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雪莱：漂泊、反抗与自愿流亡

1815年，位于印度尼西亚的坦博拉火山爆发，大量火山灰和二氧化硫被喷入平流层，形成的气溶胶几乎笼罩了整个地球，太阳的热量被遮盖，即将为世界带来一个阴冷昏暗的“无夏之年”。1816年，在淫雨霏霏、连月不停的日内瓦郊外，迷人的19岁少女玛丽·雪莱（1797—1851）和她星光熠熠的朋友圈（包括男友雪莱和朋友拜伦）在度假别墅消磨这六月飞雪的诡异夏天，他们发起了一个轮流讲鬼故事的游戏。时值惊悚神秘的哥特小说在欧洲盛行，但想象力奇崛的玛丽在她的故事中加入了以电学和解剖学为背景的科学元素，创造出一个骇人的“科学怪人”。在雪莱的鼓励下，玛丽扩写了这个故事，两年后，文学史上第一部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出版。1826年，这位“科幻小说之母”再次推出了一部令人不安的“末世预言”—《最后一人》，小说中大胆预言了21世纪瘟疫的蔓延和文明的终结，从而被认为是英文世界第一部启示录小说。

当瘟疫与灾难日益成为形塑现实世界的重要因素，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读玛丽·雪莱，或反思科技飞跃对人类造成的可怕反噬，或探寻浪漫主义与政治理想的伦理边界。尽管一生漂泊，且充满丑闻、争议、变故和心碎，但她那与时代背道而驰的叛逆和超凡野性踏碎了加诸女性身上的种种限制与刻板印象。玛丽·雪莱的名字和作品从未湮没于历史尘埃，她给全球读者带来的战栗、恐惧以及激动、启发持续了两个多世纪，至今仍余音不绝。

叛逆者

1797年，玛丽出生在一个充斥着不体面蜚短流长和反传统激情的家庭—她是英国激进政论家威廉·戈德温和女权主义先锋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婚前孕育的女儿。

威廉·戈德温（1756—1836）来自英国一个中产阶级家庭，青年时代曾接受过牧师培训，但在大量阅读卢梭、霍尔巴赫和伏尔泰的著作后，日益成为一名无神论者。1793年，他最知名的作品《政治正义论》出版。这是一部批判欧洲封建专制制度，倡导用理性政治与“天赋人权”的公正原则改造人类社会的作品，为他带来了显赫名声与诸多坚定追随者，同时也饱受争议与批评。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1759—1797）出生于一个农场主贵族家庭，她在家中七个孩子里排行第二。幼年时，其父常常酗酒并殴打妻子，最终由于投资失败挥霍掉了家中全部财产。19岁的沃斯通克拉夫特离家谋职，做过家庭教师、开办过学校，1787年，她大胆搬到伦敦，以写作为生。这是极其勇敢的举动，因为当时很少有女人能够依靠写作实现经济独立。当发现翻译获得的收入更高也更稳定时，她努力精修法语，并学习了德语和意大利语。法国大革命期间，沃斯通克拉夫特离开英国赶赴法国，亲眼见证了这场政治动荡，她不仅与革命的主要成员成为朋友，还广泛参与沙龙，积极进行政治观点讨论。1792年，法国宣布成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即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同年，沃斯通克拉夫特出版了她的女性主义经典文献《女权辩护—关于政治与道德问题的批评》。书中，她抨击把妇女保持在“无知和奴隶式依附”中的教育限制，尤其反感妇女自甘沉沦于依附男性的状态，认为男性与女性的权利是同一的，要获得社会平等，必须消灭教会和革除君主专制。这些观念不仅在当时称得上惊世骇俗，即使到了今天，依然具有前卫的革命性。

1796年，志同道合的戈德温和沃斯通克拉夫特由朋友发展为浪漫关系，但激进观念让他们并无结婚的打算，而是各自保持独身。直到1797年3月，沃斯通克拉夫特发现自己已怀有身孕，为了使孩子取得合法身份，这对恋人秘密结为夫妇。婚后，他们依然不想保持传统的夫妻相处模式，两人住在相邻的房子，这样既可以离得很近，又能保持独立的生活。1797年8月30日，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诞下一个女婴，也取名为玛丽，但仅仅10天后，这位母亲就因产褥热离世。

在玛丽·雪莱的成长过程中，她始终崇拜着虽在记忆中缺席，但在想象中搭建出的母亲形象：“对于我母亲的记忆一直是我生命中的骄傲和快乐。她伟大的灵魂和我父亲的聪明才智永远提醒我，我的主要优势始终来自周围这些美好人物的荣耀，以及我对这些将自己奉献给公共利益的人们的热烈钦佩。”戈德温通过亡妻墓碑上的字母教会玛丽读写自己的名字，一旦能够阅读，戈德温就竭尽所能鼓励女儿接受除了针线活、艺术和音乐等“女性课程”之外的多样性教育。家中内容广泛的个人图书馆和高质量的机智问答不断训练着玛丽的头脑，使她终其一生都是一位饥渴的读者，有时甚至每天阅读16小时。

虽然身处于能够激发智力的环境，但这却并不是一个温馨幸福的家。玛丽与继母关系紧张，持续压迫的家庭氛围让14岁的玛丽孤身出走苏格兰，在令人望而生畏的冒险中，玛丽开始了想象力的自由驰骋。作为19世纪最具代表性的女性“壮游者”之一，她大胆将自己旅行中收集到的各种光怪陆离的素材缝合在一起，她遇到的人、做过的梦和读过的书，都将共同塑造她作品中的豪迈风格。她一定见过从邓迪码头航向北极捕鲸的船只，于是，“探索遥远的土地”成了《弗兰肯斯坦》中的一个突出主题，小说叙述者“沃尔顿船长”那“探索日久恒晖之地”的征服欲跃然纸面。

1814年，著名浪漫主义诗人珀西·雪莱在对戈德温府的频繁拜访中认识了17岁的玛丽，这个常在母亲墓碑前忘情阅读的女孩让珀西·雪莱一见倾情。玛丽的智慧和美丽同样耀眼，据玛丽异父异母的继妹克莱尔（她是玛丽的崇拜者）的描述，“玛丽的秀发是亚麻色的，在落日余晖的照耀下，像秋天的植被一样美丽。她的秀发披散在脸庞四周，像薄纱制成的波浪，令人神摇目夺，我见犹怜”，而雪莱则形容她“具有不可抵御的野性与崇高”，“是我见过的所有年轻女孩中最好的学者”。

雪莱已婚者的身份和两人私定终身的恋情在伦敦的知识分子社交圈酿成了一桩丑闻，戈德温以强硬手段尝试让两人分手，但他们热烈地宣称忠实于彼此，甚至连手枪都曾成为这段狂乱恋情的见证。1814年7月28日的凌晨，雪莱不惜抛妻弃子，与玛丽私奔，他们穿越风暴席卷的海峡，乘船抵达法国加来，开启了余生都再也未曾安稳下来的流浪。玛丽作为两个叛逆者的女儿，最终也成了一名不折不扣的叛逆者，她甚至比她的父母走得更远。

流亡者

玛丽、克莱尔与珀西·雪莱形成了一个备受争议的三人小团体，共同踏上了欧洲流亡之旅。他们途经饱受战争摧残的法国，又去了瑞士、德国与荷兰，见证了随着复辟即将来临而改变欧陆命运的关键历史时刻，也把旅行的新奇和兴奋转化成了一种舒阔、豪迈的浪漫主义凝思。玛丽和珀西·雪莱两人还合写了一本记录这段欧洲行旅的“简单小书”—《六周旅行记》。十二年后，玛丽忆及这次旅行：“我们满怀好奇心地看着每一个地方，还听见小男孩对小女孩说法语：这就像是扮演一部小说，是浪漫传奇的化身。”

欧洲之行虽然短暂，却使她从此成为一位好奇、独到、有自主判断的旅行者，她一生热爱游历，留下了许多广博多闻、情感丰沛、见解独到的文字。她身体力行挑战着时代的偏见—女性只习惯于从自家花园的绿脊上观察世界，而不可能如男性一样，拥有从高耸山地上眺望那般广阔、辽远的视野。

然而这段为了逃离而进行的旅程远非轻松惬意的田园牧歌。由于旅资拮据，他们一路变卖个人物品，大部分行程都靠租用骡子或徒步，也习惯了在肮脏简陋的旅店中和衣而眠。1814年9月，当雪莱一行几乎身无分文地返回英国时，已狼狈到要从被他抛弃了的妻子那里乞来资费偿还租用马车的费用。同时，雪莱的父亲蒂莫西·雪莱爵士依然无法原谅儿子的叛逆行为，彻底切断了对他的资助。玛丽的父亲戈德温态度更加决绝，他与两个女儿超过两年毫无接触，甚至禁止她们的兄弟姐妹前去探视。

接下来的几个月，他们数次搬家躲避债主，作为狂热科学爱好者的雪莱甚至当掉了珍贵的显微镜来买食物。1815年2月，玛丽早产两个月诞下一名女婴，但房东太太怀着对私生子的偏见，对她的租客甚不友好，雪莱决定带着新生儿再次搬家，在手忙脚乱的狼狈迁徙中，婴儿夭折了。年轻的玛丽第一次亲身经历丧子之痛，在给朋友的信中，她写道：“我的孩子死了。你能尽快过来看我吗？因为我再也不是母亲了，我现在只是玛丽。”

尽管她被后世称为“具象化了的英国浪漫主义运动”，但浪漫主义的践行者却并不总是过着浪漫的生活。玛丽和珀西·雪莱个性中叛逆、超然的一面也从未消解过他们对自身的反省与探索。身负母职的玛丽背负了更多雪莱难以体察的苦楚，在此后东奔西走、难以为继的流亡生活中，她又先后经历过两次年幼子女的夭亡与一次凶险的流产。丧子之痛为她的“母亲”身份烙下了无与伦比的坚忍与毅力，不断迁徙的流浪生活则为她的“作家”身份注入了对朴素生活和高贵思考的信念、对唯理性主义的担忧以及对人类的普遍同情。

敏感、活跃，加之对思考的热忱，使玛丽不甘于仅仅充当“雪莱的女伴”这类附属身份，她始终是雪莱创作的深度参与者和重要诠释者。当玛丽开启自己的独立创作时，她也在不断重申着浪漫主义运动的响亮宣言：客观世界中的具体情形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主体意境中的印象、感觉、情感和记忆，要不惜一切，甚至采取极端方式来反对权威，反抗一个机械、全能、理性的世界。

创作者

熬过了痛苦、离丧的一年，1816年，玛丽和珀西再次远游欧洲，目的地之一就是瑞士的日内瓦。他们的同行者中还加入了一位声名显赫的人物—著名诗人拜伦（此时克莱尔已成为拜伦的情妇）。虽然围绕这个团体一时流言四起，有人甚至称其为“乱伦同盟”，但西方文学史上最著名的集会之一即将发生。

回想这段经历，玛丽认为那是她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我们常常坐在一起聊天直到天亮，从来不会缺少话题。”谈话的主题相当广泛，从文学创作到哲学理论，从临床医学到新兴科学，这些深夜讨论为《弗兰肯斯坦》的诞生提供了知识基础。

瑞士是受坦博拉火山爆发影响最严重的欧洲国家之一，恶劣天气让这些夜谈往往伴随着窗外的电闪雷鸣，农业歉收导致的饥荒惨状叠加进因遭故国与家族放逐所引发的乡愁中，使玛丽和珀西·雪莱开始热情响应拜伦的提议：“我们每人来写一个灵异故事。”

尽管这场“想象力挑战赛”的参与者包括了两位当时最负盛名的作家，但玛丽的故事却是其中唯一完成并茁壮成长的作品。《弗兰肯斯坦》的副标题是“现代普罗米修斯”，这则古希腊神话中的反抗意识深受浪漫主义作家们的推崇。玛丽的母亲沃斯通克拉夫特认为，普罗米修斯的传说是革命妇女寻求摆脱贵族和宗教权威的重要激励，雪莱和拜伦也都在各自的戏剧与诗歌中诠释过对普罗米修斯的理解：如何在精神流放中守住对创造以及自由的热情。

这一年的年末对玛丽和雪莱而言格外晦暗忧虑：克莱尔依然是两人生活的重负与麻烦；玛丽的父亲不仅依然拒绝与女儿沟通，还不断缠着雪莱要钱；玛丽同母异父的姐姐范妮（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与美国冒险家吉尔·伯特于1794年生育的女儿）和与雪莱分居的妻子哈丽特都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生命。为了争夺雪莱子女的监护权，玛丽和珀西·雪莱于1816年12月结婚，但两人的声誉依然糟糕，新婚夫妇也几乎没有向任何人提到婚礼的事，在玛丽看来，这件事微不足道，她甚至在日记中写错了婚礼的日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