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奴的“摩西”

2016年4月，在美国宪法第十九修正案通过的100周年即将来临之际，美国财政部宣布，计划在新版20美元纸币上使用哈丽特·塔布曼 （Harriet Tubman）的肖像，她将取代前任美国总统安德鲁·杰克逊，出现在20美元纸币的正面，而后者则退居钞票背面，这是美国100多年来首次在纸币上使用非裔美国人的女性肖像，但此后20美元的投入使用却随着美国政治的变化一波三折。2019年5月，特朗普政府推迟启用新版20美元。2021年1月，拜登政府准备重启20美元头像“换人”程序，但对于新纸币何时投入使用，尚未确定日期。

种植园奴隶生活和逃亡

在无数有关“地下铁路”的传奇故事中，哈丽特·塔布曼的生活并不浪漫。塔布曼原名阿拉明塔·明蒂·罗斯（Araminta Minty Ross），具体出生日期不详，约1820年前后出生于马里兰州东海岸的多切斯特县，由于她的父母本杰明·罗斯和哈丽特·格林都是奴隶，她生来便是奴隶。她的父母生活在两个不同的种植园，共育有九个孩子。成年前，明蒂目睹了她的三个姐妹先后被出售。她的主人爱德华·布罗德斯经常将她出租给其他奴隶主工作。1834年，青少年时期的明蒂外出购物时，因拒绝帮助奴隶捕手抓捕逃奴，被砸伤头部。受伤后，她没有得到治疗，也没有时间休养。她的头部一直没有完全恢复，造成了她周期性的癫痫发作，使她余生饱受头痛折磨。

1844年，明蒂嫁给了一位至少比她年长五岁的男人——自由黑人约翰·塔布曼（John Tubman）。婚后不久，为了纪念母亲，她将名字改为哈丽特，并沿用了她丈夫的姓氏塔布曼。他们居住的县有9000多名黑人，其中大约一半是自由黑人。在那个年代自由黑人迎娶女奴是需要勇气的，因为女奴生的孩子仍然是奴隶。约翰本可以与一位自由黑人女性结婚，或许爱情让他选择了明蒂，放弃了他作为丈夫和父亲的权利。他们的孩子不属于他们两人，生来就归明蒂的主人所有，奴隶主可以随意处置他们的孩子。1849年，男主人的去世给明蒂和她的兄弟姐妹带来了许多未来的不确定性。当她听到自己即将被卖的消息后立刻逃走了。妻子逃亡时，约翰没有勇气与她一起逃亡，也许是担心逃跑后被抓捕重新为奴，抑或是担心未来生活的不确定性。妻子逃跑后，或许是出于对其后代身份的担心，约翰又迎娶了一位自由黑人女性，并生下了孩子。最终，塔布曼没能回到马里兰州为自己的婚姻而战，因为返回蓄奴州会让她重新为奴。在奴隶制下，婚姻在奴隶与奴隶之间、奴隶与自由黑人之间，甚至是自由黑人之间都是脆弱的且不稳定的。

1849年9月塔布曼和她的两个哥哥哈里和本第一次逃跑后，他们的女主人在当地的一家报纸上便刊登了一则广告，这是唯一已知的抓捕塔布曼的“赏金”。“三百元酬金悬赏三个黑人，其中塔布曼名字如下：明蒂，27岁左右，栗色，外形好看，大约5英尺高。”她的两个哥哥后来放弃了逃亡，返回种植园，塔布曼则选择独自逃亡。在逃亡后，塔布曼再次启用了“哈丽特·塔布曼”这一名字，奴隶在逃亡中改变他们的姓和名是很常见的。他们不想留下任何痕迹，想要彻底摆脱被奴役的生活。

美国内战前，奴隶逃跑的现象非常普遍，奴隶获得自由的途径通常有以下几种：寻求废奴主义者的帮助、寻找时机通过伪装和隐藏逃跑、赚取赎金自我购买、武装暴动。塔布曼在逃亡的过程中便获得了“地下铁路”的帮助，寻找正确的时机，通过伪装和隐藏获得了自由。与塔布曼相似，一些奴隶的逃跑计划设计得也非常完美。在佐治亚州，年轻的奴隶夫妇威廉和艾伦·克拉夫特乔装打扮，威廉把他那几乎是白人的妻子装扮成一个有病的绅士，自己则假装成她的奴隶。妻子脸上缠着绷带，避免被认出，右臂吊起来假装受伤，避免在酒店登记簿上签名。他们公开乘坐火车和船只，几次死里逃生，最终到达了北部，后跟随著名的废奴主义者威尔斯·布朗到英国进行演讲，积极参与废奴活动。著名的废奴领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同样在众目睽睽之下逃跑。他扮成水手登上火车，亮出从同伙那里借来的水手保护卡，骗过了列车长。奴隶们煞费苦心地保持逃跑计划的机密性，他们通常使用暗号进行通信。例如，“地下铁路”的“站长”可能会收到一封信，信中提到即将到来的逃奴是“几捆木头”或“包裹”，“法国人离开”表示突然离开，而“喋喋不休的人”（patter roller）指的是捕奴者。还有一些逃奴采取极端措施隐藏起来以躲避侵害。黑人女性作家之一的哈丽特·雅各布斯（Harriet Jacobs）为了躲避主人的性骚扰，在阁楼的狭小空间里生活了七年，获得自由后她撰写了一部“公开涉及白人奴隶主对于女奴性剥削”的作品《一位女奴的生平记事》（Incidents in the Life of a Slave Girl）。有时，废奴主义者也会简单地购买奴隶的自由，比如他们购买了著名的女性废奴主义者和女权活动家索杰纳·特鲁斯（Sojourner Truth），他们还努力改变公众舆论，资助特鲁斯和其他前奴隶发表演讲，揭露奴隶制的暴行。“地下铁路”的参与者偶尔会组成大的团体，强行解放被囚禁的逃奴，并恐吓奴隶捕手让其空手而归。在“地下铁路”的帮助下，塔布曼获得了自由。她后来成为“地下铁路”的一名“乘务员”，在美国和加拿大帮助逃奴。

在美国和加拿大的废奴活动

塔布曼逃亡后，便开始了大胆的逃奴救援行动。她利用北极星导航，在各州的沼泽和森林中开辟了自己的道路。她只在夜间出行，白天把逃奴藏在不显眼的地方。她创建了自己的安全屋网络，并采用了许多策略来隐藏逃奴的身份。她救援的一些逃奴是在周六晚上离开的，以便在周一的报纸刊登逃奴广告之前争取足够的时间。1854年前后，塔布曼先后帮助她的父母和三个兄弟获得了自由。塔布曼的父母留在马里兰州，协助她进行所谓的逃奴“家族工作”。从1850年12月到1860年，她大约13次返回马里兰州，带领60至70名包括家庭成员在内的奴隶获得了自由。19世纪50年代，塔布曼获得了令人敬畏的名声，被称为人民的“摩西”，有关她的“摩西”神话开始流行。“地下铁路”中另一位著名的废奴主义者、历史学家威廉·斯蒂尔（William Still）赞叹塔布曼是“奴隶们的摩西”。激进的废奴主义者约翰·布朗称她为“哈丽特·塔布曼将军”。

在美国内战前的十多年里，塔布曼以加拿大的圣凯瑟琳为基地，在加拿大西部、纽约州和新英格兰建立了一个“地下铁路”网络 。1850年，联邦国会通过了更为严格的新《逃奴法》。根据该法案，北部自由州的奴隶一旦被抓获，都可以被送回南部重新被奴役。因此，塔布曼改变了她的逃奴营救路线，以加拿大的圣凯瑟琳为终点。1833年8月23日 ，英国通过的《废奴法案》宣布废除英帝国所有殖民地上的奴隶制。1834年8月1日，大英帝国管辖下的所有奴隶获得解放。加拿大奴隶的解放使许多美国的逃奴看到了希望。塔布曼在1851年12月搬到加拿大西部的圣凯瑟琳，很快在那里找到了工作，并在北街租了一所房子。当时，该镇已经有了一个小型黑人社区，由于逃奴的到来，这个社区发展迅速。据报道，到1855年底，有500名黑人居住在圣凯瑟琳，当时该地区的总人口为7060人。在加拿大当地，塔布曼主要和废奴主义者海勒姆·威尔逊（Hiram Wilson）与宗教慈善团体合作，积极利用女性废奴主义网络开展慈善救济活动。塔布曼定期为新来的逃奴敞开大门，提供食物、衣服和住所，她还收养孤儿。在近十年的时间中，她充分利用英美政治上的对抗，活跃在美加边境，收集来自加拿大、新英格兰、纽约西部、苏格兰和爱尔兰的财政援助，帮助逃奴以及安置他们的生活。

虽然加拿大为自由黑人提供了比美国更多的司法自由和政治自由，但种族主义依然很严重。加拿大的严冬使得塔布曼的父母在圣凯瑟琳并不开心，所以当自由州纽约州参议员威廉·西沃德以非常合理的条件向塔布曼提出在纽约的奥本购买一处房产时，她决定带着年迈的父母回到美国。1859年，他们搬到了奥本。这里有一个来自马里兰州多切斯特县的逃奴组成的小社区。在奥本，塔布曼扩大了她的逃奴营救活动。1860年4月27日，塔布曼参与营救了著名的逃奴查尔斯·纳尔（Charles Nalle）。此外，她也从未脱离大西洋的废奴网络，致力于跨境人道救援活动。1861年，她与她的弟弟威廉·亨利在奥本成立了圣凯瑟琳逃奴援助协会（Fugitive Aid Society of St. Catharines），该协会为逃往加拿大的奴隶提供一些资金援助，帮助他们重建在加拿大的独立生活。

与此同时，塔布曼开始在反奴隶制协会和妇女权利大会上发表演讲，以筹集资金支持她的家庭和废奴运动。通过在公共场所发表演讲，塔布曼进一步扩大了废奴主义的影响力，但是为了防止根据联邦1850年新《逃奴法》被捕重新沦为奴隶，她经常使用化名，因此有关她演讲的文章很难找到。此外，即便一些报纸报道了她的演讲，也只是简要引用。因为她是文盲，她的演讲并没有书面文本，不能像其他废奴主义者的演讲那样被全文印刷。1859年，塔布曼以匿名的方式在弗雷明汉举行的马萨诸塞州反奴隶制协会上首次发表演讲，她讲述了她在奴隶生涯中遭受过的伤害和逃跑的经历，拯救奴隶的努力，以及呼吁为自由和平等权利而战的必要性，并以充满冒险性的“地下铁路”旅途收获了观众的掌声。同年夏天，她化名为“哈丽特·加里森”（Harriet Garrison），参与新英格兰有色人种公民大会，会上谴责了非洲殖民协会企图将非裔美国人遣返回非洲的提案。塔布曼发自肺腑的演讲使她名声大振的同时，也引来了奴隶主的敌视。奴隶主激烈地抨击塔布曼，通缉她的赏金也越来越高。1856年，马里兰州当局宣布悬赏12000美元捉拿她。后来，马里兰州政府宣称如果抓住塔布曼，“她将受到酷刑的折磨，直到被折磨致死”。废奴主义者托马斯·温特沃斯·希金森（Thomas Wentworth Higginson）在她的信中表达了对于塔布曼生命的担忧：“一旦被抓，她就有可能被活活烧死，而且她被抓的可能性非常高”。但在废奴主义者的庇护和帮助下，塔布曼避开了南部的追捕，得以在纽约安度晚年。

因为塔布曼的援助逃奴和慈善活动，1972年，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北约克成立了哈丽特·塔布曼社区组织（Harriet Tubman Community Organization），该组织与其他机构合作，援助经历种族歧视的年轻人。为了纪念她的勇气、人道主义的努力和英雄主义，美国和加拿大的圣凯瑟琳在1990年将3月10日定为“哈丽特·塔布曼日”。2005年，加拿大政府指定她为“国家级重要人物”（Person of National Significance）。

投身美国内战和困顿的晚年

在美国内战期间，塔布曼以护士、厨师、洗衣女工、间谍和侦察兵等多重身份参与战争。1863年，她在南卡罗来纳州的康比河种植园领导了一次突袭行动，这是内战中规模最庞大、解放黑人比较多的一次袭击战，超过750名的奴隶在这场突袭中获得了自由，塔布曼也成为内战期间第一位领导武装发动袭击战的女性。与此同时，北部联邦也在努力招募自由的非裔美国人。在詹姆斯·福腾、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和约翰·默瑟·兰斯顿等废奴主义者的努力下，马萨诸塞州第54军团成为第一批正式参加内战的非裔美国人军团之一，有将近1000名黑人被征召入伍。废奴主义者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两个儿子和索杰纳·特鲁斯的孙子也应征入伍。黑人广泛参与战争，开始了自我解放的历程，为战后黑人的全面解放奠定了基础。在塔布曼取得突袭成功后一百多年的1977年，波士顿成立了一个黑人女权组织康比河公社，该组织便是为了纪念塔布曼的那次突袭行动，同时也是向塔布曼晚年大力倡导妇女选举权的工作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