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文学

英国维多利亚时期文学最显著的特点是小说的崛起。虽然之前的英国浪漫主义时期（约1789—1830）以诗歌为主，但在19世纪的英国文学史上，诗歌第一次被小说取代，小说成为最受欢迎的文学形式。事实上，维多利亚时期英国小说的兴起，其背后的历史和文化背景是复杂纷繁的。在城市化、工业化和改革呼声日益高涨的19世纪，英国正处于转型时期。它经历了快速的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动荡，见证了科学理性主义对各行各业的渗透，经历了重大的宗教信仰危机。很明显，小说被证明是反映维多利亚时代风云变幻的最恰当的文学形式。在这一时期的知识争辩和文化辩论中，民众一再担心，工业资本主义带来的竞争和混乱，将碾压浪漫主义时期的个人自由。1849年，诗人兼教育家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将自己的恐惧描述为“被世界的多样性所压倒”。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以其明快流畅的叙事和皆大欢喜的结局，为维多利亚时代的读者提供了某种娱乐方式。换言之，在纷繁复杂的社会混乱和矛盾面前，维多利亚时代小说为民众构建了一种良好的秩序和安慰的假象。

19世纪的文学和文化还发生了其他重大变化，据估计女性创作和传阅的小说比男性更多。当时的多数男性评论家都认为，小说是一种适合女性放松和休闲的新贵形式，她们在家庭中的被动生活，需要久坐的阅读来打发消遣时光。然而，到了19世纪30—40年代，随着维多利亚女王（1819—1901）的登基，维多利亚时代拉开序幕，小说家们越来越多地将注意力转向当代英国所面临的工业难题和政治问题，小说形式备受欢迎，小说家受人尊敬，文坛被男性小说家所主导。从统计数据上看，维多利亚时期写小说的女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踊跃，尽管勃朗特姐妹、盖斯凯尔夫人和乔治·艾略特等女性小说家的创作事业非常成功，但此时期印刷出版的多数小说都由男性书写，这种不平衡凸显出维多利亚社会的父权结构。此外，它还决定了小说的意识形态。同时，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出版被几家男性主导的出版社垄断，其中的某些公司至今声誉极佳，如麦克米伦（Macmillan）、史密斯（Smith）、艾德（Elder）、宾利（Bentleys）、查普曼（Chapman）、霍尔（Hall）、布拉德伯里（Bradbury）、埃文斯（Evans）、朗曼（Longmans）以及出版过乔治·艾略特的畅销书的布莱克伍德（Blackwood）等出版社。同时，成立于1842年的穆迪精选图书馆以订阅和借阅的方式迅速扩张，读者们每年只需几个基尼，各个社会阶层就可以便宜地获得小说，尤其受到那些受教育程度较高、有抱负的维多利亚中产阶级欢迎。

列举维多利亚时期的阅读和出版事实是比较容易的，然而，要总结维多利亚时代小说的本质则困难重重。维多利亚时期大约占19世纪的四分之三，因此，除了现实主义的发展和对个人完整性的关注之外，维多利亚小说很难以单一或笼统的特征来定义。小说家亨利·詹姆斯在一次关于“小说形式混杂的多样性和开放性”的著名讨论中，认为小说是由“松散的怪物”构成的。同时大多数评论家都同意，读者目前所熟知的维多利亚小说，与查尔斯·狄更斯的早期作品有一些渊源。从维多利亚时期开始，在被收集成单卷本或三卷本之前，大多数小说都是以连载形式出版的。狄更斯的《匹克威克外传》（1836—1837）在1836年4月至1837年11月期间，分20期出版，然后在1837年出版完整版，正值维多利亚女王登基的第一年。虽然《匹克威克外传》算不上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小说，但它具有维多利亚时代所有的活力和精气神，也正是这部作品奠定了维多利亚时代小说“扣人心弦”的主题。然而读者普遍认为，狄更斯的后续作品《雾都孤儿》（1837）获得了持久的掌声，而《匹克威克外传》流浪汉式的混乱结构，总体上是轻松、不带感情色彩的，让人回溯起18世纪的英国小说。《雾都孤儿》本身就让人联想到早期的“新门监狱”（Newgate prison）题材小说，杂糅欺诈和可怖等主题，是维多利亚“成长”或“教育”小说的典型。这部小说以奥利弗著名的赤贫致富的故事为主线，展开了广泛的线性叙事。它有一种秩序和必然性—即悲惨的开端和难以置信的幸福结局。这部小说尽管没有狄更斯独特的喜剧色彩，但与《匹克威克外传》不同的是，狄更斯控诉了臭名昭著的《贫民法》（Poor Law，1834）和济贫院制度的虚伪、残忍和奸诈，使小说文本变得更为黑暗。《雾都孤儿》将事实、虚构和具有社会意识的叙述者混合在一起，在诸多层面为维多利亚时期的小说奠定了基调。在伟大的变革时代，小说不仅是书写着民众的政治抗议，也是持久的反思媒介。

维多利亚时期的小说历史一定程度上也是现实主义的历史，正是这种双重性，解释了为什么在《雾都孤儿》这样一部社会现实主义的小说中，依然融合了怪诞性和哥特性等小说元素，这种特征在维多利亚早期“工业议题”或“社会问题”的小说中屡见不鲜。为了应对19世纪30—50年代的动荡，特别是“饥饿的40年代”的社会经济危机，涌现出一系列描写维多利亚时代社会残酷和不平等的小说。这些作品包括弗朗西斯·特罗洛普（Frances Trollope）的《工厂男孩迈克尔·阿姆斯特朗的生活与冒险》（The Life and Adventures of Michael Armstrong，the Factory Boy，1840），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的《两个国度》（Two Nations，1845），盖斯凯尔夫人的《玛丽·巴顿》（Mary Barton，1848），夏洛蒂·勃朗特的《谢莉》（Shirley，1849），查尔斯·金斯利（Charles Kingsley）的《奥尔顿·洛克》（Alton Locke，1850）和狄更斯的《艰难时世》（Hard Times，1854）等。这些作品都是从一个新兴的、日益团结的中产阶级视角，来看待托马斯·卡莱尔所谓的“英格兰状况”。它们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在第一个伟大的工业资本主义时代，已经把维多利亚社会转变为由新型工业和中产阶级主导的阶级制度，这个制度控制着生产过程，也因此控制了马克思所说的“启蒙阶级思想”。更确切地说，这是中产阶级的思想和价值观，是一种中产阶级的体系，我们把它理解为典型的“维多利亚时代的现实”，正是这种现推进了英国小说的发展。小说中折射的思想观和价值观，是由个人的首要关注所主导的，而这种焦点又是自由贸易经济以及“个人”竞争意识形态的产物，进而反映在此时期以个人英雄为主题的系列流行小说之中，包括《雾都孤儿》、《简·爱》（1847）、《亚当·贝德》（1859）、《大卫·科波菲尔》（1850）、《丹尼尔·德隆达》（1876）、《德伯家的苔丝》（1891）、《无名的裘德》（1895）等等。即使是少数几部题目抽象、副标题颇具讽刺意味的成功小说，如萨克雷的《名利场：没有英雄的小说》（Vanity Fair：A Novel without a Hero，1847），也肯定了维多利亚时代对个人英雄的痴迷。

然而，由于小说家个人拥有的对个体和事件的广阔视野，维多利亚小说中的人物更为丰富多彩、异彩纷呈。例如，狄更斯笔下的个人英雄和乔治·艾略特笔下的主人公是不同的。狄更斯笔下滑稽而又古怪的人物，如《马丁·瞿述伟》（Martin Chuzzlewit，1843—1844）中的甘普太太，或者《荒凉山庄》（1853）的史默维特一家，被同时代的评论家们认为是“扁平的”。也就是说，狄更斯的人物在小说中并不是作为个体而发展的，也没有随着时间推移而成长，而是一成不变的；他们似乎也没有任何的内在主观性或“个人”深度。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狄更斯倾向于根据个人的永恒表面特征来描述人物，比如他们的衣着和突出的身体特征，而不是他们的复杂思想。例如，在《大卫·科波菲尔》中，米考伯先生秃顶的头被描述为“鸡蛋”，但他并不是深思熟虑之人，而是一个被误导的乐观主义者。同样，狄更斯笔下的大多数主要主人公，如奥利弗·崔斯特、马丁·瞿述伟、大卫·科波菲尔、皮普·皮瑞普，都是木讷、可互换的人物，更像是“扁平”类型，而不是“圆形”个体。这些人物善良、健康且温和，作为中产阶级人物，注定要从困境中脱颖而出，荣升至资产阶级而享受舒适的生活，或者两者兼得。《雾都孤儿》里的小奥利弗从一开始就有着与生俱来的中产阶级气质，“先生，请再给我一些。”孤儿奥利弗与其他流浪儿在济贫院里长大，他与各色伦敦痞子交往，如扫烟囱的、扒手、小偷和妓女等。那么，正如小说评论家所质疑的，与这些维多利亚时期伦敦底层的三教九流的交往，奥利弗是如何保持完美无瑕的语言措辞的？答案在于：狄更斯从一开始，就有意让奥利弗成为一位出污泥而不染的中产阶级绅士。

另一方面，乔治·艾略特的小说则更连贯和顺畅，与毫不妥协的维多利亚现实主义观念密切关联。与狄更斯的作品相比，艾略特笔下的男女主人公彰显着高度程式化的“个人”存在。尽管像狄更斯一样，艾略特并不将个人的表面特征作为思想指引，但她的作品不断地探索主人公最深层的思想和内在动机。在这方面，她的主人公都被赋予了某种连贯或发展的“内在”自我感受。他们不像狄更斯小说中是“扁平的”，而是“圆形的”，通常是复杂的个体，从某个地方“开始”，然后“到达”另一个地方，尽管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艾略特笔下的女性人物个性鲜明，有着独特的个人色彩。即使有些女性最初炫耀且肤浅，但是她们最终会屈服于某种形式的内向深刻。无论如何，以下几位女主人公的故事都是这样的：《亚当·贝德》（1859）中虚荣而自私的海蒂·索雷尔，她被错误的男人引诱，被指控杀婴；《弗洛斯河上的磨房》（1860）中大胆但命运多舛的玛姬·杜黎弗；《费利克斯·霍尔特》（1866）中优雅但轻浮的埃斯特，她有着一张引人注目、充满活力的脸，这标志着她具有中产阶级反思和改变的能力；《米德尔马契》（1872）中善良的理想主义者多萝西娅·布鲁克，最终嫁给了合适的男人，获得了浪漫和幸福的结局；《丹尼尔·德隆达》（1876）中自信又自负的关德林·哈勒斯，最初与一个坏男人亨利·格兰考特陷入了一场灾难性的婚姻，后来格兰考特在意大利溺水，她才侥幸从婚姻中逃脱。在小说的开头，艾略特笔下的女性普遍被维多利亚社会的男权规范所桎梏，从而与之产生冲突。到小说的结尾，她们要么顺应社会“现实”，要么与之背道而驰。不管怎样，小说中突出的是主人公的个人成长和发展的故事。同时，这些小说也对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所面临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现实，进行了全景式的透视，其广度和深度使艾略特能够对每个人和每件事都有着上帝般的知晓，只是小说所描绘的现实依然是中产阶级的角度。这样的视角使艾略特既能以维多利亚社会的集体道德“声音”来叙事，又能以叙述者的亲昵口吻向另一个体，讲述所有的相关个体的焦虑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