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的意义：作为连续性的理解

尼尔·波兹曼是媒介生态学的开山鼻祖，作为当代最重要的传媒文化研究学者和批评家，他丰富的著述对世界影响深远。在他流传甚广的三部曲《童年的消逝》《娱乐至死》《技术垄断：向文化投降》中，其分享的观点引发人们深入反省高度媒介化、娱乐化、技术化的生活，诸如“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技术垄断是文化的‘艾滋病’”等表述振聋发聩，使人闻之难以平静。尼尔·波兹曼在行文间对传统优质文化符号的耗竭所表现出的忧虑，亦令读者心有戚戚。他媒介环境研究的声名太盛，以至拥有教育学学士、硕士和博士的“纯粹”出身少受关注，在《教育何用：重估教育的价值》这本书中他不无遗憾地说道，“在过去这些年中，我写下很多关于教育的文字，其中的一些想法在我看来比其他想法更加高明”，但“很大程度却被忽略了”。笔者便在此类读者之列，直至关于《教育何用：重估教育的价值》的“补课”，才见识尼尔·波兹曼“更加高明”的教育观点，并深深感受到他伟大的教育抱负。

“神灵”毫无疑问是这本书的中心语，关于学校意义的叩问借由神灵一词不断推向深入。如果说你在开卷之初对神灵的准确意思还感觉难以把握，没有关系，因为随着后面章节的展开，这种模糊会逐渐变得清晰——作者耐心的诠释和具体生动的举例，会让人对这种容易变得含混的内容产生深刻的记忆点。学校的存在其实并不是天经地义的，虽然学校始终忙于组织教学，而社会也一直忙于配合学校，但这并不代表它就必须存在，也即存在并非存在之理由。很少人问过，为什么我们要允许学校存在？只是因为惯性？只是因为我们的孩子必须有地方可待？有地方可进行学习以备未来之需？随着网络技术的兴起，人们不是普遍认可学习资源触手可及的观点吗？学校究竟何用？尼尔·波兹曼指出，学校必须是有目的的，“若想让学校教育终结，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让它失去目的”，我们为什么要支持学校存在？答案应该是因为从本质上我们认可其目的，而这种目的就是它所“侍奉的神灵”。

作者认为神灵可谓“一种超验的精神理念”，一套形而上的“叙事”，它赋予学校存在以明确的目的。在其后“失败的神灵”“那些失败的新神灵”“可能奏效的诸神”各章节的分述中，我们得以见识各路神灵，虽然它们的内涵可能截然不同，但都曾作为信仰和教条而存在，并以一套强大的叙事的形式主导着学校的办学。正因为它们作为背后的理念影响着前方路向的选择，或一直高悬于学校精神的天空，才被作者称为神灵，一种肉眼不可见，但在思想和行为上可以被感知的观念，一个能从根本上说服人们接受学校存在的理由。作者写道，“在社会这样一个符号宇宙中，在任何特定的时间，都存在着多种叙事”，有的“明确”，有的“隐身”，有的“沉睡”，有的刚被唤醒，并与其他叙事冲突。学校叙事并不一定完全复制这些社会叙事，但它们肯定会对学校叙事产生深刻的影响，甚至社会叙事“互相打架”的情形也同样会出现在学校，比如两种基本观念——学校应该训导学生接受规则和学校应该培养学生批判的精神，它们本身便是相互矛盾的。关于学校叙事是否等同于社会叙事的问题，人们对此也有两种矛盾的期待——学校应该与社会保持一致和学校应该与社会保持距离。无论学校神灵是否等同于社会神灵，它们肯定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学校有着不同的表现，但两者之间总是有着紧密的关联。尼尔·波兹曼既密切关注着社会叙事，也极力主张学校应该坚持更为超拔的叙事。在向人们展示那些有着鲜明的社会担当的“可能奏效的诸神”之前，他花了相当多的笔墨谈论学校所反射的“某种现成的东西”，那些“来自教室墙外的神灵”。

这些没有经过教育反思的社会神灵，如经济效用之神、消费之神、技术之神和分离之神在学校里“横行”，带来了巨大的问题，而非它们的拥趸所声称的那样，送来纯粹的机会。比如技术之神，学校对计算机的膜拜，实际上为学生带来了什么呢？首先，尼尔·波兹曼指出，如果学校不做任何推广，大多数人最后还是会懂得如何使用计算机；其次，学校并没有为学生提供严肃的技术教育，引导学生探究其对人的心理习惯、家庭生活、城市文化等产生的影响。由于学校并没有理性地将技术本身作为分析的对象，学生随时处于被技术利用和滥用技术的危险之中，如习惯于答案的索取，疏于问题的提出，并“分散了对更重要事情的注意力”等。作者还认为计算机倾向于放大独行的重要，但民主文明的群体生活呼唤在集体中表现得体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无疑要通过“驯服自我”的课堂进行培养。总之计算机不应该是“救赎的象征”，获取信息亦非学校的第一要务，侵扰意识的技术之神或许并不能带领我们去寻找人生新的跨度。那些将教学简化为像计算机表现出来的那种自动反应的过程，把孩子虚构为积极地通过计算机汲取知识，且自主地解决心灵信息拥堵的理想儿童等想法，完全忽略了教学的丰富和复杂，也无视培养一个文明人的困难。关于“社会价值”的内容要在“一个强调合作、关注他人感受、富有责任感的环境中”才能够慢慢被内化，而有着加剧人在社会中逃离的危险的计算机，将最终打破人们对之盲目乐观的期待。

尼尔·波兹曼意识到他的阐述容易使一些读者误以为他反对技术，正如谈及消费之神，也容易被理解为反对把年轻人培养为消费者一样，便加以强调说并不反对这些，他反对的是将这些东西抬举到一个无可辩驳的至高位置，这种挥之不去的邪教气息等于告诉人们，学校已经黔驴技穷了。当一个学校为了赞助商的支持，迫使学生们每天在课程中观看“两分钟的商业广告”时，其堕落足以说明这所学校已彻底忘记“教育的目的是使人从粗俗的物质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忘记灵魂还有升腾的可能。学校无论是与粗暴无比的老神灵消费之神等结盟，还是与走向狭隘种族主义的新神灵“多元文化主义”等并肩，都是对历史真实的不关切，对道德混乱的不辨识。

尼尔·波兹曼所谈到的学校蔓延的那些进攻性力量的情况同样存在于中国，如学校并不像我们所期待的那样能抵抗住物质世界的恶性刺激。当学校任由利益交换原则覆盖它的每一个角落，日常被欲望挟持，学校当然会丧失为课程寻找深刻意义的能力，假若有，也是虚假的言辞，在学生心里一文不值。让我们继续回到书中寻求答案，实际上当作者指出任由未加批判的叙事在学校流行，导致那种教育伟大的可能性萎缩时，他已经准备把五种“能够提供道德指导，让人生活产生连续感”的非凡叙事告诉我们了，虽然他仍小心地告知它们只是“可能奏效”的神灵。

这些“最具超验感”的叙事为什么能够激励学校的人们呢？“地球飞船”“堕落天使”“美国实验”“多样性法则”“文字编制者”，这五种叙事并非凭空的创作，作者说它们本来就是“‘符号景观’中的一部分”。读者在前面通读这些神灵的要义时，肯定会担心这些“符号”在学校的适用性，毕竟某些叙事似乎离今天的学校生活、学校语境很遥远。但在此书第二部分针对它们的举例详述中，读者的疑惑会慢慢得以消解。这些举例虽多以寓言的形式进行，但仍提供了具体化的场景，使得这些神灵走出迷雾，展现出它们强大的沟通能力——古今之间、国家与社区之间、不同种族之间。有些地方尼尔·波兹曼还准备了具体的试题，并分析说明为什么他认为“我们的年轻人有能力来回答这些问题”。我认为，这些神灵都旨在扩展人们的身份认同，鼓励实验和对话，号召人们互相发现、互相依赖，最后一并承担地球守护者的角色。

“地球飞船”这个叙事，把我们的视野带到科幻电影的雄奇豪迈之中。但作者不准备让他的观众沉迷在猎奇式的“观影体验”中，而是严肃地展开那些我们应该珍重的地球上的真实故事。远古时期的人们并不知有星系宇宙，但他们对地球有所了解，悉心照顾，深知对它漠不关心的后果。今天的人们更应该充分了解人类共同栖居在地球上，地球完全有可能毁灭于人类的贪婪和无知。为了使地球激荡孩子们的心灵，考古学、史前史应该出现在小学生的课堂上，而优秀的教师往往能够胜任，只要大家能够深刻地意识到地球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地方，对地球上的人们各种存在差异的低容忍度会使飞船陷于危险。在我看来，虽然地球考古和人类学乍听起来有些飘渺，但它们恰恰最可满足小学阶段的孩子对世界旺盛的好奇心，而有着宇宙和人类发展恢弘叙事打底的童年，星空和篝火将以一种融合了浪漫和理性的形式闪烁在人心灵的深处。诗评家简·赫斯菲尔德曾写道：“新奇事物不是对象而是过程，不能被固定在头脑中。”这些远在天边的事物将通过教育使之显现为一个伟大的过程，跳跃着演进，永远激起惊奇的体验。其实“地球飞船”和其他四个叙事都在奋力粘合那些被人们的短视所切割的历史和存在，这种粘合意在展现一个人类文明的共境。作者指出每一个学科老师都要在人类历史时空下把握学科的发展，而非盲目并满足地调用教科书中那些看似明确但实则轻飘飘的结论。马歇尔·麦克卢汉曾在《媒介即讯息》中提到“反环境”，即创建一个与主流文化环境相对立的文化环境，以促进不同思想的发展。本书也提到这一点，但作者更提倡多元并存，鼓励照应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交流、对人类本质的热情的探究。

书中精彩的观点俯拾皆是，令人应接不暇。作者能够随时“放任”内容肆意地生长，又总在一番挥洒后令其自如地回归到正道上来，却无丝毫炫技之嫌，只使人觉得洋洋洒洒，纵横捭阖。尼尔·波兹曼百科全书式的知识结构，令一个恢弘的文化世界在笔下生成，对他族文明的如数家珍，更映衬出可能满意于一隅之得的人们的孤陋。笔者在阅读时不停划线做注，仍觉一些内容尤耐品味，略总结如下。

——差异作为一种能量

尼尔·波兹曼谈到了“熵”，它“意味着宇宙中的一切都不可阻挡地走向同质性，而当物质达到没有差异的状态时，就没有可利用的能量了”。而“负熵”的存在则可延缓同质化。人类只有勇敢接受差异，接受变化，才能够避免“熵的惩罚”。但是人们也在担心，太多的观点和目的，会不会使大家成为相对主义者，作者指出正如繁多的艺术类型不会模糊优秀的标准而只会扩充优秀的内涵一样，多样性并不会走向“不负责任的相对主义”，而且“语言、艺术、政治、科学以及人类活动的大多数表现形式都是通过不同思想的交融而成长、活跃和丰富起来的”。这种互激发而不混淆的共美状态，正是一种负熵的祝福。

——争论作为一种信心

要让更小的孩子参与讨论严肃的问题。“学生们必须等到上大学甚至读研究生才有机会面对”那些深刻的社会问题，这不仅低估了孩子的能力或者潜力，剥夺了他们发表意见的权力，而且也不利于培养孩子深度思考和讨论的习惯。教育要引导学生关心世界的变迁，引发他们对人类交流形式的关注，并促使他们勇敢地开展争论。在这种争论中，孩子们的意志环绕着思想和情感，抒发着对社会实验的观点，虽暴露“无知、怯懦和幼稚”而无妨，因为每一次把目光投向社会问题的讨论都为他们的成长带来内驱的力量。当讨论者面对着自己的生活进行讨论时，那种可能正处于“各种道德、心理和社会生存问题中挣扎”的个人情况会使讨论变得很“切己”，这也表明着这种讨论的激情融入生活，且可能被标识为一种信心。总是不完美的社会，总是不完美的生活，但是问题有松动或瓦解的可能，这也是人们乐意展开讨论的前提。

——历史作为一种未来

尼尔·波兹曼认为对历史充分的了解有利于塑造人们对未来的态度。如对美国大熔炉文化的了解，包括那些曾经围绕“不同语言、宗教、传统和种族的人是否能够共同组成一种具有凝聚力和稳定性的文化”的热烈讨论，都能够促进年轻人对当下产生真实的感觉，因为这个国家的理念确实曾被严肃、深刻的人们认真对待过，并以一种自我调节的、丰富生动的面貌继续演化着。对待历史，年轻人思考的论点不妨变得更复杂一些，甚至要冲破当下性的符号化外壳，深入那些曾经鼓舞无数先人的词汇，而了解这些语词，有太多伟大的著作会帮助我们。

——语言作为一种遮蔽（或是揭示）

尼尔·波兹曼指出人类生活在两个世界里，一个由“事件和物”构成，一个由“用来描述事件和物的语词”构成。有太多人以为这是同一个世界，而不知自己居身之世界可能只是一种语言的构建。我们被语言包围时，可能看不到世界的真相；被词语的定义围困时，可能没有意识到它们或许不适合新的目的。如何避免语言的遮蔽？作者认为洞悉语言和实在之间的关系有很多方法，其中“讲述语言作为一种创作行为的故事”很值得注意，另外多学习其他种类的语言也非常值得尝试，一旦挣开单一的语言的覆盖，就能够对原有语言进行陌生化的打量，这是一个缝隙，我们可以从中了解语言怎样一点一滴塑造了眼前的一切。当然老师对此的引领非常重要，学习语言，更要接触关于语言的历史、关于语言的研究，并知道有些人能够“意识到语言地图中的失真之处，能够更灵活地改变他们的符号地图来适应这个

世界”。

读完这本书，不禁为这种放眼人类文明的教育叙事感觉振奋，重估教育的价值便是重估人的价值，也许只有一种深远的历史连续性才能使我们真正了解人的本质，它确实是混杂难解的……从历史中走来的人，风尘仆仆，但同时目光炯炯，因为历史终将教会我们，人身上永远保留着挣破个体有限性的权力，而这种权力必须酝酿在那个纵横开阔的胸间。令我们充满信心的是，在纷繁中教育幸有理想，或许，理想即是信心。当我们意识到教育的价值就在那从缠绕间穿出的理想之中时，我们便朝着前方遇到道路中的光。

责任编辑 晁芳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