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佛教与苏轼创作

摘要：佛教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中国文学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宋代对文人的影响也较唐代更深一些，其中以苏轼为典型。

关键词：佛教；苏轼；作品

中图分类号：G63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315（2008）06－040－01

佛教是中国思想中的一个外来户，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与各个阶层的人士有着紧密的联系，成为与儒学、道教并列的影响中国社会进程的三大因素之一，一定时期甚至超过了另外两支。佛教同时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对中国文学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如唐代的柳宗元、刘禹锡、贾岛等；宋代面临比较特殊的社会环境，佛学与文学的关系较之唐代有了更深一步的发展，对文人的影响也较唐代更深一些，其中以苏轼为典型。

一、佛教自身的发展

禅宗思想与中国士大夫的心态、情趣、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高度吻合，因此受到士大夫阶层的普遍欢迎，成为他们精神的一个避风港。“好佛”“参禅”成了一种时尚，一些文人还作了禅诗，如苏轼的《题西林壁》中的两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就从自然景物中得到某种悟解，寓意丰富，既可理解为世事因人相成，而人人各据一端，欲见真相，需脱出自身处境，从高远处观照，也有着一种富贵如浮云，生死由命的一种旷达之感。另外，他的《和子由渑池怀旧》与《正月二十日与潘、郭二生出郊寻春，忽记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诗，乃和前诗》中用禅宗超时空的关照框架理解俗世人生，有很强的哲理性，诗内涵深厚，同时也有一种旷远豁达的心境，体现了佛家随缘自适的人生观。

宋代政治、经济、军事高度统一，文化也相应地从多元开放逐渐走向集中统一。佛教自汉代东渐以来，就不断进行着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的过程。唐代形成了完全中国化的佛教流派，而宋代，佛教在思想上与儒学融为一体，这时期打通儒释，援儒入佛成了一个普遍的潮流。佛教到宋代已经完全克服了中国社会的异化排斥反映，真正成了中国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这里，我们不能不提一个高僧——契嵩。

在宋代有一些人是排斥佛的，如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但就是契嵩的努力软化了他们中有些人的排佛立场，使他们转而靠近佛教，这其中就包括了苏轼。契嵩，自幼出家，通晓佛经。他一生著述佛家作品百余卷，并曾进京，上书于仁宗皇帝，一时名闻全国。苏轼正是读了其传作才得以改变立场。契嵩对儒释合流作出了贡献，在心性论上为二者找到结合点，“古之有圣人焉，曰佛，曰儒，曰百家，心则一，其迹则异。”（《辅教编﹒广原教》）各家圣人之说不过是从不同角度发明本心，异迹而同心，殊途而同归。在此基础上，有全面调和戒律与儒家纲常，解释孝道，承认孝在戒先，自觉向儒家靠拢。宋代正是由于“佛儒道”的三位一体，对宋代文学产生了直接影响，而苏轼作为当时士大夫中的一员，不可能不受到影响。

二、苏轼自身的坎坷经历

苏轼（1007—1101），出身于一个较清寒的高士家庭。受丰富的封建文化的熏陶和教养。其出生的时代，正是北宋政治与社会危机开始暴露，士大夫改革呼声日益高涨的时代，他迅即卷入了这一浪潮，开始了其一生坎坷的仕宦生涯。

苏轼作为士大夫集团的成员，抱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积极地参与国家的政治与文化建设，并坚持自己的观点，不惜与统治集团中的当权派发生冲突。当王安石变法，推行新法时，他又与反对变法的欧阳修等人站在反对新法的立场上，从而卷入了上层冲突。在反对新法上，他的政治上的保守偏见也暴露出来。这期间发生的“乌台诗案”对他是一次沉重的打击。这场莫须有的文字狱，却使他从肉体与精神上受到重创，贬于黄州团练副使期间，自号东坡居士，彷徨于山水，开始向佛禅及老庄中寻求解脱。其元丰五年作的《定风波》的最后一句“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本来有雨而作，却偏说无风雨无晴，隐含着一种佛家的四大皆空的意味于其中。

神宗去世，哲宗即位，高太后垂帘听政，苏轼因此被起用。但他由于与司马光等人一味“以彼易此”的观点不同，又受到当权者的排挤，期间他们的分歧也愈来愈尖锐，只好自求调离京城。哲宗于高太后去世后亲政，又起用自称维护新法的官僚，打击旧党，苏轼又被列入“打击”之列，一贬再贬，最后被贬到岭南、海南岛。元符三年宋徽宗大赦元祐旧党，才得以北归，但于次年病死常州。

可以说苏轼就是在这起起落落、动荡不安的政治生涯中度过一生的，尤其是后两次（高太后时期，哲宗亲政时期）打击，使他与佛禅的接近更加密切了，从佛禅玄理中寻求解脱，以禅宗的“平常心”对待一切变故，顺乎自然，来求得个人心灵的平静，以一种旷达的宏观心理来对待这种种不幸，在“如寄“的人生中寻求美好的，可以令人自慰的东西。

基于上述，我们可以知道，佛教与苏轼创作的结合实际上是当时一批失意文人的代表，是处于那个特定年代中有志难以抒展的文人士大夫心里不甘心却又无奈的表现，是于当时社会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