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考试文化纵横谈

中国是一个考试大国，人们升学、入职、晋升等重要的生活及工作变迁无不需要通过考试来完成。然而，很少有人意识到，中国还是世界考试文化的发源地，在古代文明同样发达的埃及、西亚、希腊和罗马帝国并没有考试制度，中国是第一个为学校教育和社会管理而进行公开选拔考试的国家。亚洲诸国及西洋诸国的考试制度，都是在引进和改进我国古代科举制度的基础上形成的。

中国古代的考试制度

中国的考试制度出现于隋唐时期。此前，从两汉的辟除征召，到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中国的选官制度实行的都是察举制。察举制在最初施行时确曾显现过优越性，但由于它是通过地方官员推荐来选拔人才，具有较强的主观性，时间一长难免因集团利益的干扰而滋生腐败现象，至南北朝末年，已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通过推荐的方式来选拔人才，已经明显行不通了。

而在隋朝创建的过程中，大批庶族地主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提升，这为庶族地主参与政治、分享权力奠定了基础。同时，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统治，曾经被地方长官控制的选士大权也必须收回。创建一种新的人才选拔制度来取代原来的九品中正制，已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在这种情况下，科举考试就应运而生了。

隋朝统一后，隋文帝杨坚下旨：“京邑庠序，爰及州县，生徒受业，升进于朝。未有灼然明经高第，此则教训不笃，考课未精，明勒所由，隆兹儒训。”希望通过考试，选拔出真正的人才。到了隋炀帝时期，进一步设立了进士科考试，“始建进士科”是科举制创立的标志。自此，统治者取消了门第限制，完全按照考试成绩来选拔人才，这在当时的世界历史中是一个非常超前的政策。隋文帝、隋炀帝恐怕也没有预料到，这一考试制度将会影响中国1300年（直到1905年才被废止），并且还影响到了日本、韩国和越南，乃至对整个东亚文化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唐朝建立后，科举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唐代的科举制度包括常科和制科两类。常科每年定期举行，考生有学馆生徒（由中央和地方学馆举送者）和州县乡贡（自学成才在地方报考应举者）两类。考生一般经过两级考试，先州县考试再进行省试。考试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六科。此外，还有武则天创立的武举制度，是由兵部主考，目的在于选拔军事人才。其中，唐朝科举经常考的是明经、进士两科：明经科主要考对经书及其注疏的熟记背诵，相对比较容易，故有“三十老明经”的说法；进士科主要考诗赋，考查的是应考者的见解和才情，故有“五十少进士”的说法。通过进士科考试，唐王朝就能网罗到既有文采又有经学修养的人才来充实政权机构，争取到大量非高门士族出身的士人的支持，把较为广泛的社会阶层的优秀人才吸引到政府机构中来。

制科则是由皇帝临时下诏开科取士，一般不定期举行，考试及格即可授官。

相比后来的科举，唐朝科举有其自身的特点，即“通榜”和“行卷”：允许人们向主考官推荐优秀人才；考生可将自己的文学创作择优编成文卷，投献给达官贵人或文坛名人以求得他们的赏识和推荐，来提高知名度和及第概率。所以，唐朝的考试是不糊名的，考官在评分的时候除了试卷，还可以参考考生平时的作品和名声。为了给考官留下好的印象，很多考生会在考试前“走动关系”。最典型的就是诗人王维，他通过岐王的引荐，用一曲音律征服了玉真公主，在公主的引荐下，王维顺利考取了进士。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得顾况赏识，最后也考取了功名。这种做法客观上促进了唐代文学的繁荣。

科举制在宋代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和完善，各种规章制度逐步健全，公平择优成为其显著特点。相比唐代，宋代科举制扩大了考试规模和及第名额，成为中国科举史上录取进士最多的一个朝代。在考试制度方面，确定殿试为定制，实行三级考试制度，即州试（地方考试）—省试（由尚书省礼部主持）—殿试（由皇帝主持）。统治者高度重视科举考试的公平公正，采取了锁院制、糊名制、誊录制等诸多方法来杜绝豪权垄断考试、徇私舞弊等现象。科举考试的专用考场叫做贡院，锁院制规定，各类考试官自受命之日起，到放榜之日止，一直锁宿于贡院，不得以任何理由离开贡院，更不得与外界有任何联系。这样就隔绝了考试官与其他臣僚的联系，使请托难以得逞。糊名在宋代通常称为“弥封”，指的是将试卷上的姓名、籍贯密封起来，防止考官徇私舞弊等现象。糊名制最早是从殿试开始的，后来逐渐推行到各级常科考试之中。实行糊名制后，考官虽然无法看到举子的姓名，却还能通过举子的字迹或暗记来徇私舞弊。为了彻底杜绝这种漏洞，宋王朝又实施了誊录制，即考试之后在誊录官的监督之下，由专职书吏誊抄试卷后再交由评卷官批改。通过上述新制度的实施，宋代科举考试的公平公正得到了充分保障，自此我国的科举考试制度走向了成熟和完备。

从某种程度上说，宋代真正实现了“学而优则仕”，不少下层人士通过科举考试步入上层社会，这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知识改变命运。读书并参加科举考试受到人们的推崇，宋真宗《劝学诗》中的“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便以其对科举成名后的生活写照，成功劝诱无数士子读书应举，并成为历代广泛流传的劝学格言。

元朝时期，由于蒙古族统治者忽视汉文化，科举制出现了短暂衰落，90多年的时间里只举行了16次科举考试，直到明朝才又被重新启用。

明代科举制度迎来了自身发展的鼎盛时期，受到了统治者的高度重视。明太祖朱元璋在实践中反复比较荐举与科举的优劣，最终选择科举为文官选拔的唯一途径。明代科举考试的制度设置更为严密，士子们需通过科举的预备性考试—童试，才能依次参加乡试、会试和殿试三级考试。士子通过童试考中秀才，即为取得功名，就脱离了平民阶级，开始走向仕途，这是其迈向漫长的仕宦之路的第一步。秀才需继续参加每三年举行一次的乡试，考中者叫举人，第一名叫解元。乡试之后的第二年，在北京或南京举行会试，考中者成为贡士，第一名叫做会元。贡生们最后参加在皇宫举行的、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殿试不是选拔性考试，只是确定考生的等级名次，所有贡士最后都会成为进士。殿试发榜分为三甲，其中一甲为三名，分别是状元、榜眼、探花。在考试内容和形式方面，明朝统治者极力推行思想的专制统治，将朱熹集注的四书五经作为科举考试的内容，要求考生创作具有固定形式的八股文。八股文类似于一种汉语文字游戏，当士子将才思过度集中于做八股文这种“高级”的文字游戏时，自然无心也无暇顾及其他学问。八股文的诞生和流行，标志着科举制度开始走向僵化。

清代的科举制与明代基本相同，沿用八股取士。随着时间的延长，其弊病也日益显现。因此，甲午战败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极力主张改革科举，废除八股文，改考策论。此主张被光绪帝采纳，但可惜未能成功。1905年，慈禧发布懿旨废除科举考试，自此持续了1300年的科举考试制度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

其实科举制度最初出现时，绝对是一种先进的人才选拔方式，因为它通过考试有效避免了推举带来的腐败，给予平民一个上升的通道，同时压制了地方豪族，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后期出于统一思想的目的，采用八股取士，对于维护清朝统治，也有正面意义。但这样僵化的考试形式确实严重禁锢了人们的思想，我们之所以错过西方工业革命的重要变化，出现了中国近代遭遇落后和挨打的局面，与此都不无关系。

东亚各国的考试文化

科举制不仅影响着中国，对日本、朝鲜、越南等邻国也有重要影响。日本曾一度实行过科举制度，朝鲜、越南也长期效仿，从而直接推动了其文明发展。

日本在公元七八世纪效仿唐朝，以科举取士，包括秀才、明经、进士和明法四科，考试内容、方法、评卷标准等与唐代科举基本相同。但日本的多数应试者都来自专门招收品官子弟的大学寮，为贵族所把持，与中国科举向广大平民和知识分子开放不同。至江户时代后，日本再未实行过科举制度。

朝鲜科举始于公元958年，由高丽光宗的幕僚双翼提议效仿唐代科举而建立。朝鲜科举制的考试科目有进士科、明经科、杂科三种；考试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需熟读四书五经；设有同中国的贡院、考棚类似的科举专用考场；科举也分为文举和武举等。在模仿和吸收中国科举制的同时，朝鲜科举根据自身的政治、教育等需要，也形成了其独有的特点。

首先，从考生来源上，朝鲜科举制度有身份限制。对于普通百姓而言，能否参加科举考试必须经过一系列乡里官员的审查，获得“两班举荐”才有报考资格，考试过程中也要多一门考试。而贵族子弟从小就接受官学教育，完成学业即可参加考试。因此，朝鲜的科举考试有统治阶层为了防止阶层流动而人为设置的门槛。其次，在考试科目上，高丽王朝设有僧科，是按照科举办法选拔僧侣的考试制度，不同佛教派系的僧人都可以参加，考试过程也带有晋级的色彩。统治者通过开设僧科，将宗教的控制权掌握在了自己手中。最后，在录取比例上，朝鲜的人口远少于明朝，录取的人数却和明朝差不多，可见朝鲜取士比例更大。由于科举制本身的弊端以及后期社会动荡和变革的需要，延续了936年的朝鲜科举制于1894年被废除。朝鲜是在中国之外科举制实行时间最长、最为完善的国家。科举制度的实施，使高丽逐渐摆脱了新罗时代封闭的骨品制（以严苛的血缘关系为纽带决定地位的社会等级制度），走向较为开放的官僚体制。

在越南，科举制度最早可以追溯到10世纪，当时李朝为了给皇帝选拔老师，下令开科举，于是越南历史上第一位科举榜首成为李朝皇帝的老师。后来越南在仿效、借鉴中国科举制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特色。比如，实行太学生试、饶学试、四十分采点评卷法，还曾实行儒、道、佛三教考试，以及用大象来把守科场以防作弊等。中国的儒家思想和文化之所以能在越南广泛传播并产生深远影响，离不开科举制的作用。而引入八股文则标志着越南的科举制度同样在走向僵化和终结。越南是东亚诸国中实行科举最晚、停废科举最晚的国家（自1075年起经历几个朝代一直沿用至1919年才停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