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蛙女王缘何不能弄湿脚

究竟应该用怎样的名字称呼你？我完全不知道。当战争中被称作海德的人，在战败后失踪，然后又以杰科博士之名重新出场，可见事态已极为明了。我要爽快地称你为亨利·杰科。但是，你的情况却更为复杂。杰科确实出现了，但爱德华·海德也并没有消失。你现在仍然用海德的名字，积极发表意见。只不过是用着与杰科相似的口吻。反战论者杰科博士大肆夸耀自己的卓见，而战犯海德则忙于自我批判。

这段内容出自日本著名评论家花田清辉1946年所写的一篇短评《杰科与海德》（刊载于《真善美》1946年8月号，最初发表时并无题目），他借用英国作家罗伯特·史蒂文森的小说《化身博士》中的主人公—杰科博士及其另一重性格的化身海德，将日本战败前后知识人身上所展现的“双重人格性”批判得淋漓尽致。不过，花田的笔锋并非仅仅指向那些欺骗并煽动民众投身于战争的知识人，负有战争责任的昭和天皇也在其批判行列。花田在文章末尾这样写道：“问题在于，你身体中的杰科和海德并没有展开激烈的斗争。杰科博士哟，你要是制作战犯名单的话，要把海德的名字排在第一位。那时，你会切身体会到，努力不做伪善者，是多么辛苦的事啊。”

如果以日本本国文明与历史发展轴线来重新审视近现代日本政治思想史，天皇及天皇制是无法绕过的重要主题，甚至可以说是近代以来日本思想的中心命题。自明治维新以降，天皇制作为一种“被发明的传统”，是凝聚日本国家认同的核心装置，而在天皇制基础上形成的价值体系也为日本人区别于“他者”提供了内在的立足点。在神权天皇观的灌输下，日本国民直到日本战败投降，都将天皇视作最高的献身对象。然而，在“大东亚战争”开战诏书上捺印的最高责任者却逃脱了审判，被占领军重新置于民主国家的中心。当军国日本摇身一变为民主国家，天皇的地位及其权限也由“元首”转变为“象征”。对于战后的日本精英阶层而言，国家认同建构的象征性资源唯有诉诸天皇才感觉最为妥当。

《战后日本国家认同建构》（田庆立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以下简称《认同》）一书，为我们了解战后日本象征天皇制在确立“自我”主体性中所发挥的作用提供了全新视角。不仅如此，该著在对日本精英阶层利用本土资源建构国家认同的内在理路分析的基础上，采取一种“他者”视角，对战后日本内外思想资源的纷繁复杂态势予以条分缕析，揭示了战后日本国家认同建构所蕴含的丰富性和各种可能性，厘清了日本传统本土思想与来自美国和中国的外来思想之间的冲突与交融的问题。

《认同》绪论指出，撰写本书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对战后日本国家认同形塑的国内外资源进行追根溯源式的学理探讨，从而深刻剖析右翼保守主义思潮泛滥的思想根源。众所周知，“和平国家”“民主国家”的定位以及“和平宪法第九条”，乃是战后初期日本受到各方面条件制约而被动或主动选择的产物，这本是战后日本整合国民认同以及面向国际社会展示自身形象的主要资本，为何日本政治家要不遗余力地对这一颇具国家软实力的充满正能量的“国际形象”进行解构呢？实际上《认同》试图回答的问题也在于此，即对于“民主国家”的国民而言，认同国家的民主理念本身是理所当然之事，且是列入西方自由主义阵营的重要依据，那么为何还要依托天皇制重建战后日本的价值体系呢？

从《认同》的研究内容来看，主要以天皇、美国和中国因素在战后日本国家认同建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为主轴，讨论了战后日本国家认同的形成及发展的根本性问题。作为本土资源的象征天皇制以及来自美国和中国的外来资源，自内而外地界定了战后日本国家认同的向度，即“求同”与“斥异”的双重向度。这里的“求同”是指日本“继承、发掘及革新”既有的本民族文化资源—天皇制，通过象征天皇制增强国民面向国家的“凝聚性认同”，重塑和强化政治的合法性，进而维系国民的一体感。而日本在面对与自己相异的“他者”时，或是出于利益驱使而“形影相随”，或是由于价值判别而“敬而远之”。在战后日本建构国家认同的过程中，美国充当了“价值标准”的角色，“基于美国国家超强实力的吸引，日美安保体制提供的制度性保障，以及日本国民的亲美情结”，作为“他者”的美国发挥着强化“合作性认同”的效能。在《认同》一书的论述框架中，战后日本国家认同从以天皇制为核心的“护持国体”，逐步向以日美同盟体制为核心的“新国体”演进，并由此形成了“对美从属”的构造。这不仅促使战后日本的民族主义摆荡于“亲美”与“反美”之间，还使战后日本的国家建构陷入两难之境。另一方面，“斥异”体现为想象和寻求对立的“他者”，通过确立本民族国家的“对立者”和“假想敌”的方式，有意识地利用和倚重民族主义的力量从外部强化国民认同。显然，对日本而言，近邻中国始终是一个“巨大的他者”。战后日本对“他者”中国的认知和想象，在不同时期呈现出迥然不同的历史面向，“深受意识形态、文明属性及地缘政治等错综复杂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中国或被视为意识形态上的“对立者”，或被视作地缘政治上的“竞争者”，从而“实现了自我价值观的确证与重塑”。与此同时，战后日本对中国的认知和想象，终极价值并不在于如何客观地反映或认识中国现实，而是将中国这一“他者”引导为“对抗性认同”，达到动员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目的。在这种“自我—他者”的视角下，著者对战后日本国家认同建构的演进轨迹形成了一种立体和多维的解读，有助于读者更加全面地理解战后日本国家认同建构的复杂性。

从研究的洞察力来看，《认同》一书围绕国家认同的建构问题，呈现了战后日本民族主义发展的历程，从思想史层面诠释了“二战”后中美日三边关系的演进态势。书中所关注和回答的是战后日本历史上的一些关键性问题，而这些问题恰恰也是中国读者所关切的。晚近以来，国内外学者关于战后日本政治思想的研究不断呈现出一些新的面向。约翰·道尔的《拥抱战败》以“文明触变”的视角，论述了美国在日本战后重建过程中的作用和推行民主化革命的目的，以及如何利用和定位天皇的角色等问题。小熊英二的《“民主”与“爱国”》则重视战争经验的重要性，通过考察战后日本有关民族主义和公共性的言论，勾勒出战后日本民族主义思潮起落的轨迹及其特征。与既有的研究成果相比，《认同》一书的问题意识和研究思路与中国当下的学术脉络和观察立场密切相关，是一部以宏观视野审视战后日本政治思想史发展，解读战后日本民族主义建构的重要著作。就中国当下研究现状而言，从国家认同的角度切入，对日本战败以来至今的政治思想史作整体考察的学术成果较少，著者在广阔的视野下揭示战后日本历史的深层次结构，认为战后日本依托的“凝聚性认同”“合作性认同”和“对抗性认同”，成为自内而外界定和形塑战后日本国家认同的核心资源。这些富有创见的学术见解启发着我们对于日本过去和现状以及中美日三边关系未来走向的思考。著者在爬梳史料和分析提炼的基础之上，所提出的战后日本国家建构的基本问题，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强烈的现实关怀。

整体来看，著者从“自我—他者”的“国家”视角来探讨战后日本国家认同建构和民族主义等问题，特别是以政治精英与知识精英的国家观和天皇观为线索，论述了作为战后日本国家认同建构的主体所发挥的作用。不过，“国家”和精英阶层的认同建构，其实也离不开“地方”和民众的视角，即普通民众如何思考和看待国家认同的问题。例如，自日本战败以来，冲绳人在国家认同与地域文化的内在紧张中，为找寻自己的身份和定位而苦恼。1972年，冲绳从美军统治之下“回归”日本，意味着其成为日本政府国民再统合的对象；但另一方面，美军基地的存在至今也没有改变。那么，冲绳人的国家认同是在一种怎样的机制中被日本政府及其精英阶层所统合的？这也是值得我们继续深入思考的问题。

一部优秀的历史研究著作，不仅会给读者带来史识和视角的双重收获，而且还会为读者提供继续思考和探索的不竭动力。围绕前述核心问题，著者将长达300多页的内容分为四大部分，从篇幅安排来看，著者对象征天皇制问题尤为关注，由此可见这一问题对于战后日本国家认同建构所起作用之显著、影响之深远。

掩卷而思，笔者脑海中浮现出了意大利童话作家大卫·卡利的一则童话《不能弄湿脚的青蛙女王》，我们可以用这个故事来思考象征天皇制以及天皇与国民的关系。池塘里的青蛙们过着青蛙的日子，他们抓苍蝇吃，吃饱了可以打个盹儿，还可以聚在一起大声歌唱。有一天，池塘里掉下一个东西，一只青蛙幸运地发现了它，原来是一顶王冠（人类掉落在池塘的戒指）。戴上王冠的青蛙成了大家的女王。女王该怎么当呢？几只出谋划策的青蛙成为女王的顾问，并规定了女王的地位及其权限：女王不能弄湿她的脚，不能和其他青蛙说话，她有一片只属于自己的大叶子，不能做任何工作，谁要是不服从女王的命令就惩罚谁。于是，池塘发生了变化，其他青蛙不得不为女王和她的顾问们抓捕苍蝇，由于他们每天忙于工作，所以无法再像从前那样纵声歌唱。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也许不同的人对于这篇充满隐喻色彩的童话能够品味出不尽相同的内涵。青蛙女王缘何不能弄湿脚？在青蛙顾问们的设计下，头戴王冠的女王必须展现出一派庄严的形象；必须要与其他青蛙隔绝开来，才能保持其神秘性；她不用从事生产；她是“和平主义者”，不用参加食物和领地的争夺战；做什么都最快最好的女王才是青蛙王国的象征。“不能弄湿脚的青蛙女王”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象征天皇制。

日本战败后，天皇脱下军服，化身为“爱好和平的祭司”和“族长”，天皇制也随着日本的投降和盟军占领而发生“变形”。近代天皇制与战后支配世界的霸权国家，特别是与标榜“民主”的美国缔结合作关系，象征天皇制成为日美两国合作的产物。在日本政治精英和占领军的交涉下，天皇制最终得以保持并延续下来，并逐渐发展为适合战后政治体制的统治形态—象征天皇制。在天皇制前增加“象征”修辞，否定了天皇作为绝对君主的意义，却保留了天皇制在无意识的层面继续发挥统合国民作用的价值。随着新宪法的颁布，“象征天皇制”这五个字成为一个固定的日语表述。从精英阶层来看，不仅意味着一种特有的日本文明汇合于世界“民主国家”的体系之中，更喻示着战后日本民族主义随着天皇制的“变形”而得以修复，并由此奠定了战后日本民族主义的根基。

对于左翼知识精英而言，充满暧昧意味的象征天皇制，体现了日本民众对美帝国主义真正的败北和在战后国家权力上的真正溃败，残存的天皇制将来必然会成为反动的集结点。而右翼保守派却着力强调作为日本精神传统的天皇制悠久绵长，他们对这种价值进行政治利用，将民众引向对天皇制的无限乡愁。对于保守派的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而言，因战败和被占领而产生的屈辱，驱使他们从潜意识中寻找精神上和心理上的补偿，他们一再强调天皇制的悠久“传统”，这种认识与麦克阿瑟的“狂言”—“日本民主主义的成熟度大体上相当于12岁的少年”形成鲜明对照。实际上，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他们都充分地体认到，从日本国民的情感层面来说，天皇制仍维持了其固有的连续性。在新宪法颁布后，天皇由主权者退行至“象征”地位，近代天皇制遭受致命打击，作为政治统治结构和制度的天皇制被相对化。但另一方面，作为习俗样式的天皇制仍继续残存于民众的意识中，天皇制在战后仍是最广为人知的集体性意义符号。既然一般民众享受着“皇统绵绵”所带来的民族自豪感，那么他们就不得不与此同时承担着一套相应的“精神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