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代

一、序：美国对华“芯片战”——管窥“逆全球化”缩影

北京时间2022年8月2日至3日，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高调窜访我国台湾地区，引发了一次重大的国际外交事故。相较于纷繁的媒体猜测，笔者认为佩洛西窜访台湾的真实战略目标只有一个——台积电。具体而言：一是阻断台积电与中国大陆的高端芯片合作，二是强迫台积电赴美国设厂，三是美国希望延揽全部台湾地区芯片人才，防止其流入大陆。其背后的逻辑是：中美未来的核心竞争场域之一将是数字领域，无论是人工智能、万物互联、云计算还是自动驾驶、无人机、可穿戴设备等，都需要依赖天量芯片供应，而高端芯片自产正是中国大陆当前的短板，反观国际高端芯片产业链则几乎被美国牢牢把控。但值得一提的是，美国自身主要负责高端芯片设计研发，并不直接从事芯片生产，其高端芯片来源也是进口自台积电和三星，其中台积电占到近90%的份额。所以，美国对华“芯片战”选择先拿台积电“开刀”，试图以收束全球高端芯片生产线回归本土的方式卡中国的脖子，以期在未来战略竞争中取得优势。

支持上述推论的证据非常充足：佩洛西窜访台湾第二天，便会见了台积电创始人张忠谋、台积电董事长刘德音等人，并通过视频会晤方式游说刘德音配合美国《2022芯片与科技法案》；8月9日，美国总统拜登正式签署上述法案，拟向半导体行业提供527亿美元的资金支持，为企业提供价值240亿美元的投资税抵免，鼓励企业在美国研发和制造芯片，同时，《芯片法案》着重强调限制美国企业支持中国等国家的半导体研发和生产（亦即芯片企业拿了美国的补贴，就要断绝对华合作）；佩洛西窜访台湾后的整个8月期间，又有数个美国代表团鱼贯窜台——民主党籍参议院爱德华·马基（Edward Markey）、共和党参议员玛莎·布莱克本（Marsha Blackburn）、亚利桑那州州长道格·杜西（Doug Ducey）以及印第安纳州州长艾瑞克·霍尔科姆（Eric Holcomb）。上述人员都默契地专门会见了台积电相关负责人，尤其是两个州长的来访，几乎就是明确催促台积电：白宫已经把你赴美设厂的选址都安排妥了，抓紧搬家；10月7日，美国政府又出台了所谓“最严芯片禁令”，将31家中国公司、研究机构和其他团体列入“未经核实的名单”，以限制它们获得某些受监管的美国半导体技术能力，并且以国籍条件要挟美籍芯片人才放弃与中国合作……

美国对华的“芯片战”就是时下非常典型的一个“逆全球化”案例。美国希望以行政手段强行切断、重塑多年市场化导向形成的国际芯片产业链格局，以期获得对华竞争优势。但是，芯片是典型的“中间产品”，无法直接卖给消费者，需要做成笔记本电脑、平板、数码相机、智能穿戴设备等“终端消费品”，才可以加入日常商业循环。当前的国际芯片产业链格局是多年全球化要素流动下自然形成的结果，符合市场规律——美国拥有设计研发高端芯片的能力，日、韩和中国台湾省等地承接了芯片制造，而中国大陆则拥有最完整的制造业全产业链，可以将“中间产品”芯片加工成各种电子“终端消费品”，再流向全球市场。

美国的《芯片法案》如同闯进瓷器店的公牛，打乱了既有秩序，同时也造成了某种多输局面：一方面，芯片断供确实让中国科技公司吃到了苦头，比如华为的高端智能手机，曾经市场占有率一度直逼苹果，但如今却一落千丈；另一方面，美国的打压激发了中国自研芯片的决心，政府规划加码了对本土芯片产业的各种扶持，力图摆脱对美芯片依赖。同时，硅基芯片“摩尔定律”也正在失效，中国大陆本土芯片产业长期萎靡不振，除了研发等投入不足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芯片市场早被美、日、韩和中国台湾地区芯片垄断了大半，留给中国大陆芯片企业的市场空间无法支撑起良性正向经济循环，而美国的“芯片战”正好相当于主动出让了中国大陆芯片市场的部分份额。所以，只要有足够的资本人才投入和本土市场替代，中国大陆攻克高端芯片的目标并非遥不可及。反观美国方面，强迫芯片产业链回归本土、切断高端芯片对华销售意味着白宫必须尽快完成“再工业化”，在国内打造出一整套能将芯片转化为各种终端消费品的完整制造业体系，以重塑另一套产业链闭环（即所谓“对华脱钩”），否则，美国高端芯片将无可卖之地，最终沦为“高端科技垃圾”。

至此，博弈态势已很明显：只需要比较中国“举国体制”攻破高端芯片研发制造的成功率更大，还是美国“再工业化”重塑本土制造业全产业链体系的成功率更大。笔者仅抛砖引玉，不做过多判断，但需要着重强调的是——上述战略竞争态势本来在未破局的“全球化”框架下是完全没必要的。

通过美国对华“芯片战”足可管窥“逆全球化”的缩影。本文希望通过回顾全球化的长历史逻辑链、分析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理论基础及结构性缺陷，试探讨“逆全球化”之成因，并展望“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局势变化。

二、全球化的长历史逻辑链简溯：陆权与海权的千年博弈

广义的“全球化”指多文明中心间的长距离交流联通，最早的“全球化”应是指陆权为主的欧亚大陆商道整合，而“西方中心论”语境下的“全球化”是狭义的海权全球化，长历史角度看，海权全球化和陆权全球化方向是相反的，亦即海权全球化愈盛，陆权全球化愈疏，这种反差应是受限于生产力水平的限制。

欧亚大陆商道整合亦即古“丝绸之路”，最早始于汉武帝（前156年—前87年）时期，张骞奉命结盟大月氏，于是“凿空”西域，首辟丝绸之路，至公元1世纪前后的东汉时期，由于环地中海地区正处于政治环境相对稳定的罗马治世（Pax Romana），罗马贵族奢靡的生活创造了大量需求，从而使丝路亦相对稳固，中亚也成了重要地缘枢纽。

此后，随着罗马帝国崩解，中国进入魏晋大分裂时代，进而丝路联通也薄弱下来，直至唐太宗李世民大败突厥帝国并建立“天可汗”制度，丝绸之路重新复兴。后逢“安史之乱”，吐蕃帝国断绝了河西走廊，致使陆上丝绸之路北线变得孱弱，而此时的欧亚大陆中西部，阿巴斯王朝（黑衣大食）崛起，此后伊斯兰教势力盛极，遂使丝路南线仍维持畅通。

13世纪，蒙古帝国建立后开始了西征，成吉思汗之孙、四大汗国之一的钦察汗国开创者拔都率军横扫东欧和中欧。蒙古帝国黄金家族时期完成了历史上首次也是唯一一次欧亚大陆从东到西的地缘政治整合，间接促进了世界岛上人流、物流、技术（如火药、指南针等）等的畅通，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父子便是彼时通过丝绸之路辗转至大元的。

13世纪末，发源于安纳托利亚半岛的奥斯曼帝国迅速壮大，于1453年消灭拜占庭帝国，定都君士坦丁堡，并以东罗马帝国自居，奥斯曼苏丹同时继承了东罗马和伊斯兰的文化。按照欧洲人的主流观点，国祚长达6个世纪的奥斯曼帝国的崛起阻断了欧洲通往东方的传统商路（即陆上丝绸之路），所以欧洲人不得不另寻新商路，这才被迫开启大航海时代（事实上，海上丝绸之路从未断绝，埃及的亚历山大港正是海丝西端的贸易中转站，其地位不亚于陆上丝绸之路西端的君士坦丁堡，欧洲人明显只是在为殖民主义找借口）。

公元15世纪以降，欧洲大航海时代开启，传统丝绸之路也迎来了长达500年的衰落期。大航海时代标志着海洋全球化的全面崛起，并将欧亚大陆世界岛与非洲、美洲、东南亚和澳洲等地区拼凑成一幅完整的世界地图，完成了一次全球化在地理范围层面上的升级。17世纪，工业革命伴随着欧洲重商主义，借大航海的东风拉开大殖民时代的序幕，海权全球化借助工业化和殖民化（提供丰沛的劳动力、土地、市场、原材料）完成了又一次进阶。同时，以“梅特涅均势”为代表（殖民宗主国通过分配殖民利益以换取欧洲本土和平），欧洲人开启了对全球化模式的制度性探索，“一战”后的“国联”和“共产国际”都是全球化制度化模式的尝试，但其实际效果均很差，甚至脆弱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直接为“二战”的爆发埋下了伏笔。

“二战”后终于建立了第一套相对成功的全球政治制度框架，即以美、苏、中、英、法为核心的联合国制度，一直延续至今。然而，随着冷战铁幕落下，世界很快又分为三个阵块：一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自由资本主义阵营，其制度框架是“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关贸总协定（GATT，即今天的WTO）等，囊括了北大西洋经济圈（包括美国和西欧）以及北太平洋经济圈（包括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二是以苏联为首的华约/民主社会主义阵营，其制度框架是“经互会”模式下的计划经济体系（主要是东欧地区，中国一开始也在苏联体系内，后完成去依附实现独立自主）；三是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游离于两大阵营之外的国家群（多为“不结盟运动”成员）。所以，冷战中的全球化明显是割裂的全球化。

随着柏林墙倒塌、苏联体系解体，美国借势垄断了海权全球化的终裁权，不但通过北约、欧盟双东扩的方式协同欧洲吞掉了苏联“帝国鲸落”的遗产，同时也成功让“第三世界”国家归附美国体系，形成了全球化在“新自由主义”旗帜下的统一（所谓“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标志性即“里根主义”和“撒切尔主义”，也有学者将邓小平主导的中国“改革开放”归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也成就了美国的“单极霸权时代”。

但这个时代仅持续了短短十数年：2001年的“9.11”事件让美国的战略界走入歧途，将其全球战略方向由“大国竞争”转向“全球反恐”，进而深陷阿富汗和伊拉克战场，也间接导致了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同时诱发了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和全球金融海啸，至今世界仍未摆脱其阴影。于是，西方开始出现明显的保守主义、民粹主义和“逆全球化”倾向，更加之“全球治理赤字”迭增，“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明显遇到了极大危机，也意味着西方主导了500年的海权全球化终呈颓势。

事实上，2008年之后的世界就陷入了某种常态化危机循环：2010年的“阿拉伯之春”、2011年的利比亚战争和叙利亚战争、2014年的克里米亚危机、2016年的英国脱欧、2018年开始的中美贸易战、2019年末延续至今的COVID-19新冠疫情、2022年的俄乌战争……世界正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的全球化指数研究（见下图），2008年之后全球化明显呈下降态势（61.1降至53.5）。

那么，持续了40年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为何突然屡遭危机？又是什么结构性缺陷导致了这些危机？而新自由主义海洋全球化的颓势是否还意味着欧亚大陆“新世界岛”的互联互通机制可能重获生机呢？接下来，让我们从剖析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理论缺陷开始展开分析。

三、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内生缺陷与“逆全球化”兴起

1.“世界体系理论”视域下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构型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理论基础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其奠基为亚当·斯密的国际分工论/自由贸易论和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论，此二者主导形成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确实适用于欧洲国家间的贸易模型，而将之推广至世界范围，形成全球市场的所谓“最佳生产要素配置”和“完全商品自由交换”便构成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基本逻辑。

西方关于全球化理论的著述汗牛充栋，集大成者当是“新马克思主义”学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提出的“世界体系理论”。“世界体系理论”最大的贡献是提出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中心-边缘-半边缘”结构：中心国家是那些在世界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依靠先进技术和工业产品控制支配其他国家的国家；边缘国家指那些不得不以出口自然资源和初级产品而受控于中心国家的国家；而半边缘国家指那些既可以某种程度上控制边缘国家，又在某种程度上受控于中心国家的国家。同时，通过对16世纪以来的资本主义发展历史的分析，沃勒斯坦还提出了世界体系的周期性节律，即世界经济总需求与总供给之间的内在矛盾所引发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扩张-收缩周期性循环，在“康德拉季耶夫”长波理论的基础上，世界体系的长波每大约五十年重复一次，每一周期的停滞期都给世界体系中生产格局的重组提供了机会和动力，并为下一周期的扩张做准备，周期性节律将导致世界体系内部的国家发生相对的位置变动。一个国家或社会在世界体系中地位的升降以及何时和如何升降，除自身努力的影响外，主要是由世界体系的发展周期决定的，每到世界经济向上和向下运动交替的时期，边缘、半边缘国家就有了升迁的机会。但无论内部如何变化，世界体系的金字塔形三极结构是固定的，亦即一些国家地位的上升必然伴随着另外一些国家地位的下降，所有国家同时发展以及个别国家和社会的单独发展阶段都是不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