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伦理到学理： 时评写作课程建模路径

“时评”是高中写作常态化命题形式之一。时评以生活伦理为发端，因而具有人文关怀的特性，而从写作命题的角度来看，“时评类写作”是当下任务驱动型作文中从命题素材角度给予的命名。任务型作文是一种基于观点和理性的写作，这种写作考核的新形式在我国近年高考作文命题中才频频出现，但在美国，实已推行了12年之久。美国“高考”（学术能力评估测试）的作文题目会先给考生一段文字材料作为提示，再给出任务，这一任务往往涉及对峙的两个观点，考生可任选一个观点进行写作。这与时下流行于国内的高考作文命题形式基本相类，比如2016年浙江卷高考作文题：

当虚拟世界中的“虚拟”越来越成为现实世界中的“现实”时，是选择拥抱这个新世界，还是刻意远离，或者与它保持适当距离？对材料提出的问题，你有怎样的思考？写一篇论述类文章。

既是对“思考”提出要求，时评写作也就不能止于就事论事、由相到相的联想——那是文艺类文本的结构推进方式——而须是对事件本质意义的追索，是思维从生活伦理发端，运用理性对事件进行剖析、推理和证明，因而不同于日常生活的“茶馆闲话”的“漫漫而游，倾壶而醉”。随着时评成为高考作文常见的命题形式之一，写作课程如何建构，值得我们深思。

时评写作命题控制：人文理性主导的写作实践

作为任务驱动型作文所属的“时评类写作”，比之旧有的材料作文的要求多了一个边界限定，这个限定，就是写作指向，要求我们只能在确定的命题指向中选择一个来进行理性思考与理性写作。

理性分为两种类型：人文理性与科学理性。语文学科的写作思考属于人文理性，人文理性是认知理性、实践理性、价值理性、工具理性、历史理性和交往理性的总称，是人文知识与人文精神的中间环节，是人们认知、批判、选择和创造人文价值观的能力。钱中文先生认为，人文精神不是飘忽不定的，而应该是充满理性的。人文理性的价值，如果从哲学意义上来界定，更为直截了当，康德就曾经直指人类理性的两种功能：一为认识功能，一为意志功能。康德称前者为理论理性，后者为实践理性。实践理性构成了人类理性中不可磨灭的人文精神的底色。

从人文理性出发，时评写作的命题便是一个人文理性关照之下的选择过程，并非所有的生活内容均可入题。比如这样一道作文题：“国家推出三胎政策，你如何劝说身边的家长响应该政策？请写一篇论述文。”这类作文题尽管来自于生活，但其中所纠葛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元素的复杂性，以中学生既有的知识框架，难以胜任思辨与论证，因而并不适宜纳入中学写作命题的选题范畴。哪种话题适合作为中学写作命题的选题范畴呢？不妨看看以下的人文理性主导的写作选题评价系统示例（见下页表一）。

此评价系统从A（生活效用评价）、B（生活伦理评价）、C（人文理性评价）三个层级对现实生活素材进行分析，能够达成B、C二层级则可被命制为写作题。A层级属于行为主义层次，不具备可供文化分析的空间，也就不具备建构人文理性写作的逻辑理路的可能性，因而如若现实生活素材仅达到A层级，则不具备命制写作题的资质。

时评写作思维质性界定：面向内在世界的本质性

论述类写作要求之下的时评写作，有何特殊的规定性与限制性？

论述类写作之所以被提出，往后看，是对时下无逻辑、无层次、无结构的议论散文化写作的一个反拨。孙绍振老师曾对这种议论文写作提出过犀利的批评：“好像议论文就是先有一个论点，然后铺开三个例子，四个故事，五个名言，最后即可得出结论，证明论点。”较之之前“文体不限”命题形式下以感悟性思辨为主导的写作格局，当下论述类写作要求更突出了对逻辑的强调，修正了之前因缺乏逻辑所以无层次、无结构的“同层面绕来绕去”“文化散文”式“伪议论”写作的弊病。

往前看，论述类写作跟大学写作强调理性逻辑下的批判性思辨品质有着直接的关联。换言之，论述类写作训练的一部分价值是面向大学课程论文写作的，也即，高中论述类写作一部分的意义是作为大学论文写作的先修课程存在的。我们所说的逻辑思维主要指遵循传统形式逻辑规则的思维方式，又称为“抽象思维”“闭上眼睛的思维”。逻辑的基本知识是各门科学和哲学所共同预设的基础知识，它为各门科学和哲学提供共同使用的推理和论证工具。论述类作文试题给出的提示材料具有鲜明的思辨性，促使考生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从不同角度分析问题；任务是限定的，针对任务给出的同一问题的多维度观点，考生要通过比较、权衡、分析、反思、探究等复杂的思维活动，选择自己真切体验的角度，展开理性深入的批判；命题明确了任务，考生不用挖空心思揣摩出题者的用意，行文不必附会主流意识，因之，有助于个体理性思辨力的建立。

从本质上看，写作思辨思维如杜威所说，是一种“性质思维”。在关于人类活动模式的猜想中，杜威如是表达思维的本质：为实现某些目的而采取相应的手段统统取决于一定的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思维无时不依赖于对“性质”的认识。写作的本质就是为了传达、缔造某种新秩序而进行的秩序化（选择/组织），而秩序化则是在一定的处境、前提和写作文化制约下对材料性质的理解、认识、思维、组织，由此，建立在性质思维基础上的思辨层次就可表述为：从外在生活伦理到面向内在世界的本质性。这是一个学理路径。

以鲁迅《论“他妈的”》为例，文中所及的现实思维有二：一是“无论是谁，只要在中国过活，便总得常听到‘他妈的’或其相类的口头禅”；二是“我曾在家乡看见乡农父子一同午饭，儿子指一碗菜向他父亲说：‘这不坏，妈的你尝尝看！’那父亲回答道：‘我不要吃。妈的你吃去罢！’则简直已经醇化为现在时行的‘我的亲爱的’的意思了”。这二种现实（表象）的发现，本身即是一种超拔的思维，普罗大众大多不具有这样近距离发现陌生化问题的能力。但鲁迅之更惊人处，是他的目光如炬的“本质学”：鲁迅在东晋那里找到了国骂的渊源，从唐—金元—民国的历史堆叠往复中看到了一以贯之的国人本质生存状态：对上层阶级的谄媚与趋附，“无论如何，也还是卑劣的事”；并提出自己的预见：“中国人至今还有无数‘等’，还是依赖门第，还是倚仗祖宗。倘不改造，即永远有无声的或有声的‘国骂’，就是‘他妈的’，围绕在上下和四旁，而且这还须在太平的时候。”

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说，人的本性的具体性、世界的存在的丰富性、哲学理性的完整性决定了理性思维的多重性，多重视界总是相互融合从而变得不可分割。哲学理性助推人文思考走向合理、严密与自由。这就是时评写作中理性维度建构的必要性。

（作者单位：浙江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责任编辑 黄佳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