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焚毁”的文字力量

2022年5月，在一段火遍全球的短视频中，83岁的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戴上隔热手套，潇洒抄起火焰喷射器，亲自试验她的代表作《使女的故事》能否被烈焰吞噬。但实际上，这本由企鹅兰登书屋推出的限量“不可烧毁版”《使女的故事》，采用了防火材料进行印刷装订，可抵挡100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6月7日，该书在苏富比拍卖行以13万美元的天价成交，所得收益悉数赠予致力于保护自由言论及扶助国际文学社团的非营利机构美国笔会（Pen America）。

年逾耄耋的超酷硬核作家

阿特伍德推出“不可烧毁版”《使女的故事》的肇因，是美国最高法院保守派大法官阿利托提交的一份意见草案，根据该草案，美国最高法院最终于2022年6月24日推翻了1973年 “罗伊诉韦德案”（Roe v. Wade）的历史性判决，取缔对女性堕胎权的宪法保障，允许各州制定更加严苛的堕胎法案。

一时间，保守主义的回潮与女性生育权利的话题再次被推至争议的风口浪尖，美国右翼人士也再次将矛头对准阿特伍德出版于1985年的“反乌托邦”小说《使女的故事》，试图在校园图书馆下架该书。根据美国图书协会（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的数据，自该书问世以来，《使女的故事》是美国校园里最经常被禁的图书之一。

“我近40年前虚构的故事，美国最高法院让它成为现实。”已过耄耋之年的阿特伍德以一颗斗士的心和她依然犀利的笔，在《卫报》《大西洋月刊》等媒体持续发声，积极探讨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个人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并将自己对社会和权力的复杂理解倾注其中。

在熟悉她的读者眼中，出生于1939年的阿特伍德早已被视为“先锋作家”的代名词：《使女的故事》的前瞻性和“启示录”风格自不待言，早在20世纪60年代，阿特伍德就如同精准的雷达一般，敏锐捕捉到全球各种文化思潮的涌动：她出版于1969年的处女作小说《可以吃的女人》即已关注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挣扎与困境；80年代，她成为活跃于“国际大赦组织”的人权代言人；新千年以来，她持续关注基因改造、人造病毒等生态学问题，反思科技时代的人文精神，一趟热带雨林之旅催发了《疯癫亚当三部曲》的诞生，2003年，当《 羚羊与秧鸡》中的“器官猪”“浣鼬”“羊蛛”等狂乱的基因技术成果出现在末日废墟般的地球上时，SARS病毒开始肆虐全球，她的预见性再次令读者战栗不已；2019年，阿特伍德凭借《使女的故事》的续作《证言》二度问鼎英语文学最高奖项——布克奖，因其作品“始终直面当今世界，并提供深切洞察”。

旺盛的精力和不竭的好奇心还使阿特伍德成为新潮的跨界高手，其作品不仅涵盖了诗歌、小说、散文、漫画、童书等多种题材，在步入人生暮年期后，她依然是笔耕不辍的高产作家。70岁时，阿特伍德注册成为推特（Twitter）活跃用户，如今仍时常在社交网络上与人激烈论战；她是一款供作家远程操作机械臂为读者签名的科技产品“长笔”（Long Pen）的创意发起人；年近80岁时，超酷的硬核老太太被拍到在家附近开心地玩着一辆电动滑板车。

“生存与反抗”主题大师

阿特伍德刚刚踏上文学之路时，加拿大是文化闭塞，并缺乏文学传统的国家。年轻的她以广袤荒野的“生存精神”为坐标，以文学为载体，对抗殖民地心态的焦虑和民族归属感的缺失，为羸弱的本土文化摇旗呐喊。70年代初，她的文学评论集《生存——加拿大文学主题指南》热销5万册，虽然在研究方法和文学价值上备受争议，但“生存”与“反抗”从此成为阿特伍德作品中恒定的主题，她将书写视为一种“不能撤回的承诺”，如同夹在英法宗属国阴影及强大邻邦美国中间蹒跚成长的祖国，阿特伍德频频将目光投向遭压制的、被视为无足轻重的边缘群体。

历史意识的觉醒让阿特伍德立志要成为进行“真实书写”的作家。1984年，《使女的故事》动笔于冷战背景下的西柏林，风起云涌的时代为阿特伍德的创作提供了深厚的思想积淀和无限的想象空间：由于环境污染导致生育率严重下降，美国经过血腥暴动后建立了一个由宗教激进主义信徒掌控的极权主义国家——基列国，宪法和国会都不复存在，少数具有生育能力的女性被迫沦为国有资产，被剥夺姓名、财产、自由等所有文明的权利，成为“使女”，每月通过冰冷荒谬的“受精仪式”为统治者家庭孕育后代，她们不再是活生生的人类，而是“有两条腿的子宫”和“行走的圣餐杯”。小说以第一人称进行叙述的女主角奥芙弗雷德就是一名“使女”（“Offred”，意为“属于弗雷德的”，抹去使女的真实姓名，仅表示她们的归属权，即属于大主教弗雷德），两个世纪后，她精心藏匿于床脚的录音带被后世研究者发现，在扭曲政权下挣扎求生的虚弱声音给遥远的聆听者们带来了巨大震颤。

这毛骨悚然的未来世界却不仅仅存在于作家的想象中，“切记，在这本书中我使用的所有细节都曾经在历史中真实发生过。它绝不是科幻小说。”在多伦多大学珍本图书馆中依然保存着阿特伍德为创作《使女的故事》做的剪报合集：1966年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政权颁布的“770号政令”（禁止离婚，每对夫妻至少要生育四个孩子，节育和堕胎都属违法，妇女月经期要受到严格检查与盘问）；里根上台后，美国共和党试图从提供堕胎服务的诊所中撤回联邦资金；新泽西州天主教会被宗教激进派接管，妻子们都被称为“使女”……

在成为“使女”之前，奥芙弗雷德只是正常社会中的普通女性，过着“活在当下”的日子，她从事普通的工作、经营着普通的家庭，她没有领袖伟人们“山雨欲来”的高瞻远瞩，更不可能拥有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但在她冒着极大风险录制的个人口述中，却辐射出无数微小力量的觉醒：“红色感化中心”里的唇语交流、神秘莫测的地下革命网络、大胆的逃亡、悲壮的自尽，甚至是被悬挂示众的异见者尸体，最终让奥芙弗雷德发出了在每个时代都堪称振聋发聩的感慨：

“他们血洗议会的时候，我们没有清醒过来；终止法律的时候，我们也还没清醒；他们责怪恐怖分子，说这只是暂时的。但没有什么是在一瞬间改变的，而像在一个逐渐加热的浴缸里，你会在反应过来之前就被活活煮死。”

痛楚的反思背后，是普通人关于生存和反抗的响亮宣言。

在《与逝者协商》中，阿特伍德寄语想要从事文学创作的读者：“写作免不了要与黑暗打交道，要有一种闯进黑暗的欲望或者冲动，如果足够走运的话，说不定能够照亮黑暗，让一些东西见到光明。”

革命性的底色是温柔

作为一个具有强烈先锋意识的作家，阿特伍德的作品却始终浸润着一份源于理解的温柔。在诠释具备强大冲击力主题的同时，她也毫不避讳地将其笔下人物在日常生活中的庸常之处与宏大的社会问题进行交叉处理。

阿特伍德小说中的主人公往往都不是思想最强大、个性最鲜明、立场最坚定、行动力最强的那个人，他们拥有凡人的欲望和恐惧，拥有世故浑浊、愤世嫉俗的智慧，他们被允许展示暧昧的态度、斑驳的道德和软弱的行为。这是内心坚韧丰盈的作者才能具备的一种包容：在革命性的背后，因作者对人性的深刻洞察和体恤，使她的作品平添了一抹余韵悠长的温暖底色。

阿特伍德的首部布克奖获奖作品《盲刺客》是一部“针对权力关系的反话语”小说。依然是阿特伍德擅长的第一人称叙事框架，借82岁的女主人公艾丽丝·蔡斯之口，回忆了一段从兴盛到衰落的家族史，并在艾丽丝和妹妹劳拉现实的身世之痛中，穿插进一个虚构的“塞克隆星球上的萨基诺城里，一名盲刺客和哑女的流亡故事”。

读者们往往沉迷和惊叹于这部小说精巧的结构和“拼贴式”迷宫叙事的高妙技巧，但拨开时间和真相的重重迷雾，面纱下隐藏的却是绵密但隐晦的深情。《盲刺客》中没有英雄，没有一个角色带有明显的拯救意味，但同样没有一个角色放弃发声，被噤声的弱者以其他形式进行记录和表达。飞扬的科幻故事背后隐喻着对现实世界的思考和对情感的探求，物理时间和心理时间的盘旋交错间，将个人生活投影进时代洪流中，最终达成了一种奇异的效果：灰暗低落的人生也许伴随着残酷的交易和被操控的无能为力，但与紧缩的生命形成光辉对照的，是青春的反叛和自由的风骨。

即使超脱前卫如《使女的故事》，阿特伍德也并没有在奥芙弗雷德的叙述中一味叠加恐惧或荒谬。噤若寒蝉的气氛中，她反而聚焦于一个基于普通人的微观视角：欲望和反抗的关系。

“我为何怕成这样？我并没有越界越轨，没有轻信于人，也没有冒什么风险，一切太平。令我恐惧的是面临抉择。一条出路，一个得到拯救的途径。”暴虐的政权虽然使“希望”变成了一种痛苦，但即使是生存环境最为不堪的人，也由于“欲望”那深植于人性的顽强根系，生发出虽然纤细脆弱，但却源源不断的希望来。

奥芙弗雷德在处理绝望的同时也在处理欲望——她渴望阅读、书写、交谈和触碰，她渴望展示女性魅力——这些早已成为禁忌的行为。她热切地回忆着涂指甲油的步骤和味道；她生动认真地描述做面包时“将手插到柔软、温暖并富有弹性的面团中那种如触摸肌肤般的感觉”；她怀想曾在自己的花园里将“圆圆的植物球茎捧在手心的饱满感觉，还有那种子漏过指缝干爽宜人的沙沙声响”……奥芙弗雷德“打算活下去”，于是她在日复一日的记忆与想象中，为“欲望”搭建了一个栖身的角落。这是属于她的斗争和反抗的方式：悉心呵护那微小的“希望”不被夺走或摧毁。

相较于2017年被成功改编并斩获无数重大奖项的热门美剧《使女的故事》，小说中的奥芙弗雷德并没有迅速进化成激进勇敢的抗争者，在原著的结尾处，她有权选择眼前的温存，而不必面对作者的道德审判。

阿特伍德将《使女的故事》的献词献给了一位因勇于对抗权威而被指控为“女巫”，却神奇地在绞刑中幸存下来的祖先——玛丽·韦伯斯特。这位来自阿特伍德母系家族先人的“坚强的脖颈”成了她信念和能量的来源，她不断讲述着不屈者的故事，在悬念中探索秩序，在危机中寻求光明，并以其先锋与温柔并存的独特气质，书写了属于自己“不可焚毁”的文学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