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拯救的失落

若翻阅目前英文学界主流的西方科幻文学史，我们会发现，它们对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书写往往聚焦于英国科幻文学“新浪潮”，而忽略了对其他国家特别是以斯坦尼斯瓦夫·莱姆（Stanislaw Lem，1921—2006）的作品为代表的波兰科幻文学的研究。

《未来学大会》（Futurological Congress， 1971）发表于莱姆写就学术著作《幻想与未来学》（Fantastyka i futurologia，1970）的次年，是他科幻文学创作理论的集中体现。莱姆认为，“科幻小说的目标是发现这些非凡物体与人们熟悉之物的共通点”。在求新求异的科幻小说创作界看来，这种观念无疑是保守的，但“保守”并不意味着作品的乏味：通过抛却宏大叙事，突出主人公遭遇陌生环境和对象时的窘态，莱姆得以拨动读者的哲思之弦。

《未来学大会》讲述了一位“未来学家”回地球开会时的见闻和感受，包括入住酒店、首日参会、躲避军事袭击、与幻觉/梦境抗争等。其中，与幻觉/梦境抗争部分占了全书大部分篇幅：“我”一共做了三个梦，先是在前两个梦中感受到了“老大哥”（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在其小说《1984》中塑造的经典人物，即一个隐形的、高高在上的权力支配者和仲裁者）式的身心压迫，又在最后一个梦中陷入了“美丽新世界”（英国作家赫胥黎在其小说《美丽新世界》中构想的一个物质丰沛但压制个性的世界）般的幻觉牢笼。但不论哪个梦，都以“我”的惊醒作结：“惊醒”是主体出于恐慌的、对既有梦境的一种暴力舍弃，也是一次对自己主体性的怀疑，而反复“惊醒”则会促成主体的失措，迫使其最终接受自己的主体性涣散。

悖谬的世界：后“二战”时代的创伤书写

人们对科技的狂热在“二战”中逐渐走向极端，最终化作那枚砸向广岛的原子弹，轰然将一切理智炸碎，以至于当和平到来时，民众对科技的恐惧不但未能消解，反而被投射到了对外太空“异质物”的想象上：“战后不久（1947年），美国民众就开始沉迷于看见大批‘不明飞行物’（UFO）出现……”而作为一位在战火中出生的、对地缘政治高度敏感的波兰籍犹太人，莱姆对科技与政治关联性的思考自然更为频繁。“二战”结束次年，莱姆便在他的第一本科幻小说《火星来的人》（1946）中构想了地球人与火星人的交往故事；而到了美苏冷战走向白热化的1970年代，莱姆的《未来学大会》大体延续了此前星际交往的叙事模型（“异质者”来到地球），但却把交往者改设为人类，于是，全书展现的便是主人公“身处同类族群却难以克服陌生感”的困境—这似乎暗示了彼时的莱姆（亦即夹在两大阵营间的国家及其公民）已难以像辨识外星人那般，仅凭外表/国籍这些显性因素来确定他者，而只能以怀疑的目光审视每张面孔，由此同一族群内部的“交往”便成了奢侈。换句话说，本书主人公在很大程度上是莱姆的“替身”，“我”所面临的主体性困境也正是莱姆彼时的心境写照。

那么莱姆是如何在《未来学大会》中表现战后创伤的呢？可以说，“悖谬”（absurd）是他构建情境的核心。

小说中，虽然某专家在未来学大会上指出，本会的举办旨在“讨论人口爆炸问题”，但显然吸引作为“闲逛者”的主人公目光的，并不是爆炸带来的“拥挤”（“量”的膨胀），而是“混乱”（“质”的变异）。于是我们看到，匮乏与奢靡（未来学大会的食材忧虑与同一栋楼举行的自由文学出版大会的大肆宴请）、高雅与低俗（有个女子乐队一边演奏巴赫，一边表演脱衣舞）、安全与危险、严肃与游戏（为了加速会议进程，所有论文都事先分发，而主讲人只会说一些数字，每个数字对应论文中的一个段落）等元素，纷纷在主人公看似客观、冷静的“即时观察”中构成了悖谬的合一，呈现出一种奇诡的效果。

然而，这一看似冷静的叙述在“我”推测自己摄入了致幻剂后却迅速崩解，一种难以摆脱的自我怀疑迫使“我”跳出理智，跃入区分幻觉与真实的欲望火圈。这种欲望具体呈现为三个梦境，且无论“我”哪一次“梦醒”，都发现自己回归最初逃难蔽身的地下室，并意识到此前感受的失真。在前两个梦中，无处不在的喝令，要么询唤“我”做出一系列荒谬的行为，要么将“我”的身体与他人的随意移接，让“我”深陷“是否拥有身体掌控权”的自我质问中。到了第三个梦，喝令改换了面容，它用外在的自由和富足来遮蔽内里的肮脏和粗陋，以至于在“我”发觉这个世界的矛盾后，便陷入了“是否存在乌托邦和救世主”的又一重质问中。

总而言之，尚未入梦的“我”能清醒意识到所处环境的悖谬，而入梦后的“我”则深陷于悖谬的泥沼。根据梦境的不同样态，“我”分别采取了个人层面（“救己”）和公共层面（“救世”）的两种拯救方式（见示意图）。

被梦抛却的身体：救己的危机

20世纪中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始从第三世界国家吸收廉价劳动力，此举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西方文艺界对尼采、阿尔托身体理论的重新讨论。该讨论大致在两条路径上展开：一条沿袭了尼采对于身体能量的肯定，认为只有这种能量才能克服沉思迷信，摆脱理性束缚（如巴塔耶、德勒兹）；另一条则从政治学的角度出发，认为个人的身体常处于一种被权力控制的消极状态（如福柯、阿甘本）。相较于这些理论家，莱姆在小说中对身体的讨论则走上了一条糅合积极与消极、光明与黑暗的辩证路径：其作品中的人常处于一种需要独自面对陌异世界的“被抛”状态，因此“身体”就成了其确证感知及存在性的必要媒介，虽然在这一过程中，主人公可能意识到确证的无意义，但难以摆脱惯性，只能在“拼合”身体、“恢复”感知的自欺泥沼中越陷越深。《未来学大会》的主人公便是这样的典型。

在1960年代毒品、嬉皮士文化潮流的影响下，莱姆的作品揭示了精神药物泛滥的外部环境是让梦中的“我”担忧自己失却身体主权的主要原因。在“我”尚未入梦时，这种担忧初步显现为“我”对“自然化的人工物”（比如水和雾）的高度警惕：“我体内的变化，就是从喝了水那一刻开始的。”入梦后，这种担忧先转变为“我”对“陌生身体”的恐惧（自己长出枝叶以及被移接了陌生身体），后又转变为“我”对“空洞身体”的好奇（发现行人的身体并非此前所见的那般壮硕，而是瘦弱不堪）。一方面，这忧虑是“毒”—是“我”在为自身存在赋予意义的欲望驱使下进行的一场自娱自乐的游戏。另一方面，这忧虑又是“药”—直到怀疑自己摄入毒品的那一刻，“我”才将注意力从“他人的身体”转移到“自己的身体”上，才开始了对自身主体性的系统探索。可以说，正是由于这种两面性，“我”才会在“拥有身体掌控权”与“失却身体掌控权”之间的混沌地带不断游荡，这也体现了莱姆对“意识与身体”关系的辩证认知。

那么，“我”又以何种方式来“确认”自己异常的呢？如果说《盗梦空间》中的人物借助旋转陀螺确认，那么《未来学大会》的主人公则是以老鼠—这一狡黠而边缘的生物—为参照对象。老鼠在“我”的叙述中共出现了五次。其中，第一次出现是在“我”怀疑自己摄入毒品时的癫狂表白中：“我会怎样宠溺这些小东西啊！苍蝇、跳蚤、老鼠、蚊子、臭虫—上帝把你们造得多可爱，我爱死你们了！”这一表白与其说展现了“我”的精神错乱，不如说体现了“我”对于巴塔耶意义上的回归兽性、拥抱死亡的渴望。而这一渴望也使“我”在陷入梦境后所“观察”到的老鼠身体展现出某种诡谲的灵性：这群老鼠仿佛驻守在梦和现实之间的闸口，一会儿将“我”驮入梦境，一会儿又旁观“我”醒来，而正是由于它们的这种居间性，才促使“我”向其投去“拥有主体性”的艳羡目光。于是，在接下来的描述中，老鼠“鞍鞯鲜亮”“卓尔不群”，“完全无视我们这些人类”，“直立行走”，打桥牌，俨然成了神秘、高大、“亦鼠亦人”的灵兽。但是在最后一次描述中，此前作为“灵兽”的老鼠却差点被一名熟睡者压死，再次以边缘而弱小的形象现身。从肯定到否定老鼠身体，“我”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与第三个梦有关：正是在这场梦醒之后，“我”才意识到自己对主体性的争取是一种注定失落的臆想，才完成了对老鼠身体的祛魅。

至此，“我”努力扫除自己感知迷障的初衷，被连缀的梦境搅得一团浑浊，以至于“我”开始明白自己的意识已是外在于自己身体的他者：此时每个人的身体已不再属于个人，而属于一种神秘的集权力量。

被阻断的纵向位移：救世的疲乏

著名科幻小说研究者亚当·罗伯茨曾指出：“科幻小说的原型为‘关于星际旅行的小说’。而且在我看来，空间旅行的故事形成了这一文学类型的核心……在空间中的‘向上’或者有时进入地球内部的旅行成为主干，各种其他类型的科幻小说枝杈便从这主干上蔓生。”相较而言，《未来学大会》中的位移活动（即大多在城市空间内展开）虽然没有“星际旅行”或“进入地球内部”那般“大阵仗”，但同样呈现出纵向位移的大体走势。在此基础上，若结合弗洛伊德的驱力观点—人一直处于两种本能/驱力的矛盾中，一种是保守生命的性本能，亦可称作生的本能/驱力；另一种则是趋向死亡的自我本能，亦可称作死的本能/驱力。而主体在大多数情况下的稳定状态，实际上是这两种力相互制衡的结果。由此，我们可以将《未来学大会》主人公的纵向位移，视作他夺取主体性过程中心理矛盾的外在呈表。

“我”在第三个梦前后，展现出截然不同的认知状态。在第三个梦之前，“我”都能对自己的位移方向做出明确的喜恶判断。从降落地球，到住进摩天大厦般的希尔顿酒店，再到逃难时躲进与“城市表面隔了30英尺”的污水平台……正因为“我”对周遭环境的怀疑和不信任，才遵循“生的驱力”不断“向下”找寻生存空间。但随后，各种要求“向上”的指令又在“我”的梦中一一蹿出，迫使梦境中的“我”离开暂时安稳的居所。如：“我抬起头，发现上面的井盖打开了，一位美军中士向我伸出了手。‘来吧！’他喊道，‘快上来！’”“我”甚至还被“塞进直升机”，等等。其间，“我”不断怀疑这些指令，并一次次试图回归自己驻留的地下室，但当这些尝试纷纷落空时，“我”那被压抑的“死的驱力”终于压过了“生的驱力”，促使“我”走向自毁。当然，这一转变是渐进的，即“我”的自毁心态在前两个梦中只略微显现，在第三个梦中才达到高峰。

第三个梦伊始，主人公经历了一次漫长的“玻璃化”。所谓“玻璃化”，它声称是将“滥用那种致幻剂”“救不回来的”的病例“在液氮里冰冻40—70年”，实际上可视为串联“老大哥”控制的世界与“美丽新世界”的一条隧道，也是对“我”行动和认知能力的一次悬置。因此，在我完成了“玻璃化”，初入第三个梦中的这个由“自然化的人工物”构建的世界时，“我”显得十分自得。然而，这种自得却在“我”对身边环境困惑的叠加中，逐渐褪去，最终化为不断膨胀的“死的驱力”，促使“我”跳下窗台，试图与“幻象的制造者”赛明顿“同归于尽”。需要强调的是，由于此时身处谎言世界中的“我”已彻底失却了对位移结果的判知，因而跳窗这一“向下”的位移行为，并不会如其所愿地造就一个揭开真相、拯救全世界的救世主，反倒让“我”陷入了下一个梦境：“我聚集全身最后的力量，纵身一跃……我已经准备好迎接那一下粉身碎骨的撞击；但撞击真的来到时，却是轻柔的，黑色波浪涌起，美丽的臭水在我头顶合拢，然后又分开。”由此，莱姆作品的辩证性便在第三个梦中得到了最为集中的体现：肮脏与洁净、痛苦与喜悦、主动与被动、向上与向下等悖谬的概念，在“我”的梦境中都成了任意交叠的碎片，正是这些碎片糊住了“我”的四肢，不让“我”随自己的意念纵向位移。因而，“我”永远无法完成如《美丽新世界》中的“野蛮人”那般决绝的自毁，永远无法救己乃至救世，而只能像小说结尾处教授手中滑出的那张手稿一般“漂走……去往未知的前程”。

莱姆在《未来学大会》中展现的无力和凝滞感，是1970年代难以锚定精神支点的西方左翼知识分子的真实写照：一边在“老大哥”不断的喝令中失却对自己身体的控制，另一边追求真相的尝试又被“美丽新世界”掩埋。就像《未来学大会》中的主人公，在经历了“救己”与“救世”尝试的失落后，他们纷纷陷入了不可确知人生意义的主体性涣散危机。那么，存在第三种拯救的方法论吗？这样的涣散状态到底会持续多久呢？莱姆将这些问题埋在了《未来学大会》—这份他为自己写就的“未来学大会发言稿”里，静待后人的回应与续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