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德斯托克音乐节

四少雄心

1966年，两个年轻人在纽约州一家高尔夫球场上偶遇，其中一个名叫约翰·罗伯茨，另一个名叫乔尔·罗斯曼。两人脾性相投，很快就成了朋友和室友。罗伯茨是一家牙医家族的继承人，家中颇有积蓄。但罗伯茨本人对行医没有兴趣，却热衷于娱乐业投资。两人最开始想写一部电视剧，但投入大量资金后不久，就因为创意不足计划搁浅。于是他们在《华尔街日报》上登了一条广告，声称自己是两个资金雄厚的年轻人，寻求可供投资的商业企划。广告得到了五千多人回应，其中吸引他们注意的是名叫迈克尔·朗格和阿提·科菲尔德的两个人，他俩提议在纽约州伍德斯托克建立一家音乐工作室，吸引当地的音乐家，特别是当时如日中天的鲍勃·迪伦和吉米·亨德里克斯等人。经过商议以后，四人调整了计划，决定举办户外演唱会，通过门票收入获利。1969年1月，四个年轻人在曼哈顿西57街47号成立了伍德斯托克投资公司，年纪最大的罗伯茨只有27岁。四个人都缺乏组织运作大型群体活动的经验，仅朗格一人参与组织过演唱会活动，其他三人都是名符其实的外行，完全是靠一股热情和乐观主义情绪投入到这场盛会当中。四人虽然目标一致，但各有各的想法，尤其是中间两位主要负责人更是截然不同。作为主要投资商，罗伯茨为人严谨，做事一丝不苟，而负责创意的朗格却性格懒散，觉得公司的运作应该遵循一种让人放松的，无为而治的方式。经验不足再加上个性分歧，事先注定了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多舛的命运。

终于找到了场地

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的诞生并非仅仅是四人一时冲动，而是他们在敏锐地分析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变化后做出的决定。1969年标志着整个60年代进入了尾声，在这十年间，美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二战”后第一批“婴儿潮”逐渐成年，他们开始不满于由退伍老兵构成的政府执行的保守主义政策。冷战升级，越南战争夺去越来越多的生命，使得年轻一代对于美国全球范围内霸权主义政策日趋反对，长期笼罩在所有人头顶的核战阴云又加剧了美国青年及时行乐的人生态度，他们开始厌恶资本主义物质至上的态度，向往东方灵魂自由的生活，反文化运动的兴起，嬉皮士运动、LSD致幻剂的广泛使用，再加上女性主义、同性恋者和少数族裔权利运动蓬勃发展，使得大规模集会活动成了60年代美国社会的“家常便饭 ”。音乐节举办之前，已经出现过很多大规模集会活动的成功先例，包括1963年华盛顿大游行，特别是两年前在旧金山金门公园举办的“内心的人类”大会聚集了来自全国的两万名参与者。在电视媒体的推动下，整个美国社会就像一口充满了沸水的大锅，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目的的年轻人希望有更多的机会聚集一处，表达他们对社会、命运和权力的态度，当然，更多的年轻人只是跟风而动，不肯放过任何带有时尚、毒品和性的聚会。

在这样的社会风潮的影响下，举办户外音乐会就成了一桩一本万利的买卖，不仅主办方可以通过销售门票和周边纪念品获利，而且还可以一举提振主办地的经济，带动当地旅馆、餐饮企业发展，可谓多方获利。在发财梦的推动之下，四人很快决定在纽约州瓦尔基尔占地300公顷的产业公园举办音乐节。为此，伍德斯托克公司支付了一万美元的租金。但是，他们的计划很快就受到了当地居民的阻挠。当地居民认为大批游客，特别是嬉皮士涌入会导致一系列治安、卫生和道德问题，因此在1969年7月2日通过了一项法案，禁止在当地举办任何超过5万人的集会活动。7月15日，镇政府以主办方的移动公厕卫生条件不达标为由，正式取消了音乐节的主办计划。此时，距原定的音乐节开幕时间只有一个月时间，四人已在纽约当地报纸上登出了音乐会的广告并通过邮寄和街边商店销售的方式，卖出了超过5万张音乐会的一日到三日票，票价由7美元到18美元不等（三日门票在现场购买要支出24美元），而且还有大量乐迷对音乐节翘首以待，如果这时取消活动，十几万疯狂的乐迷一定会将四人撕成碎片。

正在四人走投无路之际，朗格接到一个叫埃利奥斯·提伯的人来的电话，提伯来自纽约州的贝泽尔小镇，是当地商务部的主席，父母经营着一家名为摩纳哥的汽车旅馆，生意十分惨淡。听说瓦尔基尔否决了音乐节的提议，他自告奋勇邀请四人将音乐节转到他父亲旅馆所在的场地上召开，以期音乐节能给父母的旅馆带来生意。四人实地考察后，发现提伯父母旅馆附近的场地只有十五英亩，规模太小，而且都是沼泽，一个月时间无法排干。就在他们失望离开之际，提伯提出，旅馆牛奶供应商马克思·亚思古尔家的农场有六百英亩，足可以容纳大量的歌迷。朗格于是亲自登门拜访。亚思古尔是一名俄裔犹太人，时年50岁，已经人过中年，但他的思想非常前卫，非常支持青年人的反文化运动，他热情接待了朗格，让他品尝农场新鲜的牛奶，并且同意把农场作为音乐节的举办地。后来，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的时候，他说明了此举的目的：“为了能够弥合两代之间的代沟，我们上年纪的人应该多做一些事情。”当然，7.5万美元的巨额租金也是亚思古尔此举的重要原因之一。四人立即登报宣布了音乐节的新地址，并将音乐节改名为贝泽尔摇滚音乐节。又因为亚思古尔的农场在一个山坡上，自然形成一个碗形，舞台架设在碗的中央，背景就是美丽的菲利皮尼池塘，所以又称为“水族馆音乐节”。

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露天音乐节

场地问题虽然解决了，但音乐节的准备工作并没有变得更加顺利。亚思古尔受到了邻居的抵制，有人对他实施了人身攻击，甚至威胁要烧掉他的农场。他们打出标语：“不买亚思古尔的牛奶，他喜欢嬉皮士。”更多的人投诉到了镇政府。镇政府对朗格进行了问询，在入场人数问题上，朗格说了谎，声称参加人数不会超过5万人，实际上此时卖出的票已经远远不止5万。得到这个答复后，检查官弗雷德里克·施塔特和建筑检查员唐纳德·克拉克批准了音乐节的申请，但政府委员会拒绝下发正式演出执照，并勒令克拉克在农场周围张贴停工通知。

音乐节就在这些官僚主义的扯皮之中艰难地前行，当手续完备后，留给组委会的准备时间只剩下不到三天了。时间有限，组委会面临两难：要么用三天的时间完成栅栏和售票处，没有这两样就意味着没有票的乐迷会大量涌进现场，主办方将承受巨大损失；要么将他们所有剩余资金用来建筑舞台，没有舞台，乐迷即使买票入场也会大呼上当，甚至引发暴乱。到了音乐节前两天，主办方看到每天有几千名乐迷从四面八方纷至沓来，不得不被迫选择了后一个选项，将音乐节变为免费活动。消息一出，更多乐迷从未建好的栅栏之间进入现场，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露天音乐节就此拉开了帷幕。据估算，在为期三天音乐节的时间内，人数最多时达到了50万人。

从8月14日开始，大量人群到来造成了大规模的交通堵塞。很多人直接将车子停在高速公路上，步行进入现场。这给贝泽尔小镇带来了空前的压力，纽约州不得不关闭了附近的公路，并在电台上警告人们不要再到音乐节现场。由于准备不充分，现场出现了食物、饮水、住宿、急救设备以及卫生设施的短缺，再加上8月份连日的阴雨，很多人不得不睡在污泥浊水之中。到了8月17日，贝泽尔小镇所在的沙利文县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纽约州州长尼尔森·洛克菲勒和罗伯茨通了电话，表示要派一万名国民护卫队进场维护秩序，被罗伯茨说服，放弃了这一计划。音乐节除了条件极为简陋，组织工作也异常混乱。组委会仅仅邀请了十二名警察来管理到场的成年人。一个养猪场的老板韦威·格雷威建立了一个儿童游乐场来管理孩子们，对不听话的孩子喷喷气泡水，或者投掷奶油馅饼。尽管如此，整个音乐节秩序却出人意料的好。在三天时间内，仅有两人死亡，一个死于拖拉机的意外，另一个则是因为吸毒过量。参与音乐会的乐迷没有产生任何冲突。究其原因，主观上是因为音乐节倡导的“和平、反战和幸福生活”的主题，乐迷彼此相亲相爱，和谐相处。客观上，由于大量乐迷使用了致幻剂，让他们进入了一种如醉如痴的状态，暂时忘却了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冲突与矛盾。不管怎样，这些身着奇装异服的嬉皮士青年给贝泽尔的居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当地警察局局长回忆音乐节时曾经说道：“在我从警24年生涯中，这些孩子是我见到最有礼貌、最体贴、最守规矩的孩子。”

虽然组织工作遇到了种种挫折，但音乐节还是在8月15日周五的晚上顺利开幕，里奇·海文斯头一个登场，三天当中共进行了32场演唱会，包括清水乐队，琼·贝茨、桑塔纳、雅尼斯·乔普林等著名乐队、乐手登台献艺，最后的压轴好戏来自吉他之神吉米·亨德里克斯，随着亨德里克斯用吉他演奏了美国国歌《星条旗》的乐曲，音乐节也达到了高潮。由于交通条件和组织工作的问题，真正参与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的大牌明星并不多。虽然主办方给很多著名歌手和乐队发出了邀请并开出了高额出场费，但很多当时最具影响力的明星，包括披头士、滚石、齐柏林飞艇、乔尼·米吉尔等都拒绝了主办方的邀请，甚至包括就住在纽约的鲍勃·迪伦也因为儿子在英国受伤而错过了音乐节。这些歌手有的反感嬉皮士文化，有的不喜欢户外演出或者低估了音乐节的影响，因此留下了永久的遗憾。

经典难再

为期三天的音乐节落幕后，主办方根本没有意识到这次音乐节将成为美国乃至整个西方文化中最具深远意义的文化活动。恰恰相反，他们将要面对的是各种令人头疼的善后工作。几十万观众离开之后，整个农场一片狼藉，留下的垃圾用了几天时间，动用了几十辆推土机，花费了几万美元才清理干净。由于音乐节变成了免费活动，组委会欠下了一百多万美元的巨额亏空和七十多项法律诉讼。罗伯茨的父母不得不动用家族财富为儿子支付欠账。好在音乐节开幕之前几天，四位主办者之一的科菲尔德与华纳兄弟电影公司签订了一份合约，由刚刚出道的著名导演马丁·斯科西斯拍摄一部有关电影节的纪录片。在此后三天时间内，斯科西斯拍摄了长达一百二十万英尺的胶片，成片长达三个多小时。这部纪录片荣获了奥斯卡纪录片奖，获得了巨大的票房收益。凭借这部纪录片，主办方设法赚回了一部分利润，但即便如此，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主办方四人才将最后一笔欠款还清。

经过了动荡的六七十年代，嬉皮士运动消亡，消费主义随之兴起，人们在享受了丰富的物质生活之余，也开始意识到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在精神层面上的启迪作用。2006年，阿兰·杰瑞，贝泽尔当地的一名慈善家通过其基金会收购了亚思古尔所在的农场，改建成了贝泽尔森林艺术中心。2012年，艺术中心转为非营利机构，旗下的博物馆展出音乐节的各种资料和展品，令参观者重新领略这一文化事件和整个美国20世纪60年代社会政治与文化的关系，同时与当地学校合作，让中小学生了解音乐节对美国文化的影响。

从文化历史学的角度来说，音乐节象征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既为整个20世纪60年代轰轰烈烈的反文化运动划了一个句号，也标志着流行音乐和艺术商业化的开端。流行艺术通过展现其非凡的影响力，向社会传递了一个重要的信号：大众文化是当代世界的宗教，拥有超越种族和政治立场的力量，可以改变一代人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伍德斯托克开创了户外音乐节这样一种新大众狂欢的仪式性行为，人们通过在户外共享音乐，与自己的偶像互动，寻找志同道合的朋友，逃避社会压力，发泄对生活的不满，获得一种至高的灵魂享受。

当然，在资本的影响下，流行音乐背离了音乐节的理想主义立场和变革社会的立场，渐渐成为大众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娱乐产品，这也是主办方始料未及的。不得不指出的是，过度商业化已经渐渐改变了音乐节的性质。以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为例，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其巨大的品牌价值，希望通过重新打造这一音乐盛典来谋取利益。然而，这些尝试却无一例外地遇到了挫折： 1999年，在纽约州罗马市举办的“伍德斯托克99”因为主办方过分贪婪，“试图榨干乐迷口袋里的最后一块钱”，再加上管理混乱，出现了很多暴力和性侵事件，愤怒的乐迷燃起了大火表示抗议。2019年，朗格亲自参加了纪念音乐节50周年庆典组织活动，但因为出场费未能谈妥，导致一些著名乐手，包括说唱乐手Jay Z等人退出，最终音乐节胎死腹中。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生活的改变，使得无论主办方还是乐迷都不能接受那种艰苦条件下追求精神至上的信仰，也就意味着1969年的伍德斯托克成为难以复刻的经典。正如朗格在一次采访中回忆道：“在那个时刻，每个人敞开了心扉，成为巨大家庭的一员，团结一心，通过音乐与他人相连，即使灾难来袭，无论是交通堵塞还是狂风暴雨，人们仍然聚集一处，音乐节是一种能够改变人生的经历。我们通过了解自己，彼此接受，像兄弟姐妹一样拥抱在一起……伍德斯托克证明新一代年轻人能够正视个人自由，停止非正义的战争，尊重地球环境，致力于人权事业，它向人们展示出我们的世界可以变得更好，更加安全，这种观念不断得到人们的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