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戏剧《熄灯》：你能听见我的呼救吗

印度独立之后的20世纪70年代，女性运动受到世界女性运动的影响进入第二个阶段，她们继承了民族独立运动中女性走出家庭为民族奋斗的传统，同时开始更有力地从女性的视角剖析印度文化的男权本质。女性创作在这一阶段得到了繁荣发展。在富于实践性的戏剧领域，女作家的参与备受瞩目，曼朱拉·帕德马娜潘便是其中耀眼的存在。

曼朱拉·帕德马娜潘是印度著名剧作家、小说家、漫画家、记者，她于1953年出生在德里的一个外交官家庭。因家庭原因，她小时候在瑞典、巴基斯坦和泰国长大，直到19世纪60年代末才回到印度。从孟买大学毕业后，她就在媒体行业工作，她创作的漫画《苏琪》（Suki）因言辞大胆、思想新锐在印度引起热议。她也因戏剧《收获》（Harvest，1996）获得1997年的奥纳西斯奖（Onassis Prize），这是印度英语剧作家第一次在国外获得荣誉。她的长篇小说《失踪女孩们的岛屿》（The Island of Lost Girls，2015）入围2016年的印度文学奖。她的作品包罗万象，反映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如阶级问题、嫁妆问题、同性恋问题，作品中有对政府官僚机构的讽刺，也有对末日之后可能的未来的愿景。她的作品在国内外得到了广泛好评。

《熄灯》（Lights Out！，1984）是曼朱拉创作于1984年的戏剧，该剧探讨了轮奸这一敏感话题。作者在前言中指出，剧本改编自真实事件：1982年在孟买的圣克鲁斯区，几位中上层精英人士看到一名女子被轮奸，他们没有提供任何帮助，只是冷漠观看。这部剧于1986年在孟买的普利斯维剧院首演，马赫·什达塔尼称这是“一部处理城市困境的戏剧”。该剧表达了印度社会面对性别暴力普遍存在的令人绝望的冷漠，同时也对观众形成了巨大的情感和伦理冲击。作者没有直接表现施暴者，但通过剧中不断回响的呼救声和旁观者的反应，激发观众和读者去思考：面对如此明显的社会问题，人们应该怎么办？在苦难中呼救的印度底层女性，究竟靠谁来拯救？作为印度社会的精英阶层，在变革中又应该承担什么角色？

精英阶层的个人主义

剧中同一舞台上的两个空间形成鲜明的对比：一边是精修的公寓里中产阶级家庭的充满小资情调的聚餐，一边是废弃大楼里遭受暴力侵犯的女人的呼救。近在咫尺的暴力事件并未阻止房间里的聚餐，只是成为他们的谈资。这一富于对比和张力的场景设计表现出作家对精英群体的批判。精英群体在面对暴力事件时虽然态度不同，但他们的自我中心、对社会问题的无动于衷却是一致的。

巴斯克和莫汉是懦弱而自私的印度中产阶级的典型代表，他们囿于自身世界，冷眼旁观周边事物。巴斯克主动割断了与周围事物的联系，丧失了共情能力，成为现实的逃避者。他即使听到了受侵犯女性的呼救依然低头看报纸，充耳不闻。不仅如此，他还试图说服妻子保持沉默。面对妻子报警的要求，他认为应该从众，警察都没有出面，邻居也默不作声，“那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呢？”除此之外，他还以能够保持沉默作为个人修炼的一种能力，他声称：“我不是聋的，但我没有被声音打扰。”通过遵从普遍的利己主义原则，他为自己的冷漠找到借口，并将妻子成功地划为异类，从而使她闭上嘴巴；莫汉则更加虚伪，他以看似高明的相对主义立场，将暴力事件归入私生活的范畴，从而摆脱了本该有的社会责任。他冠冕堂皇地宣称：“就我个人而言，我反对介入别人的私生活。外界永远不能真正判断谁对谁错。”他从不同的角度来解释强奸案，如家庭事件、宗教仪式、驱魔活动等，这一暴力事件成为他的言说对象，从而被置于实践领域之外，他不必再参与进去有所作为。巴斯克和莫汉害怕施暴者对他们报复，从而选择沉默。在这些精英们的主动逃避之下，暴徒愈加猖狂，“熄灯”是暴徒对人们的命令，以便于他们在黑暗中为所欲为。

苏德林与他们二人不同，他是男性至上观念的卫道者，他只接受男性间的暴力，如谋杀、抢劫等。性暴力在他的世界里是稀松平常的事，对他而言，阻止强奸犯以维护男人的尊严远远比拯救受害者更重要。他认为施暴者的行为是“在他们脸上撒尿”，他提议用刀子、枪、毒药等去教训施暴者，表现出男子气概。他们几人去教训施暴者的目的并非解救底层女性，而是为了维护身份尊严的努力。虽然他们三人对此事的态度有明显差异，但对那个受侵犯的女性的冷漠是一样的，他们都以自我为中心，关注的是自我的利益，对社会上显见的苦难缺乏同情。

作家不仅揭示了他们自我中心主义所导致的冷漠，还进一步暴露出这一价值观念所带来的人性的扭曲、道德的沦陷。房间里的人们不仅不去阻止针对女性的暴力，反而在偷窥中获得感官享受，在这一行为中，他们已经和施暴者达成高度一致。巴斯克邀请莫汉来观看窗外的暴力事件，莫汉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欣然同意。他们观看暴力事件如同观看“马戏”，从中获得乐趣。而身处其中的这些人并未意识到自己人性的缺失，还在议论底层人的低劣。巴斯克说：“他们就像动物。像我们这样体面的人，根本无法理解他们的生活。”这番话极具讽刺意味。他们认为自己比底层人优越，把底层人动物化，而他们的冷眼旁观，毫无同情心，表现出的却是文明人的野蛮。沉默也是一种暴力。面对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暴力事件，城市精英阶层只做冷漠的旁观者，从而成为集体暴力中的一员。

上层女性的隐忍与服从

阶级差异使中上层女性无法真正地感知底层女性的痛苦，自我中心主义使她们难以与底层女性共情。莉拉是中上层精英知识分子太太的典型代表，文中写道：“她长得有点胖，总是过度打扮。”她时刻维护着自己的良好形象，即使窗外的声音使她心神不定，但当莫汉来拜访时，她依旧换上晚礼服。她精心打扮，维护着自己的小家庭，一心一意地扮演着丈夫的附属品与装饰品。听到呼救的声音，莉拉感到十分不安与紧张，但她能做的只是苦苦哀求丈夫报警，并不断说道：“我感到很害怕，这一整天，我都很紧张。”毫无疑问，她的反应表现出对受害女性的同情。但丈夫不断敷衍她，并用“歇斯底里” “敏感”等词来形容她的反应，将其置于疯女人的地位。因此，莉拉虽然能够感知受害者的痛苦，理解男性对女性造成的伤害，但身为中产阶级，她的感受和思考并非从受害者角度出发，而是以自我为中心，希望将底层苦难驱除出自己的生活范围，以维护中产阶级美好生活的假象。

在巴斯克等人判断受害者为妓女后，莉拉丝毫没有怀疑，这不仅是对男性话语的无条件服从，也透露出莉拉的逃避心理。她害怕“肮脏、丑陋的声音”，因为这声音使她饱受心理折磨，也使她怀疑自己苦心经营的美好、干净的家庭生活是一种幻象。而将受害者假定为“妓女”消减了听者的道德责任，莉拉成功地为自己的心理负担找到了解脱之道，从而心安理得地成为旁观者。受男性话语影响，莉拉对妓女表现出明显的厌恶，她认为妓女是“肮脏的” “没有羞耻的女人”。同时又把卖淫现象看作是对“高贵女子”身份的一种有利衬托，她需要妓女的肮脏来凸显自己的高贵。虽然她强烈地要求报警，但她并不想解救她们，只想让她们远离自己的生活。“告诉警察我晚上睡不着，把施暴者带走，把肮脏的妓女带到别的地方……我只想要他们远离我的耳朵，我的生活。”

即使中上层阶级女性能够感知受害者的痛苦，想要拯救她们，中上层阶级女性也无力采取行动，她们受到男性的牵制。奈娜敢于直面问题，她深深同情受侵犯女性的遭遇，并想对其施以援手，但在丈夫苏德林的威胁下，她也选择了沉默。她多次质疑莫汉将之解释为宗教仪式，相信正在发生的就是强奸，“你们俩都在胡说八道！只要看窗外一眼，你就会知道这是强奸了！”奈娜对巴斯克的“妓女”说也不以为然，她反问道，“如果只有正派的女性才能被强奸，那么保持体面有什么意义呢？”并步步逼问，由只有女人可以被强奸，且只有正派女人能被强奸，妓女不是正派女人，得出结论“是否男人因太不雅而不能被强奸，这就意味着男人是妓女？”作者借奈娜发出自己的声音，并以此来警醒观众。但即使奈娜可以感知到废弃公寓里女性的痛苦并呼吁大家报警，她依旧不是理想的救助者。印度社会存在根深蒂固的父权制思想，女性无法在男权制社会下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当奈娜要说出强奸这个词时，巴斯克甚至捂住了她的嘴巴，因为他不想让莉拉听到，认为如此肮脏的词汇与她的身份不符。女性在社会规范中艰难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只能做男性眼中的“理想”女人。当奈娜规劝苏德林不要冲动，理性处理问题时，却迎来苏德林的斥责，“你闭嘴了！现在不是做女性胡言乱语的时候！”“闭嘴——不然捶掉你的牙。”

面对底层女性所经受的暴力，中上层阶级女性为了保全自己，只能选择沉默，成为冷漠旁观者中的一员。正如凯特·米勒在《性政治》中表达的观点，“……女人对男人的自愿服从有助于减少自身所受的压迫。”

底层女性的沉默

弗里达是莉拉家的女仆，她是剧中特殊的存在。莉拉和奈娜不管出于何种目的都为剧中的行动做出了贡献，但弗里达在整部剧中都在保持沉默。身为底层女性，她比莉拉等人更加了解受害者的遭遇，以及她的绝望、无助。但是作为中上阶层精英分子家中的仆人，弗里达不能也不敢对此事发表意见。首先，她在家中是毫无发言权的，她的存在仅被看做是随叫随到的服务型机器人，她安静、顺从，机械地执行家中每个人的命令。当巴斯克回到家后，他直接问弗里达：“弗里达！（不等待回复）茶在哪里？”他根本没有问弗里达在或不在，因为在他眼中，弗里达必须时刻为他们服务。文中也多次提到了其他角色对弗里达的无视，“她的活动没有被另外两个人注意到”，“其他人则不注意她和杯子。”弗里达与剧中其他角色虽处于相同空间，却遭到非人化待遇，得不到应有的尊重，阶级身份使弗里达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

其次，即使弗里达发表了对此事的看法，并确认这是强奸行为，她的建议不仅不会得到大家的认同，她本人甚至可能会丢掉工作。身为女仆，弗里达出身卑微，社会和经济地位都很低，她害怕因自己的发言而丢掉工作。为了谋求生活，她不得不小心翼翼地服侍着家中的每个人，甚至在没收到指令之前，她就已经主动完成了任务。她努力进入社会谋生，不会为了一个受害者而遭受风险。是否拯救受害者这一问题在她面前仅被简化为是否要继续工作，继续在城市中生存下去的问题。在工作与帮助受害者之间，她不得不选择前者。两难处境下的抉择体现出了弗里达的自私与懦弱，若底层人都抛弃底层人，那窗外的受害者又靠谁来拯救？

弗里达并非没有立场与态度，人生阅历使她将自己的态度掩藏于行动之下。文中这样描写弗里达：“一名健壮的中年妇女，穿着不整洁的纱丽，一张令人愉悦的脸上却经常毫无表情。”她已是中年人，她能进入中上阶层精英分子家中做女仆，证明她深谙中上阶层精英分子的想法和生活方式，也明白如何与之相处，所以她选择沉默。但沉默并不代表没有态度，当苏德林提出用刀、硫酸等攻击施暴者时，弗里达积极地提供，她的行为间接地表现出她内心的想法：恶行应该被制止。显然，中上阶层不会在意她的行为，但作者以此来表明自己的态度，警醒读者，中上阶层看不到底层人迂回委婉的表达。

弗里达在主人莉拉家是无声的存在，无声与无行动体现了她在城市中的困境。弗里达在戏剧中从始至终保持沉默，观众可以看到弗里达的身体却听不到她的声音，而观众却看不到废弃公寓中女人的身体，只能听到她的声音。弗里达与遭受侵犯的女人形成富有意味的互补或者互文，可见与沉默，可闻却不可见，弗里达与遭受侵犯的女人都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她们共同标志着这一群体被忽视的痛苦。处于沉默处境的不仅仅是弗里达自己，也是社会中所有被边缘化、处于弱势地位的底层女性，她代表着沉默的大多数。

窗外黑暗中的女性在哀嚎呼救，窗内明亮的灯光下几位男女争论不休，但最终也未采取行动，他们的灯光只是让受害者误以为有得救的希望。最终，灯熄了，这些体面高贵的人纵容了黑暗中的暴行。《熄灯》是对舞台上听到呼救声的人们的考验，也是对所有观众的拷问：你听到黑暗中的呼救声了吗？你能听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