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代表团缘何在巴黎和会上拒签

摘 要：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的拒签之所以能够得以成功，主要是有美国的支持、北京政府的“放挺”、代表团的抗争、人民的觉醒与抗争等诸多因素的合力共同造成。

关 键 词：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拒签

中图分类号： K25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315（2008）06－156－01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紧随美国加入协约国方面参战的中国成为战胜国并应邀参加巴黎和会。尽管当时尚未确定中国可向和会派几名代表，北京政府还是马上任命了五名全权代表。举国上下无不认为这是中国一次千载难逢的洗刷百年耻辱的机会。只可“弱国无外交”，在“强权即真理”弱肉强食的险恶的国际环境下，中国的利益被列强们当作讨价还价的筹码而被出卖，中国山东的权益竟被要求无条件转让给日本。消息传来，舆论哗然，群情激愤引发了五四运动。中国代表团也在步步让步无效的情况下，毅然决然做出拒签的决定。此次拒签之所以能够得以成功，主要是有美国的支持、北京政府的“放挺”、代表团的抗争、人民的觉醒与抗争等诸多因素的合力共同造成。

首先，美国因素不可忽视。中国加入协约国一方参加一战多半是美国怂恿的，这与美国和日本争夺中国的大背景有关。“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将要结束的时候，中国国内要求停止内战，实现和平的呼声逐步高涨起来，美国认为，必须利用中国人民的反战情绪，来打击日本的势力”[1]。富有戏剧性的是与美国相反，中国的死对头日本竭力的阻挠中国参战。和会上，美日两国仍暗暗较劲。对于日本独占中国山东企图，而美国则在后暗帮中国。对于日本操纵会议，把中国排除在和会讨论山东问题之外的企图，美国予以抵制，坚持要求中国参加讨论，中国得以陈述自己收回主权的理由。中国的死对头日本对于中国借助美国压制日本很是不满，在二月二日日本公使小幡酉吉到外交部就中国代表未得日本同意就告诉记者中国无论何时，可将关于山东问题秘密文件发表一事，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中国在与日本交涉中也常常咨询美方意见，在五月二十四日，陆征祥给外交部的电文中提到：“蓝称：‘因不能保留而不签字，则咎不在中国，’查美外交总长口气，似于保留一层办不到时，当然不能签字。”[2]美国支持中国拒签和约已很明了。

其次，北京政府的内部不统一和对外软弱，使其实施了“放挺”政策。在和会举行完签字仪式后，北京政府的拒签电文才到。此外各省的军政要员纷纷致电北京政府，如吴佩孚和张敬尧等，或反对签字，或主张罢免曹汝霖等。

第三，中国代表团成员的不懈努力与抗争。

一是中国自古就有的清议之风给外交人员的压力。作为这次和会的中国代表团，自然承载了更多的重荷。曹汝霖等因向日本妥协而遭学生痛打，并遭全社会声讨的结局，是每一个办外交的人不得不慎重考虑的。总之，民众，社会的舆论压力是巨大的。

二是现代外交知识武装头脑：中国代表大都有相似的家庭教育背景和留学经历，如施肇基与顾维钧都出身富裕家庭，父辈们都因经商与外国人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从教育看，他们很早接受西式教育，都在美国大学读书并获得学位。这也是２０世纪上半叶大多数中国外交官的共同点。在外国的学习给了他们深刻的印象：顾维钧留学美国时的国际法和外交学老师约翰·穆尔不仅学识渊博，而且担任过美国国务院的助理国务卿，有丰富的外交实践经验，以至于在顾氏晚年回忆时称穆尔教授是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人。

三是外交官的爱国热忱，以及“折冲祖樽”为国报效的意愿。他们不愿再忍辱退让。当然他们也受群众运动的影响，而有借助群众声势的心理。中国代表们天真地幻想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帮助下，一扫近年来中国所受的屈辱，在外交上打一个翻身仗。陆征祥尤其如此。他太迷信大国的承诺，再加之欧战以来，有些权益是由他经手丧失的,渴望亲手予以收回，视巴黎和会为千载难逢的机会，只可惜事与愿违。

此外，人民的抗争也十分重要。（包括了国内学生，工人，农民，工商联团体，国内国外的各类同乡会，国外留学生等，都对拒签成功发挥了各自的作用。）１９１９年４月２０日，山东人民１０余万人在济南召开国民请愿大会。５月４日下午一时，北京１０几个学校的学生３千余人，汇集天安门，举行集会游行。以后各大城市和省会城市均举行群众大会，力争拒约。６月３日，由于北京学生遭到大规模的逮捕，由此触发全国的支援响应，运动进一步发展为三罢斗争。尤其是身处外交斗争最前线的留欧中国爱国学生，不惜采取激进手段对中国参加巴黎和会的代表实施威胁。据说二十八日那一天，各专使的寓所被侨法的中国工人和学生围住了，不准专使出门，扬言如果出门，当扑杀之。[3]

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拒签和约，不仅维护了中国的国家尊严，也打破了近代以来中国在列强交涉中“始争终让”的惯例。这是近代中国外交史上具有界标意义的举动。此举顺应了民意，得到了当时舆论的欢迎，也体现了以顾维钧为代表的中国外交官凛然的民族气节。这一时期主张抵抗日本拒签和约的直系将领吴佩孚在获悉代表团最终拒签后，在给总统徐世昌的电报中称赞道：“亦见我国外交尚有人也！”[4] 综上所述，历史的发展是由许多因素促成的。对于中国在巴黎和会上拒签对德和约，自然概莫能外。此外日本的逼迫与无理蛮横以及它所提出的独占中国山东的要求，严重侵害中国主权，进而损害西方尤其是美国在华利益，也从反面推动了拒签成功。

参考文献：

[1]选自彭明《五四运动史》［m］251.

[2]选自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m］三联书店，第七卷，340-341.

[3]选自；选自《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第476页。

[4]选自：《吴佩孚致徐世昌电》1919年7月9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1016，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