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本海默：“我正变成死亡，世界的毁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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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后，面对委员会，罗伯特·奥本海默（1904—1967）将会想起他和爱因斯坦第一次说话的那个遥远的下午。

这实际上就是影片《奥本海默》的开头，虽然诺兰并未有意要模仿《百年孤独》。作为一部人物传记片，《奥本海默》继承了《公民凯恩》的光辉传统，从人物的结局说起：电影的第一场戏就是一次庭审—或者严格地说是听证。面对着审查他的安全许可的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奥本海默开始回忆起自己这一生的经历。

奥本海默其人

罗伯特·奥本海默，美国犹太人，核物理学家，曼哈顿计划的领导者，原子弹之父，一度被怀疑是共产党员。

奥本海默出生于一个富裕的纽约犹太人家庭。父亲从事纺织品进口生意，1888年从德国移民至美国；母亲是一名画家。奥本海默很小的时候就展现出自己的才能，曾多次跳级，但因为身体原因18岁才进入哈佛学院读书，专业是他感兴趣的化学。两年之后他被剑桥大学基督学院录取，进入了著名的卡文迪许实验室。但是正如影片里表现的那样，他做实验的时候总是笨手笨脚，很明显他更适合做理论物理。22岁时他离开剑桥，前往当时理论物理世界领先的哥廷根大学，就学于马克思·玻恩门下。仅仅一年之后，他就拿到了博士学位。答辩完毕后，答辩委员会的詹姆斯·弗兰克教授说：“终于结束了，他都快要质问我了。”这让人想起另一位天才—维特根斯坦的博士答辩：在答辩结束时，维特根斯坦拍了拍两位主考官摩尔和罗素的肩膀，说道：“别在意，我知道你们永远不会懂的。”

奥本海默毫无疑问是个天才，在很多物理学领域，包括天文学、核物理、量子场论等都做出过贡献。他的兴趣也非常广泛，曾经学习过梵语，阅读了《薄伽梵歌》的原文，他后来说《薄伽梵歌》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典籍之一。—这也是本文标题的来源：在第一枚原子弹爆炸的时刻，他脱口而出《薄伽梵歌》中的一段：“我正变成死亡，世界的毁灭者。”

奥本海默不是那种能够深刻思考并长期钻研某个问题的天才，而是那种在很多领域能够灵光一闪提出好的想法并且启发他人的天才。这或许也是他为什么最终没有拿到诺贝尔奖的原因。美国物理学家默里·盖尔曼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曾经和奥本海默一起工作过，他对奥本海默的评价是：“他是个坐不定的人。据我所知，他从来没有写过长论文，也没有做过冗长的计算。他没有这样的耐性。他自己的工作成果是由一个个短小精湛的聪明点子所组成的。不过他能够激励别人，影响深远。”

奥本海默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刻，正好是20世纪上半叶那个波谲云诡的年代—一方面，人类的物理学有着极大的进步，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陆续提出让人类对于整个宇宙的底层规律有了全新的认识，也为第三次工业革命打好了基础：计算机、互联网、核能、原子弹，这些都是上次物理学革命的产物。另一方面，人类又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自相残杀局面，两次世界大战造成的破坏是毁灭性的，而“二战”结束之后，第三次世界大战再次一触即发。过去的朋友一转眼就要变成敌人，过去的敌人又很快就要变成朋友。

在这个过程之中，奥本海默几乎囊括了这个时代的所有复杂性：他既是领导科学革命的科学家，又与意识形态纠缠不清—如果我们回望历史，这种复杂性在当时的知识分子里非常普遍，他则是其中的典型。而诺兰正是因为这种复杂性，才想要拍摄这部《奥本海默》。

所以，在这部影片里，我们看到的正是奥本海默的这种复杂性。片中并没有非常明确地刻画他以及他身边的那些科学家、官僚、政客和军人的好与坏；很多时候，他只是在那个时代被命运逼着往前走罢了。

奥本海默在听证中被逼问之前的一系列事件和他参与其中的原因时，就像几乎所有类似情境的再现，他只是软弱无力地向委员会解释，自己当时只是不得已，或者受限于某些技术性的困难，或者干脆是被其他人推着走—最典型的，就是他与美国共产党的关系。从历史角度说，当时的美国知识分子里信仰社会主义属于“流行时尚”，奥本海默从头到尾的表现，用今天的话来讲应该叫做“共产趣味者”，也就是在网站刷左翼视频和歌曲的那些人。他作为一个家庭环境优越的高级知识分子，实在找不出什么切身的经验来使他支持共产主义。这在片中也得到了展现：他去参加美共集会，某种程度上更像是去参加一种有趣的读书会或者思想活动，而他认识琼的时候说自己读的是德文原版《资本论》，可能“搭讪”和炫耀智识的成分更多一点。后来他在加州理工学院组织工会时就受到了劳伦斯的尖锐逼问：“你跟那些铁路工人、工程师、技术员有什么共同点吗？”奥本海默无法回答。

在道德领域，奥本海默同样是模糊的。作为犹太人，他关心自己的同胞，时常给陷于纳粹恐怖中的犹太人寄钱，帮助他们逃离德国；研制原子弹的重要原因，也是要抢先于德国制造出来，他对使用原子弹轰炸德国没有任何心理负担，但在原子弹炸了广岛和长崎之后反而变得良心不安起来。

他有着科学家的天才头脑，也有着身为美国人和犹太人的爱国热情与同情心，但是在道德和政治方面，他是普通人。一方面，他的确背负着制造出毁灭人类的武器这一巨大的道德压力；但与此同时，他又不敢做出决断，没有勇气明确地向这件事情说“不”。—这实际上跟我们每个人一样。倘若处在那个情境之中，我们有勇气、有能力做出不一样的抉择吗？

《奥本海默》其片

让我们回到电影本身：这种人的复杂性和多义性，是否很好地展现在了这部《奥本海默》中？

《奥本海默》是诺兰导演生涯中难得的一部人物传记片。回溯诺兰的作品，我们会发现他自出道以来虽然广受赞誉，但其电影实际上都是一种类型，即高概念的悬疑惊悚片。所谓高概念，是指其作品呈现往往基于一个并不现实的“科幻”设定。比如，一个拥有退行性失忆症的男人（《记忆碎片》）、双生子和人类复制（《致命魔术》）、人可以进入他人的梦境（《盗梦空间》）、黑洞会导致两个地点的时间流逝不一致（《星际穿越》）、面对未知敌人的大营救（《敦刻尔克》）、时间可以逆行（《信条》），等等。而悬疑惊悚就很好理解了，他的电影故事一般都是围绕着这些高概念而展开巨大矛盾，然后讲述人物如何去解决这些矛盾。

《奥本海默》是诺兰从未涉及的一个类型，即扎扎实实地去刻画一个人物或者一群人物之间如何互动、如何发生矛盾并解决矛盾。诺兰实际上擅长的是去展现“人与规则”的矛盾，而并不擅长展现“人与人”的矛盾。一位电影大师曾经说过一句名言：电影拍到最后，实际上就是拍两个人如何坐下来说话，也即最基本的人与人之间矛盾的刻画。而我们回忆之前的诺兰电影就会发现，印象最深刻的桥段永远是非常戏剧化的、脱离现实的、基本不可能发生在现实生活中的场景，而不是像本片这种平静的、矛盾和张力蕴含在人物关系内部的风格设定。从故事内核来看，诺兰所钟爱的“人与规则”的矛盾，实际上就是影片中“规则”如何逼迫人去接受并顺从的过程；换句话说，就是命运。影片中奥本海默的软弱、妥协、不得已，实际上恰恰就是诺兰所钟爱的这种命运驱动。而命运驱动、技术性困难、迫不得已等因素大大削减了人物的主观能动性，也削弱了其性格展现。如前文所说，奥本海默的复杂性在于他的人格、道德、决断力等存在如普通人一样的欠缺和自我矛盾，而这些在影片中呈现得非常模糊和不清晰。

我们可以拿另一部影片来对比：大卫·芬奇执导的《社交网络》。两部片子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是人物传记片；两位导演—诺兰和大卫·芬奇都是以高概念悬疑惊悚类型出名；甚至在故事结构上，两部电影都是以庭审/听证作为主干，主人公面对有敌意的控方，追溯他的经历。但是《社交网络》里的扎克伯格，同样是一个天才，有自身的复杂性，道德模糊……他的性格展现就比奥本海默更加立体、饱满。尤其是扎克伯格对抗控方的庭审场景给人印象深刻—他盯着窗外，喃喃道“下雨了”，对方律师提醒他：“扎克伯格先生，你是否还在听我们说话？”如是反复几次，扎克伯格平静地回答道：“我原本可以把在这里的时间拿去做比听你们废话重要一万倍的事情，所以我没有听。”这又让人回想起影片开头，扎克伯格和女朋友的对话是如何将对方惹毛而掀桌走人的。天才的傲慢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在这种暗流涌动的交锋之中，人物的性格被构建起来。大卫·芬奇也是悬疑惊悚大师，同样擅长使用剪辑来玩花样，但是在刻画人物的关键桥段，他都极为克制，真正回到了“两个人坐下来说话”。

或许正是因为诺兰缺少利用人物之间的互动来营造张力和冲突的能力，他还是使用了最擅长的方式—利用技术、画面和声音的一体效果，来传达人物内心。《奥本海默》的画面和音响效果让人印象极深：奥本海默陷入回忆，在那个原子弹在广岛和长崎爆炸的庆功夜里，众人踏步的噪声震耳欲聋，而他听不见欢呼声，只能听到惊叫和哀哭；他走上台前，不知道自己到底说了什么；世界在他周围晃动，他一低头，看见的是一具被核爆碳化的尸体就在他脚下……每个观众都能直觉地理解当时奥本海默的心境。

诺兰在《奥本海默》里做的另一个设计，是使用他惯常的剪辑技巧，同时展现了两个听证会：一个是奥本海默面对委员会审查他的安全许可的听证会；另一个则是他在原子能委员会的同事斯特劳斯是否加入内阁的听证会。在影片进行到后三分之一的时候，诺兰强化了这样一个悬念：奥本海默到底为什么被迫害？委员会为什么要调查他是不是共产党员？到了结尾才真相大白：原来是这个斯特劳斯做怪！而他做怪的原初理由竟是奥本海默和爱因斯坦说了笑话却没有带上他—他们之间到底说了什么，也成为电影的一个麦高芬，直至结尾才被揭开。

回望历史，当时麦卡锡主义横行的大环境，针对的何止是奥本海默一个人，他的同事、亲友、家人，人人都要过关，而名誉、待遇尽毁的不在少数。怎么可能如影片中那样，审查只奔着他这个非共产党员而来？诺兰将电影的最后悬念设置为斯特劳斯在后面捣鬼，可以说是对当时大环境的避重就轻。在这样一部人物传记片里加入这种“悬疑惊悚”成分，似乎有失严肃，特别是将奥本海默受迫害的原因归结于私人恩怨，就更加流于表面。在当时麦卡锡主义大行其道的环境下，斯特劳斯作为一个普通官僚，他发挥的作用有那么大吗？斯特劳斯的整个行为动机及其与奥本海默个人处境和大环境（核武器、麦卡锡主义等）的逻辑关系，似乎并未得到充分的展现。

奥本海默与我们的当下

奥本海默所处的那个大环境，是核战一触即发，人类第一次获得了完全摧毁自己的能力。影片中有一个桥段是真实发生的：泰勒计算认为链式反应不会停止，核爆会引发空气中原子的链式反应，导致摧毁整个地球。虽然经过后来的反复计算，认为这种可能性非常低，但却不为零。直到核爆之后，所有人才确认这件事不会发生。

在2023年的今天，我们不仅依然生存在全球核战的阴影之下，而且还面临着更大的潜在危险，它是与奥本海默对链式反应烧毁全球的担心同构的危险—强人工智能。

在ChatGPT出现之后，人类研发强人工智能的步伐越来越快、距离目标越来越近，或许在10—20年之内即能实现惊人的飞跃。然而，强人工智能会不会变得异常邪恶，像《终结者》的天网那样毁灭人类？

这里我们来做一个思想实验—

假设你是一个人工智能，人类给你下达了一个任务：制造曲别针，越多越好。你会怎么做？

一开始你只能使用手头现有的资源，比如你有一卷铁丝，来做曲别针；然后你想出来更高效的办法，能够用更少的铁丝制造区别针；接着你建立了曲别针工厂；但这个时候你没钱了，于是去研究股市，盼着赚钱来建立更大的曲别针工厂；你的曲别针工厂越建越大，曲别针越来越多……这个时候人类感觉到了不对劲，开始试图阻止你；最终你得出了结论，人类的存在本来就是对你完成任务的阻碍，于是你毁灭了人类，把整个地球的物质都转化成了曲别针和其制造设备。—在人工智能学界，这被称为“硬接管”（hard takeover）。

这是一个人工智能学界著名的思想实验，被称为“曲别针假说”。这个思想实验的意义在于说明，让人工智能理解什么是“善”，是很困难的；人工智能不存在与人类一致的伦理道德观念，它的手段和目的可以是完全不相关的。即便是无害的目的，都可能导致非常可怕的后果。这实际上就是现在大家讨论的所谓“人工智能对齐”（AI Alignment）问题。

奥本海默担心的全球核战，是一种“已知的风险”，全球核战最终没有打起来，在于核武器还控制在理智的人类手中。然而，他所担心的链式反应和我们现在担心的强人工智能，都属于“未知的风险”—在跨入门槛之前，谁也不能保证它是绝对安全的。同样讽刺的是，奥本海默等人看到了这个风险，却仍然决定跨过这个门槛，风险的后果只能任由天意；正如当今，虽然有很多人警告过强人工智能可能孕育的风险，但目前没有任何成体系的力量来防控它的发生。如果说上一次我们很幸运，那么这一次乃至未来的无数次，我们还能同样幸运吗？

《奥本海默》是一部佳片。诺兰作为我们这个时代最受欢迎的导演之一，拍摄了一部并非他所擅长的人物传记片，主角又是极具复杂性的核弹之父奥本海默，这就注定会引发观众的诸多解读和深度思考。

（选自公众号《知识分子》，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