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吕天成的《曲品》
作者: 王雷波摘要:吕天成的《曲品》是中国古代戏曲品评批评的开山之作。在《曲品》中吕天成以其舅祖孙鑛的“南剧十要”为品曲标准,提出“当行兼论作法,本色只指填词”,第一次区分了“本色”与“当行”的理论内涵,对汤沈之争进行了客观而公允的评价,提出“合之双美”的理论主张。
关键词:《曲品》;本色;当行;汤沈之争
中图分类号:J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315(2008)05-016-02
吕天成的《曲品》是中国古代戏曲品评批评的开山之作。《曲品》以明嘉靖年间为界,分为“旧传奇品”和“新传奇品”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之设品,分为神、妙、能、具四品;后一阶段之设品,采用六朝通行的九品法,分为上之上、上之中、上之下、中之上、中之中、中之下、下之上、下之中、下之下共九等。品评了近百位戏曲作家和两百多个剧目。在对作家作品的品评文字中,吕天成也提出了一些重要理论主张,这些主张是《曲品》中最有价值的部分。
一、品曲标准
作为一部品评论著,标准很重要。吕天成在《曲品》中也提出了自己的品曲标准。
首先他看到了为“传奇订品”的艰难和复杂,在《曲品》卷下前言曰:“传奇品定,颇费筹量,逐帙置评,不无褒贬。盖总出一人之手,时有工拙;统观一帙之中,间有短长。故律以一法,则吐弃者多;收以歧途,则阑入者杂。其难其慎,此道亦然。” “律以一法”和“收以歧途”的做法都是以偏概全,因此要全面衡量。所谓全面衡量就是其舅祖孙鑛的“南剧十要”说:“第一要事佳;第二要关目好;第三要搬出来好;第四要按宫商、叶音律;第五要使人易晓;第六要词采;第七要善敷衍,淡处做得浓,闲处做得热闹;第八要各角色分得匀妥;第九要脱套;第十要合世情,关风化。”这“十要”从选材、关目、词采、音律、角色诸方面提出戏曲创作的十大艺术标准,《曲品》正是以此为准则,展开戏曲评论。同时,吕天成指出,这“十要”只能作为曲论家的品曲标准,而不能“持此十要”去苛求作家,对其求全责备,因为“第今作者辈起,能无集乎大成”,即没有一个作家能达到“十要”所提出的要求的。因此,他认为在一部剧作中,“十得六七者,便为玑璧;十得三四者,亦称翘楚;十得一二者,即非碔砆。”可以说吕天成的品曲标准既严格又宽容,标准的严格影响了他品曲的数量,标准的宽容又使得他的品评过多褒扬之词,授人以柄。
二、“本色”与“当行”
“本色”与“当行”是明代中叶戏曲理论家们谈论的热门话题,但是都没有讲清楚这两个概念的区别和内涵,常常混作一谈。吕天成在《曲品》中第一次将“本色”与“当行”这两个概念进行了区分,并指出其理论内涵。他在《曲品》中说:“当行兼论作法,本色只指填词。当行不在组织饾饤学问,此中自有关节局概,一毫增损不得;若组织正以蠹当行。本色不在摹勒家常语言,此中别有机神情趣,一毫妆点不来;若摹勒正以蚀本色。今人不能融会此旨,传奇之派,遂判而为二:一则工藻缋以拟当行;一则袭朴淡以充本色。甲鄙乙为寡文,此嗤彼为丧质。而不知果属当行,则句调必多本色矣;果具本色,则境态必是当行矣。”在他看来,本色“只指填词”,是单纯地阐述戏曲语言理论的概念;当行则“兼论作法”,它涉及到戏曲创作的其它方面,诸如关目、结构、排场、演出等,也就是他所说的戏曲的“关节局概”。对于“本色”的内涵,他认为“本色”不是“摹勒家常语言”,即不是单纯地模仿生活中的口语俗语,“本色”的语言要经过作家的提炼和加工,要“别有机神情趣”。对于“当行”的内涵,他认为“当行”不是“组织饾饤学问”,即不是饾饤学问的堆砌,如果一味追求语言的典雅,而不顾关目、结构、排场、演出等“作法”,这样必然会影响全剧的“作法”,“正以蠹当行”。对于二者的关系,他认为“本色”与“当行”并不是对立的,而应当有机地统一于剧本的创作中:“果属当行,则句调必多本色;果其本色,则境态必是当行。”就是说,要在强烈的戏剧性中体现风致与诗意,做到文质、雅俗的统一。虽然吕天成对“本色”与“当行”的关系和内涵的理解还不够充分,但在戏曲理论史上却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三、论汤沈之争
在晚明曲坛汤沈之争发生后,许多曲论家都针对这场论争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极大地丰富了汤沈之争的内涵和意义。作为沈璟的私淑弟子,吕天成并没有囿于门户之见,对汤沈两人的戏曲主张及其争论提出了较为公允的见解。
吕天成在《曲品》卷上的《新传奇品》中,将汤沈两人同列为“上之上”品,对汤沈两人的戏曲创作与理论作了客观的评价。如评汤显祖“汤奉常绝代奇才,冠世博学。周旋狂社,坎坷宦途。雷阳之谪初还,彭泽之腰乍折。情痴一种,固属天生;才思万端,似挟灵气。搜奇《八索》,字抽鬼泣之文;摘艳六朝,句叠花翻之韵。红泉秘馆,春风檀板敲金;玉茗华堂,夜月湘帘飘馥。丽藻凭巧肠而浚发,幽情逐彩笔以纷飞。蘧然破噩梦于仙禅,皭矣销尘情于酒色。熟拈元剧,故琢调之妍俏赏心;妙选佳题,故赋景之新奇悦目。不事刁斗,飞将军之用兵;乱坠天花,老生公之说法。信非学力所及,自是天资不凡。”他充分肯定了汤显祖的文辞和才情;又评沈璟“沈光禄金张世裔,王谢家风,生长三吴歌舞之乡,沉酣胜国管弦之籍。妙解音律,兄妹每共登场;雅好词章,僧妓时招佐酒。束发入朝而忠鲠,壮年解组而孤高。卜业郊居,遁名词隐。嗟曲流之泛滥,表音韵以立防;痛词法之蓁芜,订全谱以辟路。红牙馆内,誊套数者百十章;属玉堂中,演传奇者十七种。顾盼而烟云满座,咳唾而珠玉在毫。运斤成风,乐府之匠石;游刃余地,词部之庖丁。此道赖以中兴,吾党甘居北面。”他充分肯定了沈璟曲学成就。虽然吕天成对汤、沈二人在戏曲创作和戏曲理论上所取得的成就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此二公者,懒作一代之诗豪,竟成千秋之词匠,盖震泽所涵秀而彭蠡所毓精者也”,但他又看到汤、沈二人各有短长,“吾友方诸生曰:‘松陵具词法而让词致,临川妙词情而越词检。’”汤显祖虽富才情,但有失律之弊;沈璟虽恪守曲律,但缺少才情。他又进一步发现汤沈之争的实质是文辞和曲律之争,“光禄尝曰:‘宁律协而词不工,读之不成句,而讴之始协,是为曲中之巧。’奉常闻而非之,曰:‘彼鸟知曲意哉!予意所至,不妨抝折天下人嗓子。’”最后吕天成提出了著名的“合之双美”的主张:“不有光禄,词硎弗新;不有奉常,词髓孰抉?倘能守词隐先生之矩矱,而运以清远道人之才情,岂非合之双美者乎?”这种“双美”主张在后人的曲论中进一步演化为“合则并美,离则两伤”。自此以后,文辞和曲律兼美,便成为传奇文体的基本规范,也成为传奇创作的不二法门和自觉追求。
除了这些主要观点,吕天成在《曲品》中还提出许多独特的见解。譬如对于戏曲情节,他提倡“事奇”和“事真”,“事奇”要求故事题材新颖奇特,不落窠臼,但“事奇”又必须建立在“事真”的基础之上;“事真”应该是“情”的真实,即“以真切之调,写真切之情”,而不必拘泥于生活的真实,完全可以根据现实生活所提供的素材,进行虚构,即“有意驾虚,不必与实事合;有意近俗,不必作绮丽观”,是艺术的真实。像这样的创见在《曲品》中不胜枚举。《曲品》中这些重要的戏曲主张,不仅对当时的戏曲创作产生过积极的影响,而且大大丰富了古代戏曲理论的内容,有些主张在某些方面还具有开创性的意义;这些创见共同体现了《曲品》的价值。
参考文献
1.吕天成.《曲品》[A]. 中国古代戏曲论著集成: 第六册[C].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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