纸的一种极端崇敬。

关键词：敬惜字纸； 科举； 因果报应

中图分类号：I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315（2011）8-051-002

一九四○年前后，周作人写作《药堂语录》一书，其中《科目之蔽》一文中云：“大抵中国士人之陋习多起源于科目，观于韩愈可知唐时已然，至今乃历千年，益积重而难返矣。看近代人笔记，所举之人必称官衔，所记之事多是谈休咎因果，而归结于科名之得失，热中之态可掬，终乃至于戒牛肉惜字纸。”周氏此数语中可见有清一代因果说与科名之关系及因果说之流行，其行为则主要表现为“戒牛肉”与“惜字纸”，二者皆是流传极广的道教善书《文昌帝君阴骘文》的内容。其一因农耕社会中，耕牛为重要的耕作力量，劳苦一生，至老而被杀食，人或不免于“不仁”；其一则是对字纸的一种极端尊崇。这种尊崇表现为不敢糟踏任何写有汉字的纸，即使是零碎纸片。不能使它们处于污秽的环境中或被用于世俗用途，如包裹货物、剪作鞋样、抹桌糊窗、再造还魂纸甚至入为厕用等。此外，废弃字纸要妥善收藏，污秽字纸另需洗净晒干，再于洁净处焚烧后流入净水，或深埋于净地。

周氏慨叹近人笔记“如能无此数者，便已足取”，亦可从中窥见社会风气之一端。下文试论惜字思想的形成原因。

惜字纸思想随《阴骘文》一类道教善书之流传而流传，进而演变为习俗，在明代时似即已普遍，至明末清初时，笔记中多有关于惜字僧与惜字文人之记载，但似以个人为主，而未成为有组织的活动。至康熙年间，方志中纔出现关于惜字会的明确记载。所谓惜字会，便是集体进行惜字活动的组织。通常由地方文人士绅成立，并负责组织与领导惜字活动。惜字会的成立与发展，使得惜字习俗同样在清中期达到鼎盛，成为包括儒士在内的民众极普遍之思想。清人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二月“惜字会”条有记其盛况云：

香会，春秋仲有极胜，惟惜屏蔽泵文昌会为最。俱于文昌祠、精忠庙、金陵庄、梨园馆及各省乡祠，献供演戏，动聚千人。

惜字思想中，最为显著的因素首先是“汉字”，其内涵也更为普遍的表达是“敬惜字纸”。所谓“敬惜”，是“敬畏珍惜”，它首先出于一种对汉字的敬畏心理，认为汉字具有不可亵渎的神圣性。纸因字贵，敬惜的是书于纸上的汉字，而非纸这一物质载体。敬惜字纸的内容后来逐渐扩大，织有汉字之布匹绸锻，刻有汉字之瓷器招牌等，一并包括在应敬惜的范围内，也可从侧面说明这一点。现存各种劝敬字纸文，其开首或记述仓颉造字之初天雨粟鬼夜哭之传说，或极言文字之当敬，几乎无一例外。盖“欲劝人为惜字事，先劝人生敬字心”，文字不仅有用，它们更是组成圣贤经典不可或缺的基本元素，“散之为字，集之成经，以此推之，一字一经也”，字是“圣人面目”，“圣贤肝胆”，故即使只是片字之纸屑也要敬惜。所谓圣贤经典，放到具体的惜字信仰中后，并不单指儒家经典与儒圣，佛道二教同样有对经典和仙佛的崇拜。总而言之，我们可以说敬惜字纸思想最直接的源头是对文字和经典的崇拜。到科举时代，科举是普通士人仕进唯一的途径，文字成为进升上层社会获取荣华最重要的工具，它所代表的是封建社会中有力的文化资本。儒士神化文字，或许出于尊圣尊经的文化传统，或出于强化自我地位、自别于其它阶层的心理；而不识字的普通民众，在士农工商的社会传统中，在明清科举制度鼎盛的时代，目睹文化在改变社会地位及社会生活上的表现出的巨大力量，对文化和代表文化的文字感到敬畏，便也是很自然的事。

但文字崇拜与圣经崇拜作为敬惜字纸最重要的原因，似主要作用于宋代以前。颜之推《颜氏家训·治家篇》中的记载是现存较早的材料，颜氏云：“吾读圣人之书，未尝不肃敬对之。其故纸有《五经》词义及贤达姓名，不敢移用也。”其本意只是出于对圣贤思想和圣贤本人的尊重而不敢移用，与后世、尤其是明清之世敬惜字纸的实质意义大不相同。其后在唐代，主要是释氏的一些律文，对字纸的敬惜也只限于不得用字纸入厕一类在明清看来已属于对字纸极端秽亵的行为。宋前对敬惜字纸的记载较少，总的来说，这时候“敬惜字纸”尚未成为一种明确的普遍的思想。从宋代至明清，尤其是清代以后，虽然宣扬文字崇高地位的论调一直作为堂皇的理由不曾消失，也确实仍起着宣传的作用，但惜字的实际动力，已经转变为与科举考试密切相关的文昌帝君信仰，以及由因果报应说巩固而成的阴骘思想了。

“阴骘”一词本出自《尚书·洪范》“惟天阴骘下民”，在明清社会中意指阴德。陆宝千先生《近代平民社会中之价值观念》一文中说：

报应观中国古已有之，《易经》：“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迨与佛家之说相遇，遂藉宗教之力而深入民心。即信果报之余，自亦有积德行善之行。

从惜字征信录的具体内容看，这种积善成福，积恶成祸的阴骘报应观，它所针对的对象并不仅仅是一般平民。文昌帝君宣称，“士之隶我籍者，皆自敬重字纸中来”，反之，平日苦学，科考时却“或以失韵误字，例为有司黜，终不能一挂名虎榜者”，是“神夺其鉴”，“以示平日不敬字纸之果报”。虽然士人对待文昌帝君的态度并不总是一致，但关于功名的诱惑与恐吓的确大大推动了敬惜字纸的信仰在士人之间的流行，即周作人所谓“大抵中国士人之陋习多起源于科目”者是也。除功名外，一般的福报如长寿、增寿、富贵、得子嗣，祸报如夭折、减寿、贫穷、疾病、绝嗣甚至惨死等，这些因果报应面对的是更广泛的人群，使得敬惜字纸思想从最初的文士的修行逐渐扩大为全民社会的一种信仰。到了清代以后，惜字活动或以专门的惜字会出现，或附属于各种善会，作为它们善举的一部分存在，墓志铭或行状录中有惜字习惯的人物变得常见，这些都说明了惜字信仰的普及化，而它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由与科举相关联的文昌信仰，和因果报应的阴骘观促成的。窃以为敬惜字纸思想中的情感部分我们保留即可，对古今贤人及文化的尊崇却并不一定要通过宗教化的手段来实现。

参考文献：

[1]周作人《药堂语录》，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页7。同书《太上感应篇》一文亦云：“此文（指《太上感应篇》）的中心思想，本是长生，盖是道士的正宗，并不十分错，其后经士人歪曲，以行善为弋取功名之手段，而其事又限于诵经戒牛肉惜字纸等琐屑行为，于是遂益鄙陋不足道矣。”见页4。

[2]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页173。

[3]如《周庄镇志》卷二16b-19b所载苏州周庄桃花庵惜字局。关于惜字会出现的时间，梁其姿认为最晚在清康熙时，见梁其姿2001，第179页。

[4]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页14。

[5]《敬字说》，《桂宫梯》卷六，王见川、林万传主编《明清民间宗教经卷文献》第十一册，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版，页388。

[6]《文昌帝君阴骘文》，见注文。《中国宗教历史文献集成》第二编《三洞拾遗》第六册，黄山书社2005年，页593。

[7]《敬字显报序》，《青云梯》，王见川、林万传1999第十一册，页303。

[8]《吕状元惜字劝世现身荣名之报》，《桂宫梯》卷五，王见川、林万传1999第十一册，页323。

[9]杨梅《敬惜字纸信仰论》，认为敬惜字纸之思想实质是文字崇拜的一种发展形式，见《四川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页59；持同样观点的有杨宗红、蒲日材《敬惜字纸信仰的嬗变及其现实意义》，《重庆邮电大学学报》2009年第9期，页129。

[10]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中华书局1993年版，页55。此则数据与敬惜字纸联系起来，最先见于明末刘宗周《人谱类记》卷下。后亦见于清代惜字善书《桂宫梯》中。

[11]梁其姿2001，页173；杨宗红、蒲日材2009，页130。

[12]陆宝千《清代思想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页446。

[13]《丹桂籍·帝君谕敬惜字纸文》，《中国宗教历史文献集成》第二编《三洞拾遗》第六册，黄山书社2005年，页5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