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身份的自我重构：E.M.福斯特的东方文化认同

E.M.福斯特（Edward Morgan Forster，1879—1970）是20世纪英国本土作家，却与东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924年他的《印度之行》（A Passage to India）出版，将东方再一次置于西方人的关注视野之中。虽然《印度之行》一直是后殖民文学的重要读本，但是长期以来，如何定位福斯特与东方文化的关系却是一个难题。文学批评理论家萨义德指出，任何教授东方、书写东方或研究东方的人都可以被称作是“东方学家”——从这个意义上讲，福斯特确实是一位东方学家。但是福斯特却似乎与普通意义的东方学家不同。萨义德认为东方学家往往具有优于东方的种族优越感，他们将东方看成是西方用以“控制、重建和君临”的对象，所以他们对东方的书写完全是一种霸权，是对东方的任意贬抑与控制。但是福斯特却有所不同，他在《印度之行》中打破了随着帝国扩张形成的帝国文化传统，肯定地表达了对印度的“热爱”。笔者认为，福斯特之所以对印度抱有深切的情感，主要原因就在于他内心深处对东方文化的认同。这一文化认同表明了他对本国文化的反省态度，也展示了他欲完善民族文化的理想，从而实现了民族文化身份的自我重构。

旅行写作与文化理想

福斯特的东方文化认同源于他的旅行写作。从19世纪末起，随着旅游业的出现和帝国疆域的扩张，旅行成了一种时尚。到20世纪初，旅行超越了其原初的意义，用来特指特定的社会阶层、生活方式甚至是文化意识，即“旅行认同”。旅行不仅调适了个人与世界的关系，同时也在不同文化的冲击和交汇中促成了旅行者自我的提升以及对自身文化的反思。旅行往往伴随着对自身文化的批判，尤其欧洲旅行者更是如此，在东方、美洲以及非洲的游历使他们将自身文化与他者的文化相对比，从而更深刻地认识到现今的败落。旅行者在“野蛮人”身上看到了自己祖先的身影，从而形成了对充实而和谐的过去的推崇。在这种旅行文化氛围中，旅行写作这一文学样式应运而生。福斯特的小说《天使不敢涉足的地方》（Where Angels Fear to Tread，1905）和《看得见风景的房间》（A Room with a View，1908）都是他青年时期游历欧洲大陆的结晶，小说以现实主义的笔触勾画了带有异域风情的生动生活画面，构成了20世纪初旅行写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福斯特的东方之旅和旅行写作促成了他对东方文化的认同。1906年，福斯特结识了印度青年马苏德。马苏德热情英俊，其高雅的美学气质和独特的艺术品位深深地吸引着福斯特，使他对印度文化有了全新的认识。此后，福斯特一生曾三访印度，为他的小说创作提供了第一手材料。

福斯特对东方文化的认同更多地归因于他对英国国民性和当时英国文化状态的思考。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英国出现了关于文化的论争，有人诋毁文化的作用。对此，马修·阿诺德进行了抨击，指出文化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它是“对完美的追寻”，是对“美好与光明”的追寻，在人的成长和现代社会进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福斯特也有与马修·阿诺德同样的文化理想，因此他一直对英国的文化状态心存不满。他认为，那种只关注外在而忽视内在追求的英国文化状态促成了英国人的畸形发展，造就了身体健壮、头脑发达但心灵却“发育不良”的现代英国人。福斯特认为英国人之所以势利、缺乏同情心，原因就在于缺少激情，英国人的心中也应该始终有一个不灭的火焰，而现在的问题在于这一火焰被遮住了，人们所看到的唯有冷漠与迟钝。所以当福斯特在游历的时候，既是对不完美现实生活的“逃离”，也是对完美文化的“寻找”，即对生命之火的寻找。

在东方，福斯特找到了真正的想象与激情，看到了东方所蕴含的强大生命力。生命力是有机体保持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动力与源泉，这是一种机制、一种结构，也可以是一种信仰、一种精神。它可以是弗洛伊德所说的“力比多”，也可以是叔本华所说的“存在意志”，还可以是尼采所说的“权力意志”。柏格森把生命力看成是“生命冲动”，认为每一个有机体都具有这种原始的生命冲动，这一冲动激励着有机体实现从低级到高级的飞跃。福斯特把想象和激情看成是人的生命力的源泉，这一观点恰恰与柏格森的观点相辅相成。福斯特对东方的文化认同归根结底是对东方原始生命力的认同，这主要表现在对东方的生存方式、东方人以及东方生殖想象的认同。

本真生活与“完美蒙昧人”：福斯特对东方存在方式和东方人的认同

在福斯特看来，东方的原始生命力呈现出多种表现形态。它首先寓于简单而淳朴的存在方式之中。西方的工业化剥夺了人的自然生存状态，给人带来异化的恐惧。然而在遥远的东方，一切仍保持着原初的样态，处于史诗般的“诗意的栖居”模式。福斯特曾经在《向东方致敬》（Salute to the Orient）一文中摘录了英国小说家默杜克·彼克豪尔笔下的东方原始生活画面：

为了躲避他们那使他不安的目光，他向窗外望去，看见城郊已悄悄过去，那片已开垦的平原出现了，一直延伸到一排低矮的小山，山的颜色像狮子的脊背，那里是沙漠的边界。萨基人，一丛丛棕榈树，还有一堆泥土盖的小屋，像岛屿一样突出来。田野里充满了生机：男人和女人在犁地或收割绿色的三叶草，孩子们在放牧灰色的羊群，笨重的水牛，棕色的绵羊，或大嚼着草的骆驼。沿着堤坝走着一群乡下人，他们中间有骆驼、公牛、骡子，但主要是驴，他们被夕阳晒得暖洋洋的尘土团团围住。

福斯特认为这虽然不是最美的画面，但却是“最真实”的画面。一切都在自然之中，一切都显得那么宁静。就在这宁静的基调中，福斯特感受到了最原始的生命激情，以及原始的存在方式所构筑的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在《印度之行》中，福斯特自己也创设了同样的画面，英国女子阿德拉在去参观马拉巴山洞的路上，所看到的一切都散发着原始的气息：“整个国家都是乡村。原野连着原野，然后是丘陵，丛林，丘陵，而后，是更加广阔的丘陵，丛林，丘陵，而后，是更加广阔的原野。……牛车常常蹒跚地走在旁边的小路上。一条条小径差不多都变成了耕地，消失在近处红色的泥迹之中。”小说中还随处可见这样的画面：布满垃圾的昌德拉普尔小镇，涤荡一切的洪水，恒河中漂浮的死尸，随时出没的黑背豺与蛇，飞舞着苍蝇的阴暗肮脏的房屋，“赤身露体、只束着一块腰布”的印度土著……这些都是原始生命的各种形态，都以最自然的、毫无雕琢的方式存在着。然而就在这种自然的状态中，生命周而复始，延绵不绝，因此激起人的无限想象与激情。

除了生存方式，福斯特认为东方原始生命力也寓居在富有生命激情的东方人身上。西方人一向认为东方的土著粗俗、肮脏，毫不优雅，但是他们却是福斯特眼中真正的人，即法国哲学家托多罗夫所说的“完美蒙昧人”。在西方，民族主义一度盛行，民族主义者坚信自己的国家拥有最高的道德价值，并由此产生了傲慢的态度。与此同时，西方也有一些人与民族主义者所持的观点相反，极其推崇异国情调，他们认为最高道德价值并非存在于本国，而是存在于其他国度。“完美蒙昧人”就是怀旧的异国情调者对“野蛮人”的一种称谓，他们在“野蛮人”身上看到了自己祖先的身影，看到了过去时代的充实与和谐。16世纪的旅行探险家亚美瑞格·韦斯普奇对印第安风俗的描绘概括了“完美蒙昧人”的基本特征：一是“顺着自然本性生活”，二是具有“非凡的身体素质”。“完美蒙昧人”之所以完美从而被推崇，主要原因在于他们顺应自然的天性，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这种生活被看成是人最理想的生存状态，构成了人的内在生命冲动。在《印度之行》中，福斯特塑造了阿齐兹这一“完美蒙昧人”形象。阿齐兹身体健康，体格健壮，对生活充满激情，对妻子和孩子充满挚爱；此外他还有丰富的想象力，追求内在生活，喜欢诗歌——除了自己创作诗歌之外，还经常陷入诗意的想象之中；更重要的是他热情好客，渴望平等的私人关系。这与福斯特的人生追求不谋而合。

原始生命力：福斯特对东方生殖想象的认同

福斯特还在东方的自然物象中看到了最原始的生命力，因为这些物象都与生殖有关。生殖力构成了生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殖崇拜贯穿人类发展的始终，构成了人类共同的思维方式。在印度，生殖更是不可或缺的神话题材。黑格尔在论述象征型艺术时说：“印度人所描绘的最平凡的事情之一就是生殖，正如希腊人把爱神奉作最古的神一样。生殖这种神圣的活动在许多描绘的形象里是很感性的，男女生殖器被看作最神圣的东西。”按照黑格尔的理论，印度幻想和艺术的主要题材之一就是神和万物的起源，即神谱和宇宙谱。“贯串在这些起源史里的一个基本观念不是精神创造的观念，而经常复现的是自然生殖的描绘。”

福斯特对东方的生殖想象非常认同，他在《印度之行》中创造了诸多自然的生殖喻象，来展示东方的原始生命力。其中最有生命力的生殖喻象莫过于天空。在《印度之行》中，福斯特开篇就对印度的天空做过诗意的描写：“云彩时常把天空描绘得像地图一样，五颜六色，然而天空通常倒像一个混合色彩的大圆顶，其主调为蓝色。”福斯特强调，不论天空的色彩如何变化，印度天空的生命力永远不会枯竭。在福斯特眼中，天空力大无穷、巨大无边，是万物的主宰。天空之所以如此，原因就是有太阳的存在。“太阳是力量的源泉，力量天天从太阳释放出来，释放多少则根据俯卧的大地的需要。”在这里，福斯特把太阳看成是与天空直接相关的生殖意象，这与古印度的宗教和佛教文化相一致。在古印度宗教和佛教文化中，太阳以及太阳发出的光一直被看成是生殖力的象征，是男性生殖力的“直接释放”。所以，太阳以及太阳发出的光芒就是生命力的象征，是大地孕育万物的先决条件。

在《印度之行》中，与天空相呼应的大地是另一个具有生命力的生殖喻象。在西方，大地一直是女性的象征。古希腊诗人赫西奥德在描写宇宙诞生的神话时，就把大地比作胸部丰满的盖亚。在东方，大地也一直被看作是女性的化身。《圣经》中上帝用地上的泥土造人的神话就充分表现了希伯来文化中以大地象征女性的观念。在福斯特眼中，与西方的大地相比，东方的大地本身更具有原始的生命力，这主要与东方大地的古老特性和神话色彩相关。《印度之行》中，福斯特直接把大地描写成女性：“没有高山峻岭破坏这大地的曲线，大地一里格一里格地平坦地向外延伸，偶有小小隆起，复又平展开来。”那平坦的平原和肥沃的田野是女性平坦腹部的象征，预示着大地丰产的可能性。这一隐喻与印度的古老生殖观念相一致。《摩奴法论》一书中就提到：“女子相传为田地，男子相传为种子；一切有身体的生物皆因田地和种子的结合而出生。”因此，大地被称做“生物的原始母胎”。

除了大地自身，福斯特还在《印度之行》中创造了其他的生殖意象，包括古老的恒河之水，印度小镇茂密的棕榈树、芒果树和菩提树，老鹰和翠鸟，随处可见的大象与蛇，这些喻象都置于大地之上，是男性生命力的化身，与大地一起共同构成了东方的生命之相。

印度的山峦和岩石构成了大地之上最惹人注目的生殖喻象。福斯特认为，在岩石不可言说的外表下蕴藏着巨大的生命力，它们是印度和东方灵魂的真实写照：豁达、沉默、倔强、宽容、隐忍。“要是想在什么地方触及一下从太阳的肌体上分离出来的骨肉，那就只能在这儿，在这些极其古老的山峦之中。”在《印度之行》中，昌德拉普尔的马拉巴山呈现出三种与生殖相关联的形态：一是错落无序、平地拔起的拳头和手指样的山峰，二是与隧道相连的山洞，三是卵形的岩石。

在东方，拳头和手指样的山峰是男性生殖力的象征。在印度文化中，手有浓厚的生殖意蕴，大拇指多用来喻指男性。福斯特在描写昌德拉普尔的马拉巴山的时候，突出了拳头和手指状的山峰和岩石，这无疑具有文化上的深意。这些拳头和手指守护着马拉巴山洞，构成了男性的生殖力象征。

而与拳头和手指样的山峰相呼应的马拉巴山上的圆形洞穴，无疑是女性生殖力的象征。在东方，洞穴具有生命的意义，被比喻为“地球的子宫”，与生育观念联系在一起。事实上，马拉巴山洞确实代表了印度，是印度民族性的体现，它所代表的是印度民族古老、坚韧、富有想象力的一面。在这里，福斯特把山洞比喻成女性子宫，深居于大地母亲的体内。但是就在这漆黑的洞穴里，在光滑的岩石中却藏着一束永恒的火焰，只要外面的火焰有机会接近，洞中的火焰就会和外面的火焰迅速结合。两束火焰的接触虽然短暂，却创造出了生命的奇迹。这种生殖的能力是永恒的，只要时间存在，只要光还存在，这山洞就会创造出无限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