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纺织女』困境的文学母题在中西方文学中的异同例析

母题一词最早于1765年出现在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表示乐曲中反复出现的一组音符。后延伸至文学艺术研究中，涵盖了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比较文学、民俗学与民间文学、神话学、艺术史与艺术批评等领域。

俄国文学理论家维谢洛夫斯基在《情节诗学》中把文学作品的基本叙事模式分为母题与情节，他说：“我把母题理解为最小的叙事单位，它形象地回答了原始思维或日常生活观察所提出的各种不同问题。在人类发展的最初阶段，在人们生活习俗的和心理的条件相似或相同的情况下，这些母题能够自主地产生，并表现出相似的特点。……我把情节理解为把各种不同的情境—母题编织起来的题材。”中、外自古至今很多作家写了人变成动物、植物、神怪，有些最后恢复原形的故事，实际上是人类发展到文明阶段以后一种返祖心理的反映。作家们的这类变形故事寄托了当时的人们的思想意识，表达他们对生存环境的困惑和理解。奥维德的《变形记》、卡夫卡的《变形记》、蒲松龄的《促织》等诸多作品中都有“变形”的文学母题。叙事学家普罗普认为“对于普遍存在的或远古的民间故事，恰恰有更明确的证明表明，最不相同的民族也有他们故事内容上极其相似点”，这个相似点即叙事母题。

“母题”的概念最早的运用是用以研究民间故事，在中国1922年胡适在其关于歌谣研究的文章中首次以“母题”对译motif，也就是民间文学研究领域，后来逐渐提升为普遍的文学理论范畴。

文学母题是从比较研究的角度来说才具有意义，单个作品不存在“母题”的说法，在当下提倡“进一步精选了学科内容，重视以学科大概念为核心，使课程内容结构化，以主题为引领，使课程内容情境化，促进学科核心素养的落实”（《普通高中课程方案》）的背景下，以某一文学母题为引领，组合课内外课程内容，深入分析探究，是可以很好地促进高中语文学科素养的养成的。下面以南朝乐府诗《孔雀东南飞》（下文简称《孔》文）与西方民间文学中的纺织女的故事为例，谈一谈如何就“纺织女”困境为文学母题，进行比较阅读的探究。

中国纺织业自石器时代就已经萌芽，到周朝，养蚕技术已经相当成熟，《诗经》中记载“十亩之间也，桑者泄泄兮”，可见当时养蚕技术的兴盛，其时苎麻为原料的纺织技术也逐渐流行开来。到汉代，斜织机、罗织机等机器相继被发明，纺织水平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汉代祠堂和墓葬中有很多“纺织题材”的画像石，证明男耕女织被认定是理想的家庭生活样式，女性于内庭从事纺织活动，与丈夫共同承担家庭经济的运转。在上层社会，女性同样要参与到纺织活动中，西汉昭、宣时大臣张安世贵为公侯，食邑万户，“身衣弋绨，夫人自纺绩”，东汉巨鹿太守魏霸“妇亲蚕桑，服机杼”。纺织在汉代不仅是家庭和国家的重要收入，也被认为是妇德的最重要表现之一，儒家礼法要求女子承担“纺织、持家、相夫、教子”的社会角色，接受儒家思想规约。自《诗经》起，纺织作为一个文学母题就得到广泛的表现，其中最广为流传的就是《孔》这一篇。

西方文学中，纺织作为一个文学母题，无数的作家参与到对这一母题的写作中。西方文学的源头之作《伊利亚特》与《奥德赛》中有长大成人的特勒马科斯要求母亲回房“看守机杼和纺缍”，赫克托尔吩咐安德罗马克不必担忧战争，作为女人只需要管好织布机的情节；奥维德的《变形记》里善纺织的少女阿剌克涅由于傲慢被女神惩罚化身成蜘蛛，终身纺织；海涅有名诗《西里西亚的纺织工人》，夏衍可能受其直接影响创作了报告文学《包身工》，二者都表现了工人阶级的觉醒和对残暴统治的反抗的主题；《百年孤独》中阿玛兰塔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不断编织自己的裹尸布，编织完又重新拆解，表达了对孤独这一异己力量的最本真的反抗。在西方童话中，童话作家格林兄弟对“纺织”母题极为重视，1810年雅各布·格林以在德国黑森州采取的一则佚名口传故事为基础，写成了《侏儒怪》，1812年收入格林兄弟出版的第一部《儿童与家庭故事集》时，又进行多处修改。1857年格林兄弟又对其精心改写，发表了最后一个《侏儒怪》版本。同一母题，他们还写了《三个纺织女》的故事。

对同一文学母题下不同作品的介绍，在教学中能有效拓展学生的知识容量，对同一题材从不同角度进行认识，比较同一母题的不同作品，则能深入理解不同作家对同一题材所做的不同艺术处理，理解同一题材在不同作家、不同时代境域里所蕴含的不同的思想内涵。

1810年版的《侏儒怪》讲了这么一个故事。一个少女为只能把亚麻纺成金线而不是纱线而烦恼，小人儿侏儒怪出现了，说能帮助她纺出纱线，而且能和偶然经过的王子结婚，但须得把生的第一个孩子给他。愿望实现后，少女反悔了，侏儒怪让她三天里猜出自己的名字，否则就得把孩子给他。公主派侍女至森林里偷听侏儒怪唱歌，偷听到了侏儒怪的名字，侏儒怪就坐着长柄汤勺飞离了。

1857年改编的《侏儒怪》的故事是这样的：一个穷磨坊主跟别人吹嘘他女儿可以把稻草纺成金子，传说很快传开了，国王来到他家，让她在堆满稻草的房间里纺织金子。当她无能为力哭起来时，小人儿侏儒怪出现了，并三次答应帮她达成任务，女孩分别允诺以项链、戒指及国王娶了她之后的第一个孩子为报酬。女孩成为王后生下了一个女儿，侏儒怪来兑现报酬，王后却反悔了，侏儒怪让她三天里猜出自己的名字，否则就得把孩子给他。公主派一个男性侍者到森林里偷听侏儒怪唱歌，知道了侏儒怪的名字，侏儒怪气得把自己撕成两半。这两个版本的故事得以展开的关键在于：一个农家姑娘陷入了不能圆满完成任务的困境。杰克·齐普斯认为：“故事情节由纺织的性质，由一个女孩不能按照社会期待完成的纺织工作而决定。没有这个困境，也就没有这个故事，没有了讲故事的必要。”

在1810版的童话中，纺织对于女性来说，是她们人生价值的体现，既是生计（金线没用，纱线才有用），也能找到好夫婿。当少女觅得纺织的价值后，教导少女的侏儒就被抛弃了，少女在对男性的抗争中主宰了自己的命运。1857年的改编版中，纺织不再是自我价值实现的一个途径，女孩必须能纺出金子，才会被父亲认可，才能被国王娶为妻子，她必须依赖男性侍者的帮助才能得知侏儒怪的名字，保住自己的孩子，过上幸福的生活。

在那个时代，纺织工业已经开始了，女性纺织者的身份及价值是由男性来框定的，男性赋予其地位。这两则故事里的纺织技术都被交托给男性，为男性所控制，在前一版本中是女性视角的，表现女性在男性控制了纺织业的情况下要求自我主宰命运的觉悟与勉为其力的抗争，后一版本则是男性视角的，是纺织机器发明后的工业文明社会中女性生产力被遗弃而完全退居家庭生活的象征。女性渴望能纺出纱线而不是金线，表现的正是女性对纺织作为女性生产力被剥夺从而导致自我价值无从实现的忧惧。

同样是格林童话，《三个纺织女》讲一个懒惰的女孩怎么着都不愿意纺纱，被乘车经过的王后带到王宫，让她将三个库房的亚麻纺成纱，并答应将王子嫁给她。正当她不知如何是好，三个女人出现了，帮助她完成了任务；女孩兑现诺言，带三个女人参加婚礼，这三个女人一个脚板又宽又平（踏纺车踏的）一个嘴唇耷拉到下巴（舔麻线舔的）一个大拇指非常宽大（捻麻线捻的）。这个故事里纺织技术是为女性所控制的，它辛苦的劳作甚至让人生厌，但是女孩最终靠纺织赢取了幸福生活。文中的三个女人其实是她辛苦劳作的象征，她们出现在婚礼上意味着劳动建造了幸福。

作为同一文学母题的《孔雀东南飞》，也有着同样的纺织困境。在刘氏的自诉中，其纺织上的才能、辛劳、业绩和焦母的嫌弃构成尖锐的矛盾，是焦刘坚贞爱情最终破裂的导火索。刘氏向丈夫倾诉心声时说到自己的纺织能事，其目的有二：一是说明自己对家庭经济的贡献，二是阐明自己的妇德，表明自己遵守妇道，品性高洁。焦仲卿跟他母亲说：“儿已薄禄相，幸复得此妇。”焦仲卿是小吏，据翟麦玲在《汉代“男耕女织”中女性角色研究》一文的研究揭示，汉代一男子为地方长吏，一个月的俸禄“得粟二十斛，钱二千”，合计3000钱，焦仲卿是小吏，一个月只有几百钱的收入。刘氏的自诉是文学笔法，有夸张的成分，但如果按汉代普通女子的纺织速度一个月也有2匹，按当时物价可达近千钱。如果技术高超，从事高端产品织造，收入奇高，《西京杂记》记载陈宝光妻“六十日成一匹，匹值万钱。”联系当时社会经济情况，可知焦仲卿所说的意思是自己工资收入低，家庭经济很大程度依赖刘氏，自己能娶到这么擅长纺织的妻子是幸运的。但是焦母的看法却大相径庭，她并不否认刘氏善织，但她说“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刘氏认为自己对家庭经济有贡献，勤于纺织，自然也就妇德端正，焦母并未否认这两点，但认为她没有礼节，而且自作主张，从根本上说是对老人家的态度的问题。对焦母的指责，刘氏也向焦仲卿作了辩解：“奉事循公姥，进止敢自专？昼夜勤作息，伶俜萦苦辛。”看来两人的根本矛盾在于举动是否“自专由”上面，而纺织的问题上倒没有争议，也就是说纺织问题在这篇文章里被搁置起来了。前面我们分析了纺织在汉代家庭生活和国家生活中的重要性，那么为什么文章里又将之悬置呢？

汉末魏晋是中国历史上变动最为激烈的时代之一，割据势力长期交战，水旱灾害频发，同时又频繁发生大规模疾疫，导致人口大幅递减，每个人都时时面临死亡的威胁，整个社会笼罩着愁苦悲凉的气息。生死攸忽、人生无常，“谁为吾主”的彷徨自然就会常萦心间，儒学也因此受到玄学的激烈冲击，文学上“诗缘情”理论挣脱名教礼制的束缚脱颖而出。对生命的终极关怀开始超越于现实生存，对生命前途何去何从的思考从形而上的生活中凸显出来。纺织是一个现实性的生存问题，刘兰芝所执着的辛劳织绩在焦母的凝视下变得没有意义，焦母关注的是人的“性情”的问题，这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东汉末年的知识分子在面临随时可能降临的死亡时所思索的生命价值的问题：当死亡随时可能降临，尘俗与精神孰轻孰重？

中国古代文人有“拟女”写诗或写词的惯例，常常以女性口吻写男子心中情志或块垒（我觉得，其实刘兰芝就是作者本人，只是把自己当成女性放置在诗歌里面）。《孔》文一直以来被认为是一首爱情诗，如果结合东汉末年知识分子所面临的生命景况和时代氛围及经济上的物价水平，我们也许可以有一种新的观察视角：刘兰芝其实就是东汉末年的知识分子的缩影。刘兰芝的纺织能事在焦母面前一文不值，同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文人富于才能却往往明珠投暗，某种意义上说是同质性的。纺织的文学母题在《孔》文中象征意义，相较于其它文学作品作为传情达意的手段、妇德的表征、苦租赋之重的寓物都显得不同。这正是纺织这一文学母题的崭新表现。

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如果能够抓住一些文学母题作横向式的比较，对于学生知识面的拓展、联想性思维的培养会有很好的效果，如果能够就一些文学母题作纵深式的分析探究，有助于提升学生自主学习的方法形塑，对思辨性思维的培养能起极大的功效。

（作者单位：福建厦门市湖里实验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