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定的和平主义者和东方题材画家

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韦列夏金（1842—1904），19世纪俄国写生画家、文学家、旅行家、民族志学家、军人、战地记者，俄罗斯最著名的军事画家之一。他出生于切列波韦茨（诺夫哥罗德省，今沃洛格达州）的一个首席贵族家庭，9岁考入海军武备中学，毕业后短暂服役；1860年考入彼得堡艺术学院，随俄罗斯画家阿·马尔科夫、费·莫勒和亚·贝德曼等人学习；1863年弃学前往高加索，在那里创作了许多写生作品；1864—1865年远赴巴黎，在法国著名学院派画家让·杰罗姆的指导下学习绘画。

1867年韦列夏金加入总督兼军区总司令康斯坦丁·冯·考夫曼麾下，任准尉并来到撒马尔罕。韦列夏金与其他战士一起在撒马尔罕抵御敌人的大举进攻，因奋不顾身的英勇表现获得四级圣乔治勋章——这也是蔑视一切勋章的他一生中接受的唯一一枚奖章。

1874年，画家前往印度进行了为期两年的旅行。他曾在孟买、阿格拉、德里、斋浦尔等多个城市居住，在东喜马拉雅山和锡金驻留过3个月，次年又开启了与中国西藏接壤的克什米尔地区和拉达克的漫长旅程。韦列夏金被印度的古老历史和独特文化所吸引，旅行归来时共带回约150张画稿。

俄土战争（1877—1878）期间韦列夏金正在军中服役，因此参加过多场战斗并身负重伤。1880年代他回到巴黎，创作了巴尔干系列作品，其中约有30幅画作主要描绘战争情景，其艺术性、深刻性均达到一个新的境界。

1884年韦列夏金前往巴勒斯坦，创作了约50幅画稿，以自然景色和圣经历史题材为主。画家描绘了当地的风土人情及生活场景，包括阿拉伯人、犹太人、哭墙旁的祈祷者以及从世界各地来到巴勒斯坦的修行者。此外，他还沉浸于对《旧约》《新约》的研究中并创作了多幅作品，对福音书的内容进行了非教义方面的阐述。

日本是韦列夏金向往的国家之一。1903年他在东京、京都和日光度过了3个月，创作了一系列描绘日本人和平生活题材的画稿。这些画作是他融合印象派和传统现实主义风格、以全新手法描绘的。

日俄战争（1904—1905）前夕，61岁的韦列夏金认为自己有责任身处这一即将到来的战争中心，因此赴远东参军，1904年3月31日在停靠亚瑟港并遭受轰炸的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军舰上牺牲。

战争题材作品

韦列夏金一生创作了330多幅画作，创作时间主要集中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当时以现实主义题材为主的巡回展览画派在俄国颇具影响力，但韦列夏金是唯一没有参加该画派的名家，而这丝毫不影响他像巡回展览画派的朋友们一样，在自己的创作中反映“生活的真理”。具体地说，就是揭示战争的性质，指出它是“最大的罪恶”，是野蛮行为，是对人类文明的威胁。“我有理由认为自己是现实主义的代表，所谓现实主义，指的是对创作过程中各个方面的最严格要求……”韦列夏金这样描述自己的创作方法。

韦列夏金以军事题材作品改革者的形象在俄罗斯艺术中赢得声名。他的先辈们在战争题材的画作中大多描绘色彩鲜明的战争场面，凸显沙皇及其军队所取得的胜利，赞美俄国军事实力的辉煌成就。而他却致力于描绘被抹去表面光环的非虚构内容，展示出没有任何浪漫主义光环的战争的真实面目——恐怖、惨烈、凄凉、死寂。作为一个勇武的军人，韦列夏金参加过突厥斯坦战争、俄土战争和日俄战争，他认为只有亲眼看到战争，体验寒冷和饥饿，经受负伤或死亡的危险，才可能创作出描写真实战争场面的作品。

韦列夏金的作品按他所到之地分为高加索系列、巴尔干系列、巴勒斯坦系列、印度系列、俄罗斯北部系列和日本系列等，其中巴尔干系列作品是其创作的高峰。

油画《战争颂》（1871）的画面正中，被砍下的头颅骨堆成像小山一样的角锥形，头颅骨上方乌鸦漫天飞舞。画家通过骷髅、乌鸦、秃树、贫瘠的土地以及背景里荒凉的城镇这些元素来象征死亡和毁灭，令人毛骨悚然，表达了对人与人互相残杀的控诉。韦列夏金在画框中写下了这样“意味深长”的话：“献给所有的征服者，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属于这一战争系列的全部作品，包括《季穆尔（帖木儿）大门》（1872）、《受了致命伤者》（1873）等，都被给予韦列夏金作品极高评价的艺术鉴赏家巴·特列季亚科夫所收购。

1877年4月，俄罗斯帝国和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爆发了第10次大规模战争，结果以土耳其惨败告终。韦列夏金在俄土战争期间与帝国军队一起在前线作战，在一场关键的希普卡战役中，他的兄弟战死，他本人在准备穿越多瑙河时受了重伤……战争结束后，经历过深重苦难的他对战争进行了深刻反省，很快就创作出了多幅战争题材的作品，即巴尔干系列作品，其中包括《希普卡—谢伊诺瓦，希普卡附近的斯克别列夫》 《战败者们—— 安魂曲》等，用以揭示战争的恐怖，引起了公众强烈的关注。《希普卡—谢伊诺瓦，希普卡附近的斯克别列夫》描述的便是前文提到的希普卡战役。希普卡位于保加利亚中部，斯克别列夫时任俄军第16师师长，他率领俄军强渡多瑙河后，迅速向前推进，将土军逐出希普卡山口，开辟了通向伊斯坦布尔的道路。画面上是俄军夺取希普卡山口后，骑着马的斯克别列夫一边挥着军帽一边欢呼着从获胜的俄军队伍前面快速驰过，用这种方式检阅自己的胜利队伍。但是胜利的场面只占画幅左侧很小的一条线，若不把图放大几乎看不清；而画面的大部分留给了白雪覆盖下尸骨累累的战场。画家意在提醒人们，赢得每一场战斗的胜利都是用惨烈的牺牲换来的。同样，《战败者们——安魂曲》也描绘了俄土战争中因进攻保加利亚杰里什村的土耳其工事而战死的士兵，从昏暗的天空到大地，到处都是被白雪和赭土覆盖的尸体，让人触目惊心。画作揭露了战争的残酷，同时对战死的士兵表示深切同情。

韦列夏金的作品并非每个人都喜欢，他曾被指责不按规则创作，作品含有暴力和残忍内容，“再现了沙俄扩张的血雨腥风”。当时的皇帝亚历山大二世在见到韦列夏金的作品之后“表示极度不满”，而大公亚历山大·亚力山德洛维奇（未来的亚历山大三世）也这样评价韦列夏金：“在他身上永远存在一种与民族自豪感背道而驰的倾向，从中可以得出，韦列夏金要么是个混蛋，要么就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不过恰恰相反，韦列夏金本人是一个坚定不移的和平主义者，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呼吁和平。他所关怀的是人类的命运，无论战争场面还是民族风情都充满了人道主义精神。1901年韦列夏金被提名第一届诺贝尔和平奖。

特列季亚科夫画廊馆长泽丽菲拉·特列古洛娃说：“他不是一个只待在自己画室里的安静的和平主义者，他需要洞察战争，在画笔下描绘出战争景象，目的是让后人不再产生发动罪恶滔天的战争的想法。”

东方题材作品

在中亚、印度、中国和日本等地的战争经验与旅行时光，赋予了韦列夏金很多创作灵感，促使其创作了大量富有东方色彩的风景和人物画。他在回忆录中说：“我对东方本没有特别的热爱，那里比西方更加自由、更加独立。与此前在巴黎住的阁楼和在瓦西里耶夫岛中央大街住的房间不同，我在这里住的是吉尔吉斯的帐篷；与此前身边都是模特不同，现在身边都是活生生的人。我画的都是自然景象，而不是专门去找的。”

1869—1870年韦列夏金回到中亚河中地区，对这个美丽而独特的地方十分关注，并创作了一系列作品。他力图描绘出这里的方方面面，因此其每一幅油画和草图都构成了一个大型作品的一部分。在《戴皮帽子的哥萨克人》这幅画中，韦列夏金描绘了一个典型的哥萨克人的服装、饰物以及整个人物外在面貌的独特性；在《碎叶河畔吉尔吉斯人的帐篷》中，画家展示了吉尔吉斯帐篷的外观，尽显民族风情；而在《吉尔吉斯富人帐篷的内部》画作中，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吉尔吉斯人帐篷内部复杂精密的结构，吉尔吉斯特有的挂饰、家具和地毯，以及父子相处的情景。

除了描绘中亚地区人民的日常生活，韦列夏金在塔什干所画的《身穿节日盛装的托钵僧们》和《乞讨中的托钵僧们的合唱》则生动刻画了中亚伊斯兰教所独有的宗教生活。

韦列夏金还喜欢描绘伟大的自然界，喜欢生活中鲜亮的色彩和阳光。在《伊塞克湖》和《阿拉湖》这两幅画中，似乎没有什么可以让人想到战争的悲剧，只有碧蓝静谧的湖泊、雄伟壮丽的山峰、一望无际的草原和当地人自在闲适的生活，大自然吐露着安详迷人的气息，极富魅力。

为寻找新的视觉感受，画家还去了高加索、巴勒斯坦、菲律宾、古巴、美国和日本。给他印象最深的是印度，他在那里待了两年，曾先后在孟买、安卡拉、德里和让布尔居住。32岁时他开始了与中国西藏接壤的、难以攀登的克什米尔地区和拉达克的旅行，这几乎耗尽了他的一生。就在那里他创作了《牦牛》（1875），在灰色寒冷的天空和黄色荒瘠的山峰背景下，负重的牦牛队正缓缓移动……该地区严酷的自然环境尽展眼前。

早在旅行开始的时候，韦列夏金就试图创作两个关于印度的系列，用他的话说就是两部“长诗”。然而俄土战争的爆发打断了他的创作，接下来就是参军上战场。而值得一提的是，韦列夏金旅行时还途经中国西部，沿途留下的画作多涉及清末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比如，在画作《索伦人》《索伦部落的女人们》《索伦部落的孩子们》中，画家分别描绘了典型的清朝普通男性、女性和孩子的形象，对其样貌、服装、头饰、举止等都做了详细刻画；而在《中国的小房子》《中式小庙的断壁残垣》《塔城的花园小门》三幅画作中，则通过屋脊、兽头、小亭子和对称的圆门样式等展现中式建筑的独有特色。

同时，对宗教颇感兴趣的韦列夏金还创作了不少关于西藏藏传佛教和新疆土尔扈特人藏传佛教习俗的作品。例如，《西藏僧侣》肖像画刻画了一位身着西藏服饰、目光虔诚的西藏僧侣形象；《卫拉特（卡尔梅克）僧侣》肖像画中，一位土尔扈特僧侣侧对观者，闭目深思，头上戴的僧帽和身上披的僧袍都属于典型的藏传佛教风格。

在 《卡尔梅克人的祈祷室》这幅画中，光线暗沉的室内，三个土尔扈特人身着藏传佛教僧侣服装，正在小佛堂里做法事。画家对藏传佛教佛堂的布置描绘得细致入微：佛堂从下往上共分四级，最下面一级右侧焚着香；往上两级则放置供杯、供碗、酥油灯等供物和其他佛器；最上方供奉着三尊佛像，无法确定左右两尊佛像是何方神圣，但正中端坐着的应是如来佛。佛像后的墙面上从左到右共悬挂着六幅唐卡。画面顶部， 帷幕与其他饰物垂挂下来，更增添了神秘庄重的氛围。

韦列夏金1903年去日本旅行，却因为日俄战争的临近，只待了3个月就返回俄罗斯，带回了近20幅日本风俗画和肖像画的草图。在《日光神庙》这幅画中，画家为我们展现了近代日式建筑端庄素雅的特点；《日本女人》中，从女人头上扎的发髻，到身上穿的和服，再到屋内的布景和摆设，一个日本传统妇女的形象跃然纸上。如果说在人物肖像和建筑风貌的刻画上，画家将传统现实主义手法发挥得淋漓尽致的话，那么在《乘船闲游》和《闲游》中，他采用印象派画风，通过对船只、纸伞及妇女穿着打扮的刻画，展现了20世纪初日本民间风土人情。

韦列夏金曾说：“我一生都热爱太阳，并想画太阳。当我不得不经历战争并说出自己对战争的见解后，我很高兴能够再次投身于太阳。但是战争的怒火一次又一次地折磨着我。”如果说战争是韦列夏金一生中都不得不面对的现实的话，那么他画笔下的神秘东方则是心中久违的 “太阳”。

他是一个坚定的和平主义者——他的战争题材作品无一不惨烈真实、发人深省，意图以此来呼唤和平；他还是一个东方学家——他的东方题材作品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东方社会生活的真实缩影，为后世了解东方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以及进行东方学研究，都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