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林撷思

以“身体”为喻象来建构和品评文学作品，是极具中华传统美学精神的诗论之一，它蕴藉着中华文化鲜活的生命体验和通达的艺术感知。在中国古典诗学中，以身体的结构来比喻文章的结构，以身体的体征来比喻文章的体征，以身体机能的状态来比喻文章的风貌，“把文章通盘地人化或生命化”，“把文章看成我们自己同类的活人”，已然超越了“看上去像是一种生命的形式”的初级阶段，实际上则涵括了由肌体结构、体貌性征到风神气韵在内的整全的生命形式，这是中国诗学基因涵化生命精神的显著性表征。

首先，在中国古典诗学中，以身体结构比喻文学结构，不仅仅强调文学结构具有生命机体的完整性与功能性，更重要的是凸显生命精神的必要性和建构性。徐寅在《雅道机要》中说：“体者，诗之象，如人之体象，须使形神丰备，不露风骨，斯为妙手矣。”苏轼在《东坡题跋》中曰：“书必有神、气、骨、肉、血，五者阙一，不为成书也。”以人体之形喻文体之形，以人体之神喻文体之神，形神兼备，血脉畅通，气韵流动，内含风骨，外呈气象，是中国生命美学精神世代相承的诗学基因。

将身体作为文体的喻象体现了中国古人“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以己待物，以感体物，以神会物的思维方式。中国古人对文体结构层次与审美逻辑之间的认识，正是基于身体本身的生命形式展开的。刘勰在《文心雕龙·附会》中对文章结构体式的生命化形式进行全方位的论述：“何谓‘附会’？谓总文理，统首尾，定与夺，合涯际，弥纶一篇，使杂而不越者也。若筑室之须基构，裁衣之待缝缉矣。夫才量学文，宜正体制。必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然后品藻玄黄，摛振金玉，献可替否，以裁厥中：斯缀思之恒数也。”刘勰认为，统率文章命意，联系首尾段落，决定去取，组合章节，包举全篇，使它的内容丰富而不散漫，就是“附会”。在这里，“附会”就是调整配合文章的章句，使其按照内容的旨意整合为有机统一体。以身体喻之，就是一定要以思想感情为精神，以事件的义理为骨骼，文章的辞采为肌肤，语言的音调为声气，然后在色彩上加意润饰，像音乐注意音律谐和，选用好的去掉不好的，使其各个部位恰到好处。刘勰对文体结构的分析完全是以人的生命体征为范式的，精神气质、骨骼风貌、辞采肌肤、语言音调、色彩润饰无一不是一个有机生命体的结构肌质。

将文章的结构体喻作人的生命体，在中国诗论中是一个普遍的、共识性的论题。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言：“诗之法有五：曰体制，曰格力，曰气象，曰兴趣，曰音节。”陶明濬在《诗说杂记》卷七中评论道：“此盖以诗章与人体相为比拟，一有所缺，则倚魁不全。体制如人之体干，必须佼壮；格力如人之筋骨，必须劲健；气象如人之仪容，必须庄重；兴趣如人之精神，必须活泼；音节如人之言语，必须清朗。五者俱备，然后可以为人。亦惟备五者之长，而后可以为诗。”陶明濬对严羽这段话的评述虽有强制阐释之嫌，但把它放在中国诗学的整体语境中，以体干喻体制，以筋骨喻格力，以仪容喻气象，以精神喻兴趣，以言语喻音节，无疑是对严羽诗论的“借题发挥”，是“以己待物，以感体物，以神会物”生命思维方式的诗学表达，暗合了中国诗学建构生命美学精神的题中之义，因此，后人不但不会予以指责，而且还经常会引以为用。

更为显见的是，以身体比喻文体结构，在一些诗论家看来，无论是文章的点滴细微之处，还是通篇大局，都应该呈现出“基因”所携带的与生俱来的生命气象。李渔便是其中之一，他说：“至于结构二字，则在引商刻羽之先，拈韵抽毫之始，如造物之赋形，当其精血初凝，胞胎未就，先为制定全形，使点血而具五官百骸之势。倘先无成局，而由顶及踵，逐段滋生，则人之一身，当有无数断续之痕，而血气为之中阻矣。”李渔的“文章结构论”显然是“人文同构”的逻辑思路，他把作文比喻为造物主造人，认为在精血刚刚凝聚，还未形成胚胎之时，就必须先设计好整体的形状，使得一滴血也具有五官百骸的形体。倘若事先没有一定的布局，只是从头到尾，逐段生长，那么人的一身，就会有无数个断断续续的痕迹，人的血气就会被这些断痕阻碍了。文章的血脉贯通，浑然天成更需要已然成形的“基因密码序列”。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诗学中的身体喻象是完整的生命体，包括有形的肉身和无形的神韵，是由内而外浑然贯通的整全的生命气象。宋人吴沆在《环溪诗话》云：“故诗有肌肤，有血脉，有骨骼，有精神。无肌肤则不全，无血脉则不通，无骨骼则不健，无精神则不美。四者备，然后成诗。”可见的、可感的、可心领神会的“身体”方可作为健全、通达、美韵的诗体象征。宋代李膺说：“凡文之不可无者有四：一曰体，二曰志，三曰气，四曰韵。……文章之无体，譬之无耳目口鼻，不能成人；文章之无志，譬之虽有耳目口鼻，而不知视听臭味之所能，若土木偶人，形质皆具而无所用之；文章之无气，虽知视听臭味，而血气不充于内，手足不卫于外，若奄奄病人，支离憔悴，生意消削；文章之无韵，譬之壮夫，其躯干枵然，骨强气盛，而神气昏瞢，言动凡浊，则庸俗鄙人而已。有体、有志、有气、有韵，夫是谓之成全。”李膺以人喻文，认为形质部件当然是构成完整“生命体”的必要条件，但并非充分条件。“活性”元素才是体现生命性征的关键所在，“志”犹如形质之“用”，“气”犹如内在之“意”，“无用”的形质犹如土木偶人，没有功能性可言，“无意”的内心犹如“奄奄病人”，没有生意可见。然而，仅仅有体、志、意的“活体”还不能成为生机盎然、韵味独特的“生命体”，因此，文章还须有“韵”，如此才能使文章免于庸俗，神韵流动，楚楚动人。

其次，除了以生命机体为文体“喻象”之外，中国古典诗学还包蕴着以身体体验为文章“喻象”的生命精神。如果说筋骨、血脉、肌肤、声气等可看作文章形质方面的“喻象”，那么性情、格调、神韵、风采等便是作为身体体验到的文章蕴藉方面的“喻象”。正如王柏华所言：“中国诗学中的身体隐喻可以按照对身体领域的不同指涉大致区分为身体形态和身体体验，两者从外到里不断深入。”需要说明的是，作为文章蕴藉的“喻象”呈现需要通过对作为形质的“喻象”去感受体验，换句话说，后者是表，前者是里，表里合一的“二重喻象”才是生命活性的体现。刘劭在《人物志》中说：“盖人物之本，出乎情性。情性之理，甚微而玄；非圣人之察，其孰能究之哉？凡有血气者，莫不含元一以为质，禀阴阳以立性，体五行而著形。苟有形质，犹可即而求之。”就人之根本而言的，情感与本性是关键的因素，然而，情性的幽妙隐微是难以轻易识察的。探寻情性的奥秘在于从形质入手，因为在刘劭看来，大凡有血气之人，无不含容元气太极而成其资质，秉承阴阳而确立其本性，体现金木水火土五行而显现其形体。刘劭的这段话给我们的启示在于，文章作为中国诗学中的“身体喻象”，要探寻其深微蕴藉，也须从文章的形质入手，去观其辞采肌肤，听其声韵，触其筋骨，把其脉动，品其味道，去体验更深层、更整全的灵韵。（中略）

由上可见，对于诗歌创作来说， 身体在场的切身感受是激发创作灵感的第一要义。《毛诗正义》中云：“作诗所由，诗者，人志意之所之适也。包管万虑，其名曰心。感物而动， 乃呼为志。志之所适， 外物感焉。”在中国古典诗学中，作为身体在场的“感官体验”是诗家兴发意志，激发想象，生化意境， 引发创作动力的根源性所在。

——摘自李晓彩《“感”与中国诗学中的身体在场》，《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2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