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朗特姐妹与淑女技能教育

英国19世纪上半叶，上流社会的年轻妇女接受的淑女教育，几乎和18世纪没有什么变化。重点仍然停留在表面：除了学校或家庭教育中的阅读和写作能力外，还必须掌握一点外语（如法语和德语）、绘画、舞蹈、音乐和花哨针线活。正如《小杜丽》中的将军夫人所相信的那样，表面教育达到了完美的巅峰之作。事实上，在课程教育中，宗教是“所有教育的基础”，而淑女技能通常被视为中上层妇女教育的第二支柱。即便如此，在课程中融入宗教元素只是维多利亚社会道德的强制，实则并不受欢迎，因为维多利亚社会已进入工业社会——追求实用和利润为主，社会环境开始倾向以技能为导向。因而，很多技能型教育开始展现出较多的世俗化，尤其是维多利亚的淑女技能教育，此倾向表现得尤甚。

英国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对此淑女技能的辩论就很矛盾，令人困惑。一方面，有人认为这种女性技能是可取的：每一位受人尊敬的中上阶层的淑女都要求“技能”教育，以便来获得某种社会地位。而在学校里，教授技能教育是一份享有声望的教学工作。在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中，在罗伍德学校（Lowood School）担任此项工作的是谭波尔小姐。优秀教师的学费很高，父母如果想让自己的女儿接受这样的指导，通常要额外付费。因此，这是一种奢侈品，既让人觊觎，也使得参与其中的人获得自我满足。另一方面，在教育女童的指导中，对于“技能”教育又不断警告，将这些炫技标识为“卖弄”和“肤浅”。女性教育小册子的作者们不厌其烦地告诫人们，不要花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培养年轻女性的“手指，耳朵，舌头和脚”，让她们“学习只为一时和外在效果而设计的小技巧和优雅”。

勃朗特姐妹从埃特里克·谢泼德（Ettrick Shepherd）那里读到类似的对女性教育的限制，谢泼德曾抱怨，年轻的女孩儿和妇女没有时间反思任何事情，“她们的技能成就，都是比较机械的，没有办法融进并嵌入到个体。”换言之，有技能的女性受到尊重和钦佩，但对她们技能的获得和发挥持保留和疑虑态度。这种两重性是勃朗特作品的一大特色，在小说中，才华横溢的女艺术家与滑头炫技的表演者对比鲜明，后者的唯一目的是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事实上，勃朗特姐妹的小说记录了19世纪关于女性教育中表面炫技的部分争论。

例如，在《简·爱》中，就连盖茨海德府（Gateshead）的仆人贝茜，都知道一个有教养的年轻小姐应该具备何种技能，她简明扼要地概括了“技能”课程的要求，“你会什么？会弹钢琴么？……你会画画么？你学了法语吗？”贝茜对这些都很满意，因为简还会“做各种刺绣活”，她夸奖道，“啊，你真成了一位大家闺秀啦，简小姐！”之后，简的舅父——马德拉群岛的爱先生浮出水面，他的财富和社会地位在《简·爱》中扮演着重要作用。虽然贝茜对他的钱财一无所知，但当他到盖茨海德府看望侄女时，贝茜认出了他的社会地位，“他看上去完全是位绅士。”等级和成就的获取并非偶然，通过个人努力，简·爱虽然孤苦伶仃、家境贫寒，但最终确立了作为绅士之女的社会地位。贝茜对简通过教育技能与社会阶层，成功获得个人的阶级地位感到高兴，“我早就知道……不管你的亲戚是不是照应你，你都会有出息的。”

在维多利亚社会中，为什么这些淑女技能受到如此高的评价？玛丽亚·埃奇沃斯（Maria Edgeworth）提供了部分答案，“技能是有价值的，因为它是人们普遍崇拜的对象。有些技能还有另一种价值，因为它们是进入时尚公司的入场券。技能还有另外一种更高的价值，因为人们认为，技能会增加一位年轻女士在婚姻中中彩票的机会。技能还有一种抵御倦怠的价值，因为它们可以提供持续的娱乐和无害的职业。”当然，在这个随时都能享受音乐、戏剧和歌剧的现代社会，娱乐的功能很容易被低估。而在维多利亚家庭中，女性技能在婚姻市场上的部分价值与对抗无聊的潜力有关：一个多才多艺的妻子在无聊的夜晚，可以弹奏音乐逗丈夫开心，还使得家庭更有吸引力。

在这种情况下，赞美诗和清唱剧是不合适的：它们的娱乐价值远远低于国内外的流行歌曲，以及当时颇受欢迎的轻音乐。同样，漂亮的花鸟图片和优美的肖像画比严肃的宗教题材的画作，更能取悦时尚人士，这是技能教育走向世俗性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其中最世俗的技能场所就是舞会，淑女们的“技能”表演也多发生在这种场合，成为婚姻市场的主要“表演”舞台，简·奥斯汀的小说中有着诸多鲜活的舞会情节。

因此，难怪维多利亚时期的淑女技能教育（尤其是音乐和绘画），女性教育者评论家总是暗含不安与贬斥。由于人际关系属于非精神层面的联系，技能教育因此助长了各种各样的虚荣心。更糟糕的是，这些成就的获得不需要智力或道德努力，因此对改善心智作用甚微。尽管练习钢琴或竖琴需要自律的坚持，在此方面是值得称赞的，但它仍然只是一个锻炼手指的问题，而不是思想和感情的升华。

耐人寻味的是，在勃朗特姐妹的小说中，有才华的女性为了社会娱乐而演奏的音乐往往都不受欢迎。毕竟，勃朗特姐妹认真对待自己的音乐，她们受益于其父能够负担得起的教学，并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练习乐谱。夏洛蒂可能因为视力不佳而不愿弹琴，但安妮和艾米莉喜欢音乐，是有才能的音乐爱好者。勃朗特姐妹拥有的乐谱和音乐书籍，说明她们熟悉莫扎特、亨德尔、海顿、贝多芬和珀塞尔，以及“最新的外国作曲家，特别是德国的作曲家。”也就是，音乐在霍沃斯教区里既受到重视又得到了练习。但是，艾米莉和安妮在小说中对于音乐的态度甚是复杂：《呼啸山庄》中没人弹钢琴，而在《女房客》中，那些弹奏钢琴、和别人合唱的绅士淑女，都是腐败堕落的人物。

在安妮·勃朗特的《女房客》中，阿瑟·亨廷顿唯一值得称道的成就是音乐才能，他的两个情妇也拥有这种能力。阿瑟把迈尔斯小姐带回家的借口，就是她有一副好嗓子，能像夜莺一样歌唱，成为他儿子的家庭音乐教师；迈尔斯也能很好地弹奏钢琴——但这是她唯一的成就。在海伦获悉俩人隐情之前，迈尔斯小姐与阿瑟夫妻俩在客厅里共度良宵——唱歌和演奏。阿瑟的另一位情人安娜贝拉·洛伯勒也是多才多艺，当安娜贝拉对阿瑟唱歌、弹琴表演时，海伦对安娜贝拉更加怒火中烧，但她也承认安娜贝拉是一个优秀的音乐家。

在夏洛蒂·勃朗特《简·爱》中，布兰奇·英格拉姆是另一位诱人女妖（siren），她利用自己的音乐才能俘获心仪的男人。英格拉姆小姐和罗切斯特先生在钢琴旁卿卿我我了很久，简·爱不得不忍受羞辱，因为她发现费尔法克斯夫人之前对布兰奇的音乐能力的赞美是正确的，而罗切斯特则毫不客气地否定了简在音乐方面的造诣。

相比之下，在勃朗特姐妹的系列小说中，那些为娱乐、抚慰而演唱的朴实无艺术的歌曲，都表现出积极肯定的一面。贝茜的歌声曾使简充满 “活泼的喜悦”；《呼啸山庄》中的耐莉用类似的歌曲哄小哈里顿入睡。在《谢莉》中，约克先生没听到门铃的原因是：小女儿杰西一直在给他唱苏格兰歌曲，约克先生喜欢“苏格兰和意大利歌曲，并教给他的小女儿一些最好的音乐”。因为小阿黛尔被教导唱些不适合女孩儿的矫揉造作的歌曲，简·爱很反感——这种反感是针对长辈的无趣，而不是针对孩子本人和歌曲本身。

因此，在勃朗特姐妹的小说中，由于缺乏真诚，缺乏热情和追求本身的奉献，才使得有成就的音乐表演者受到损害。在夏洛蒂和安妮两部以描绘道德低下的歌手为特征的小说中，女主人公则在另一种艺术中获得突破和肯定：在《女房客》中，海伦·亨廷顿被迫以个人的绘画才能来谋生；简·爱通过个人的出色素描，吸引了罗切斯特先生的注意力，也激发了他的兴趣，这些素描是她“从未有过的最强烈的乐趣之一”。

勃朗特姐妹中的艾米莉和安妮是受人尊敬的业余音乐家，喜欢音乐，对音乐也很有鉴赏力，同时她们三人都是技艺高超的绘画艺术家。正如克里斯汀·亚历山大（Christine Alexander）和简·塞拉斯（Jane Sellars）在专著《勃朗特姐妹的艺术》（The Art of the Bront？s，1995）中所示，布兰韦尔并不是勃朗特家族中唯一一位怀有职业艺术抱负的年轻人，勃朗特家族的年轻人都曾拜师于当地的知名教师学习绘画，参加过展览，研究过她们能获得的艺术复制品，文学和艺术之间的联系从一开始就存在于她们的作品中。

热爱大自然应该是勃朗特姐妹偏爱绘画艺术的一个因素，但实际环境也很重要。笔和纸，甚至是颜料，都是比乐器更机动、更实惠的工具，而且诸多图册和期刊给年轻的勃朗特姊妹提供了材料，供她们临摹和汲取灵感。同时，她们勤奋好学，求知欲极强，而且在她们生活的维多利亚时代，认为绘画比唱歌和演奏要“严肃”得多。《家庭教师大全》（The Complete Governess，1826）一书中曾承认，绘画不如音乐那么受欢迎，因为它“不太适合临时表演”，但却把它作为一种天生的优越职业来辩护：它需要更多的常识知识，与心理教育联系密切。

尽管艺术不像音乐那样充满诱惑，但它也是一种成就，艺术赋予了《简·爱》和《女房客》的女主人公特别的魅力。罗切斯特翻阅简·爱的速写时，三幅水彩画吸引了他疲惫的目光，绘画的题材既耸人听闻又冷酷无情——一艘沉船，船上有一具女尸，她的手镯被一只鸬鹚打捞上来，还有晚星和死神的两种化身，都设置在壮丽和令人生畏的景色中。这些作品似乎并不符合当今的艺术理念，但它们肯定会让任何时代的观众感到“奇特”。简·爱水彩画最显著的特点是源于艺术家的想象：在学校和家庭中，艺术作为一种成就被教授，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复制，从模型或自然中复制。同样，《女房客》中的浪漫少女海伦·亨廷顿凭借自己的想象力，创造出了极具象征意义的场景，其中有一幅关于年轻人的爱情画作，会使现代观众感到难以忍受的伤感，安妮用一整页描绘了这幅画作。

阿瑟·亨廷顿以一种自鸣得意的方式，肤浅地诠释了这幅画。而吉尔伯特·马卡姆对海伦作品的反应更有趣，不仅仅是因为它们告诉了读者关于海伦本人的事情。这位经验丰富的观察者对职业艺术家“格雷厄姆夫人”的发展进行了评价：他认为，年轻时在艺术上缺乏安全感的艺术家所特有的“细致入微的细节”，已经从她成熟的作品中消失了，她的作品拥有更多的“色彩的新鲜度和处理的自由度”。这种发展表明画家越来越确信，也表明人们意识到19世纪初艺术中对色彩态度的变化。吉尔伯特理解海伦的作品对他来说是一件好事，提醒着读者，这位年轻乡绅毕竟不同于阿瑟·亨廷顿，前者是一个有品味和感情的男子，也是古典主义的理想化身和忠实的丈夫。

当海伦·亨廷顿和简·爱被强烈的情感困扰时，就求助于艺术作为感情宣泄的出口，这表明绘画是她们天性的一部分；她们为艺术付出了大量的劳动。在叙述的最后阶段，海伦意识到她需要磨练她的技能，以便使她的产品更为畅销；吉尔伯特描绘海伦“在调色板和画架前，她就是一个煞费苦心的艺术家”。罗切斯特问及简·爱是否“每天都花很长时间坐在那里”时，她回答说，这些画是她最后两个假期的全部工作，罗切斯特在认可她的“热情的劳动”，承认她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