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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女人》是加拿大历史学家，新文化史、微观史代表人物娜塔莉·泽蒙·戴维斯的重磅力作，讲述了来自17世纪三位女性的三则截然不同的人生故事。此书于2023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在21世纪，女性主义仍然是不可避免的议题，该书以历史为切口，打开了知识创造、文化研究、思想世界的多维空间。

贯穿整本书的是“边缘“二字，那么，边缘是建立在何种意义上，又是如何影响作为个体的女性的一生？边缘作为人际关系或生命处境的一种状态，必然是互相的——与边缘女人共存的是边缘男人以及边缘性别。戴维斯从身份、文化定义上阐述边缘，身份上，无论是格莉克尔作为犹太女人，还是玛丽和玛利亚作为非贵族女人，她们都远离各种政治权力中心；文化定义上，三位女性也在相当程度上远离正规学习中心及机构，餐桌旁、修道院庭院中都成为她们汲取知识的场所。在她们的人生故事中，文化愿景和手艺作品都生发于边缘的地方。但是，哀愁之余仍有庆幸之处，这样的边缘不意味着贫乏和劣质，各个文化地带之间有更多呼吸的空间和时间，就像戴维斯所说，这里“允许新的增长，蕴含令人惊叹的混合。”

边缘可能是客观的，也可能是主观的，但“我”永远是自己人生的中心。戴维斯提到，“每位女性都以自己的方式理解或拥抱边缘地带，将其重构为一个局部定义下的中心。”三位女性，三段截然不同的人生，她们都没有安于现状、逆来顺受地度过自己的人生，她们都运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气，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欧洲等级制度的束缚，作为来自与17世纪相距四百年的读者，我仍为她们的强大和胆识所感动，这样的共鸣全然不因为同情或怜悯，而来自人类最基源的情感——对力量和自由的向往。

“她们既不是贵族，也不是谁的缪斯，她们从未淹没在母亲的身份中，也从未作为妻子而被抹杀。”该书以女性的视角，观照这个以某一中心向外蔓延的世界。中心和边缘这组概念在人类社会任何领域永恒存在，正如书中所说，“人无法逃离中心及等级制度。”同时，戴维斯引用米歇尔·福柯对17世纪权力之所在的看法，“不应仅仅‘在某一中心点的原初存在中、在唯一的最高权力中心’中寻找权力，权力在整个社会的‘力量关系’中无所不在。”

“她，格莉克尔·莱布，离经叛道，擅长经商，撰写了七卷本的自传。”

“她，玛丽·居雅，投身教育和慈善，在新世界开垦精神与物质的荒原。”

“她，玛利亚·梅里安，艺术家、博物学家，每日研究她心爱的毛毛虫。”

《边缘女人》中三位来自17世纪的女性指向每一个在各自领域坚定、坚韧的每一个人，这一切无关性别，无关身份。从议题到情节，都动人心弦，这股驱动的能量来自世纪之外，在今日看来依旧鲜活、不息，简而言之，这是人作为人最本质的力量。诚然，这是戴维斯想要通过这三则遥远的故事传达给女性，传达给读者的，但是每个读者都能带着自己的期待视域，在阅读中创造和赋予书本更多重的意义。

“她们经历了不同的人生，都在各自的领域里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说明女性不必须像男性一样“勇敢”去“取得成就”，实际上，这些都不是男性专属，女性本可以。性别不是边界，偏见才是。作为女性读者，我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作者的热爱和执着以及对文化研究、历史的敬重和严谨态度，这对于具有创造力的历史学家而言，是弥足珍贵的。

这不是一本写给女性的书，而是一部写给世界的作品。

（撰稿人：暨南大学 江君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