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生活在平凡中的人们诠释真实

202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安妮·埃尔诺是法国当代文坛上与经典文学并驾齐驱的“自我虚构”（autofiction）写作的代表作家之一。auto（“自我”）这一前缀意指autobiographie（“自传”），而fiction则指虚构，二者结合，构成 “自我虚构”。安妮·埃尔诺的创作就属于这种介于自传和小说之间的自我书写，将“真实自我”与“虚构自我”合二为一。在她的作品里，作为传记文学两大要素之一的“诚实”已不再是作品的必要，而另一元素“我”却贯穿整个叙述过程之中，这样，既展现了纪实性，又保留了虚构性，通俗地说，文本中既有真实的一面，又有虚构的成分。所以，我们暂且把她的这类作品称为“自传体小说”。

书写社会“真实”

安妮·埃尔诺以独特的视角和简洁细腻的笔触展现了“二战”后法国社会平民的真实生活。她的作品每每发表便引起轰动， 读者蜂拥而至， 先睹为快。小说《位置》（1983）和《一个女人》（1987）在法国分别创造了50万册和45万册的销量，《位置》还荣获了1984年雷诺多文学奖。她的作品题材朴素，视角独特，笔调平实，体现了一种追求写实主义与心理描写相融合的风格，这种独特风格使她在法国当代文坛上占据了重要地位。

安妮·埃尔诺1940年出生于法国诺曼底省。她幼年家境拮据，父亲是一家农场的雇工，后又在工厂当工人，婚后与她的母亲在一处贫穷的街区开了一家小咖啡馆兼杂货店，过着平民的生活。小说《位置》《一个女人》和《耻辱》（1997）所表现的就是这个时期平民阶层人们的生存图景。

这三部小说均属“自我虚构”写作。它们都使用第一人称叙述，“我”既是叙述者又是女主人公。埃尔诺写道：

我这里写的既不是传记也不是小说，可能是介于文学、社会学和历史学之间的什么东西吧。我的母亲出生在下层社会，她一直想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我按照母亲的愿望进入了这个掌握语言与思想的世界里，我必须将她的故事写出来，为的是让我在这个掌握语言与思想的环境里不觉得太孤独和虚假。

——《一个女人》

我明白写小说是不可能的事，我只是要叙述一个为生存而奋斗一生的人，我没有权力将我写的作品称为艺术，更不能追求作品如何如何令人激动。我只是要把他说过的话、他做过的事、他的爱好以及他生命中所经历过的种种客观地记录下来。

——《位置》

从埃尔诺的上述话语中，我们不难发现她在其作品中所追求的就是要用一种平实的语言记录下社会历史真实的一幕。作者在用“我”的视角解读、体验和描述真实的世界，她的作品读起来似乎永远都是那些和她血肉相连的真实故事，作品对“真实”的追求可见一斑。其实我们不必去严格考证每个细节的真实性，我们更在意的是她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那种追求写实的风格。她拒绝某些同时代文学作品中所描绘的法国人的生活图景，在她看来，那些故事对于多数法国人来说是不真实的，更像是人们刻意杜撰出来的：“当我读普鲁斯特或莫里亚克的作品时，我觉得他们讲述的并不是我父亲童年时代的那种生活，他们讲述的那种生活方式还属于中世纪。”“我的信条只是诚实和准确。”

那么埃尔诺在其作品里给我们展示的真实情景又是怎样的呢？她首先表现的是当时人们贫穷的社会生活状态：“他们住在一幢很矮的茅屋里，屋顶是用草盖成的，地面全部是土的，所以，在扫地前必须喷洒些水。”“那里的人们，总是在亲朋的婚礼或是领圣餐前的几个月就开始计划起来，他们提前三天就留出自已的肚皮以便让自己能够在婚宴上或是领圣餐仪式上吃更多的食品。为此，曾发生一件这样的事：村子里有一个患腥红热的小孩儿病情刚有所好转，由于大人拼命给小孩儿往嘴里喂鸡肉，孩子在呕吐时憋死了。”（《位置》）

由于贫穷，就会产生愚昧。“为了治好病，她（祖母）常去圣·里基和沙漠中的圣·纪尧姆处参拜，用衣服去擦雕像然后再裹在患处。渐渐地她瘫痪了，于是祖父总是租用一辆马车，拉着她去祭拜神灵。”（《位置》）

由于贫穷，人们的生活就会单调，思想意识就会浅薄、狭隘。“邻居们很注意盯着别人家晾在院子里的衣服，特别是衣服的洁净程度，他们也关心别人每天是否倒尿桶等事。”（《位置》）

由于贫穷，生存就会成为最大的命题。“孩子们肚子里总是有蛔虫，为了驱虫，大人们就在他们的衬衣里面靠近肚脐的地方缝上个装满了大蒜的小袋子。冬天在孩子们的耳朵里塞上棉花。”（《位置》）

由于贫穷，就会使物质神圣化。“我裙子上的衣兜挂到了车把上，结果我的衣兜被撕破了。回到家理所当然地便是吵闹、哭叫，这一天算是毁掉了。”“这个闺女简直是个败家子。”（《位置》）

由于贫穷，就会使人产生强烈的自卑感。“父亲总是害怕出门，担心会出丑。一天他在公证处办事，按要求他要在文件上第一个先写下‘已阅并同意’的字样，可他不会写，结果写下了‘要待证明’，这种事情让他感到很不好意思，在回家的路上，这一错误让他翻来覆去地难受了一路。他自责无能，情绪低落。”（《位置》）

基于这样的生存条件，人们无非有两条出路：要么破罐破摔，自甘贫穷，要么通过不懈奋斗去改善自己的生存环境。“我”的父母选择了后者。他们先是改变了自己的雇农身份，进工厂做工，接着又从工人转成了小商人，小心谨慎地经营着自家的小店。接着，他们把自己最大的理想寄托在他们唯一的女儿“我”身上，“不知什么时候，他们用这个‘希望我生活得比他们好’的理想取代了他们自己的理想”（《位置》），他们节衣缩食也要把女儿送到当地最好的、只有有钱人才进得起的私立学校。

艰难的生存条件促使父母下定决心，要把女儿朝着布尔乔亚方向培养，这成了他们年年岁岁悬在心中挥之不去的梦想。女儿得到奖学金，去国外留学，被周围所有的人羡慕，这一切使他们对有产阶级的生活有一种莫名的欣赏和仰视，而同时为自己身上的平民味更加感到自卑。

对生活的这种体验之细腻、审视之深刻显然来源于埃尔诺对自己身世和经历的体验。她熟悉平民生活的各个层面，了解下层平民共有的社会心理特征，懂得如何从人们的生存环境出发去解读个人心理活动，并且揭示其社会动因。她首先注重的是社会的人，她竭力表现的是个人心理活动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内在逻辑，从而达到内外之间的和谐。我们看到，由于作者既有感性的生活又有理性的分析，所以她的作品更具有真实性、典型性。

有时，女性写作会受到男性主导的批评界的歧视，被贬为“自我中心主义”，只会在“儿女情，家务事”的狭小天地里打转。诚然，我们不得不承认，埃尔诺的自传体小说所书写的大多是个体的感受，但同时她的叙述也涵盖了一般社会意义上的个人和群体。在她的作品里，个人和社会的维度巧妙地交织在一起，运用个人的故事去理解和展示其赖以生存的社会，这种手法拓展了传统女性文学狭隘的视野。特别是她把握了女性私人故事与社会历史张力之间的关系，从而使作品具有了更加丰富的审美内涵，体现了一种具有现实主义深度的文学美学价值。换言之，她的作品不再仅仅是个别女人生活的实录，而是带领读者走入不同社会阶层和群体的生活，用文学写作引发社会学思考，从而使她的文字介于“文学、社会学和历史”之间，极具社会学意义。

解析阶层“隔膜”

《位置》《一个女人》和《耻辱》三部小说分别讲述了出身贫寒的“我”与父亲、母亲之间既亲近又隔膜的复杂情感。埃尔诺在《位置》中是这样说的：“我要以我的父亲为主题，写他的生活，写我少年时期与他的隔膜，而这种隔膜其实是一种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隔膜，但它又是极其特殊的、不可言传的，就像不得不分手而又情思不断的那种东西。”

小说以平实的笔触，记录了“我”在父母的期望与呵护下渐渐朝布尔乔亚阶层方向发展的过程中内心世界和外在环境之间出现的不平衡，通过叙述“我”与父母渐渐产生隔膜的过程，展现女主人公的情绪、体验和心路历程。

埃尔诺笔下的“我”出身卑微，但天资聪颖，她没有辜负父母的希望，在私立学校里学习优秀，而她的思想也由简单开始变得复杂起来。换句话说，“我”越来越发现自己家庭地位的卑微。在与同学交往的过程中，如果有同学要来她家里玩，她总是要事先对同学声明：“你知道吗，我们家很简陋。”即便是“我”结婚后，在出身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的丈夫家里，这种潜藏在她内心深处的自卑感依然挥之不去。“在他（丈夫）的家里，比如说，如果有人打碎了一只杯子，某个人马上就会说道：‘请不要去碰它，因为它已经碎了’（引自叔历·普鲁东的诗）”（《位置》）渐渐地，“我”习惯了和丈夫一起读《世界报》，欣赏巴赫，习惯了墙上的布艺墙纸、餐前的威士忌、收音机里的古典音乐，这一切已使“我”与每日依旧粗茶淡饭、只看地区小报和爱情小说的父母之间分属两个不同的社会阶层，内心产生“隔膜”是必然的。

但对于已经进入了有产阶层的“我”来说，与父母的那份感情是极其复杂的。一方面，他们是生她养她的父母，是希望她“生活得比自己更好”的亲人，而另一方面则是亲人之间不再有的心心相印和在心灵上的无法沟通，因此，“我”无可避免地陷入了常人难以理解的痛苦之中，那是一种深隐于内心的痛苦、一种心灵的煎熬，“我”把这叫做“内心的流亡”。

女主人公内心的矛盾来源于她同时生活于两个阶层。她在平民阶层里长大，有着刻骨铭心的感受，同时她又跳出了原始阶层的桎梏，升入了一个更高的阶层，然后以一个全新的视角俯瞰她所曾经生活过的世界。而作者要解析清楚这种阶层的“隔膜”，则完全有赖于写实式的叙述与细腻的心理描写。这里，我们试从小说叙述形式的角度来分析埃尔诺作品中心理描写的主要特点。

首先，如前所述，其作品在叙述形式上全面采用了第一人称“我”的自传体叙述方式，叙述者和女主人公合二为一。

其次，作品普遍采用了夹叙夹议的叙述形式。例如：《位置》和《一个女人》在追忆父亲、母亲一生的多个瞬间时，叙述者兼女主人公常常把叙述往事的进程暂停下来，把读者从往事所处的“过去”拉回到她“写作时的现在”，详细讲述她在写作每个片段时的感受，发表一番议论。作者通过这种夹叙夹议的叙事方法，把过去的场景与“现在”的情感交织成一个特殊的时间图景，使追忆者（女主人公）通过“现在”这个平台去透视“过去”，使“过去”变得更加清晰。这样，作者很巧妙地表现了女主人公的心理活动。例如在这两部小说中，借助这种手法，女主人公“我”通过反思过去获得了忏悔和自我疗伤的机会，使“我”漂泊的心灵得到了一丝宁静。这种夹叙夹议的手法使读者强烈地感受到叙述者兼女主人公就是作者本人，从而更增加了故事的真实感和感染力。其实我们尽可相信作品中的“我”既在很大程度上是作者本人又不一定完全是她本人，因为我们这里要做的并不是发生学考证，而是对文本风格的美学批评与欣赏。

再次，这里有必要提及小说《耻辱》采用的倒叙方式。故事以父母的一次吵架为开篇，父亲在盛怒之下声称要杀掉母亲，这件事给“我”的心灵留下了“耻辱”的创伤。之后，作者选取的材料全部围绕着“耻辱”这一心理主题进行：通过聚焦拍摄于不同时期的“我”的老照片引发回忆，像放映幻灯片一样把不同时期的“我”一一展示在读者面前，把一个个过去的生活碎片按照事件的逻辑和记忆的头绪进行艺术重组。个人的主观情感与心理变化始终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支配着文本的延伸，让回忆与现实在叙述中交叉、跳跃。如果说“耻辱”是小说的心理主线的话，那么父母吵架这一场景就是小说的中心事件，小说由此从“我”的童年向成年延展。通过成长中的女性的独特视角，凸显了法国当时下层百姓的生活艰辛与“我”所接受的上层社会“正统”教育之间的矛盾及其造成的心理上的疏远和隔膜。从叙述方式上讲，这种以人物心理活动主导叙事的手法，也颇有些意识流小说和新小说的味道，读来令人遐想和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