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与美国现代语言学会趣事

作者: 杨淑尧

2010年5月3日至10日,美国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东亚系教授、著名汉学家艾朗诺应邀来到中国,其间他接受了季进、余夏云两位学者的采访,做了题为“钱锺书,《剑桥中国文学史》与海外汉学研究”的访谈。此次访谈中,艾朗诺谈及钱锺书与美国《现代语言学会会刊》(PMLA)之间的趣事,在钱锺书相关研究资料叙述中少有人关注。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钱锺书同美国学界交往频繁。1979年4月16日至5月16日,钱锺书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一员赴美国访问。“海外报刊广泛报道了他的这次访问,夏志清和水晶还专门写了长篇纪实文章,给予详细描述。钱锺书本人回国后也写了题为《美国学者对于中国文学的研究简况》的‘总结’,在总结中他自称他的专业是中国古典文学而‘余兴’是比较文学。”夏志清的文章详细记录了钱锺书在哥伦比亚大学讲座的情形,文中提道:“这个座谈会,事前并无准备,钱有问必答,凭其讲英语的口才,即令四座吃惊。事后一位专治中国史的洋同事对我说,生平从未听过这样漂亮的英文,只有一位哈佛教授差堪同钱相比……后来在招待酒会上,我有一位华籍同事,抄了一首绝句问他。此诗通常认为是朱熹的作品,却不见《朱子全书》,我的同事为此事困惑已久。钱一看即知道此诗初刊于哪一部书,并非朱熹的作品。”水晶的文章《两晤钱锺书先生》则着重介绍了钱锺书在加州大学讲座的风采,并谈及聆听讲座时的细腻感受:“钱先生最喜引经据典,又爱框引法文,滔滔不绝,大珠小珠落玉盘,使听者觉得珠玉盈耳,但一不小心,就会让珠玉塞住耳膜,指顾间轻舟已过了万重山,也是一种遗憾。”此次赴美旅行,在海外掀起了一股“钱锺书热”,从此,钱锺书在美国文学界树立起了自己的威望。

“1980年4月17日,美国《纽约书刊评论》上发表乔纳塞·斯本斯(Jonathan Spence)的文章,斯本斯在文章里说:《围城》这一作品的英译本在美国出版后,将立刻改变西方人对现代中国文学的看法。西方人最为熟悉的文学作品除鲁迅而外,是茅盾的《子夜》和老舍的《骆驼祥子》,而《围城》与这些作品是迥然不同的,是一部才华横溢的艺术杰作。”“6月3日,美国《民族家评论》上发表了弗兰西斯·兰德尔的文章,兰德尔在文章里说:《围城》是现代中国小说中最伟大的一部。”“本年,爱德华·M.冈恩的《被冷落的缪斯》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此书第五章‘反浪漫主义’对钱锺书的小说创作进行了分析,并将《围城》和瓦渥的《衰落和瓦解》以及赫胥黎的《滑稽的环舞》进行了比较。”“1981年1月23日,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会成立,钱锺书被聘为顾问。”“1983年8月29日至31日,中美比较文学学者双边讨论会在北京举行,钱锺书致开幕词。”由此也可看出,钱锺书为中美文学交流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艾朗诺选择钱锺书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并耗费数年心血,将钱锺书的《管锥编》选译为英文版的Limited Views:Essays on Ideas and Letters by Qian Zhongshu,1998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管锥编》第一次被部分译成英文出版,意义非凡。艾朗诺在访谈中谈道:“我的译本出版后,马上寄了一本给钱先生,那时他已经不能自己阅读,是杨绛先生念了一些片段给他听。据杨绛说,钱先生听了很高兴。”接着艾朗诺谈及自己翻译《管锥编》“没有别的目的,唯一的希望就是让西方读者接受它、理解它……虽然我从几个方面来归纳他,但我还是反复提醒西方读者,钱锺书著作片段的价值和意义……无论是他征引的,还是思考的,内容之丰富都令人惊骇。像他这样的天才,在西方却不受重视、不被理解,实在可惜。我可以举一个比较幽默的例子来说明他在西方的接受情况。很早之前,也许是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著名的PMLA(Publications of 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学刊就把他列为唯一的一位中文顾问。他的名字出现在编辑委员栏里,以拼音的形式出现,但有好多年,一直没有拼对,他们把‘钱’拼成‘q-u-i-a-n’。因为在英语中‘q’后面一定会跟一个‘u’。张隆溪也知道这个事情,我们常常谈起,觉得很无奈”。

关于钱锺书受聘为美国现代语言学会名誉会员一事,张隆溪确曾在《怀念钱锺书先生》一文中提及。在这篇回忆性散文中,张隆溪谈起钱锺书先生孤傲的性格和独立的立场,说道:“虽然不得已做了‘官’,钱先生对‘官’却嘲讽如故而且自嘲。例如经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迈纳(Earl Miner)等人提议,美国现代语言学会在一九八五年聘钱先生为名誉会员。这一名誉非常难得,是世界各国最有成就的人文学者才能享有的殊荣。钱先生一九八五年五月三日来信说,他本欲‘告院方发电代辞,而院方以此乃纯学术组织,且与本院有业务交往,命弟接受。纱帽在首,身难自主,不能如Valéry赞Mallarmé所谓‘Pauvre et sans honneurs,la nudité de sa condition avilissait tous les avantages des autres’。这是法国作家瓦勒利赞诗人马拉美的话,意为:‘虽穷困无名,然其一无所有之境况使其它人的一切荣耀竟相形见绌。’”此事在潘小松《钱锺书先生轶闻》一文中亦有论述:“八一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曾以荣誉文学博士和薪金外另赠四千美元价值书籍为饵邀钱先生前往讲学,先生辞却之。八四年法国驻华大使馆通知钱先生说法国政府拟授其勋章,理由是‘对中法文化交流的贡献’;‘我因自忖并无这方面的贡献,不敢冒牌’,坚辞了。八五年美国现代语言学会选钱先生为荣誉会员,考虑到中美学术机构的关系,先生接受了。此末一事余亲历并代发致美方电文。”这一桩桩事件皆代表着钱锺书淡泊名利的高洁之姿。

另查阅相关资料,找到一则钱锺书手书函件,具体内容抄录如下:

今天得美国Princeton大学Earl Miner电报,附呈阅。Miner是前年美国(中美)比较文学讨论会美方团长,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是美国唯一的语言文学研究中心组织。四年前Princeton邀我去讲学,曾以荣誉文学博士头衔和薪金之外另赠四千美元价值书籍(因当时似有国外薪金不能归本人的规定)为饵,我辞却了。去年法大使馆通过本院外事局通知我说,法国政府要给我勋章,理由是“对中法文化交流的贡献”;我因自忖并无这方面的贡献,不敢冒牌,请外事局代我坚辞了。现在这件事也不是什么大“荣誉”,我并不“感冒”。但这牵涉到咱们和美国最有势力的文学、语言研究者组织的同行关系,我不敢任性径行。如你两位认为我应当应允,我就托外事局电复,等正式信来,再回信。请示以准绳,至感。附呈两种复电稿,请察定后,即勾销其一,交外事局办理,以省往返之烦,何如?费神至感!

从内容上看,当是钱锺书得知此事后向相关人员咨询意见的函件。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即“美国现代语言学会”,“是美国最大的人文学科学会,国内外会员达三万多人,该学会会刊《现代语文学会集刊》向来是美国学界主流思潮的喉舌。”美国《现代语言学会会刊》,即PMLA创刊于1884年,“自创刊以来,杂志登载了大批由其会员撰写的、令语言与文学学者和教师感兴趣的文章。杂志每年出版四期(一月、三月、五月、十月),登载关于语言和文学研究的论文。除此之外,杂志每年九月的姓名地址录专刊登载学会所有会员名单以及高等院校院系领导地址的通讯录;十一月期登载关于现代语言学会年会的有关信息。杂志每一期都邮寄给全世界范围的近三万名会员和近三千家图书馆”。

1985年美国《现代语言学会会刊》第二期编辑委员会声明中,发布了学会名誉会员和名誉研究员的提名名单,钱锺书作为名誉会员位列其中,但其名字确如艾朗诺所说,以拼音的形式出现,且有拼写错误——Quian Zhongshu。与钱锺书同时出现在名誉会员一栏中的还有解构主义大师雅克·德里达、符号学家安伯托·艾柯、结构叙事学家杰拉德·吉内特以及接受美学奠基人沃尔夫冈·伊瑟尔等著名学者。1985年《现代语言学会会刊》第三期通过投票发布了正式名单,同第二期相比,增加了德国文学、戏剧学家罗伯特·维曼。在这份正式名单中,钱锺书的名字仍以错误形式“Quian Zhongshu”出现,但这并不影响钱锺书对美国《现代语言学会会刊》的关注。

1957年,钱锺书在《文艺理论译丛》第二期上翻译发表了左拉的文章《关于巴尔扎克》,在同期后记中钱锺书补充道:“左拉早年的批评文章大多数还埋没在各种已成古董的小报纸里,并没有收进‘全集’的那九本‘批评著作’里去。因此研究左拉的人不曾留心到这分资料。拉诺(Armand Lanoux)在他的极风行的‘左拉先生,您好!’(Bonjour,Monsieur Zola!)(1954)第391页上说自己参考了无数已印行和未印行的材料,但从全书看来,他就忽略了这些集外文。号称最详博的‘左拉评传’(1953)的作者海敏士(F.W.J.Hemmings)也在他那本书出版以后,才下了一番工夫,把左拉投过稿的七种巴黎旧报仔细翻检,做了提要和摘录,发表在1956年6月号的‘美国现代语文学会集刊’(PMLA)里,题目是‘左拉的报章文字习作’(‘Zola’s Apprenticeship to Journalism’)。上面译的一节见‘集刊’第353-4页,原来登载在1870年5月13日的‘号召报’(Le Rappel)上,加方括弧的半句是海敏士的英文撮要,其余全是左拉的原文;整节的意思可以说跟恩格斯在1888年4月写给玛克瑞德·哈克纳斯(Magaret Harkness)信里的话大致暗合(见人民文学出版社‘马恩列斯论文艺’第21-22页)。”从钱锺书所写的同期后记中,可见钱锺书对《现代语言学会会刊》所刊登的内容是甚为留意的。

另外,在他所做的外文笔记中,《现代语言学会会刊》(PMLA)也不止一次地出现。譬如《钱锺书手稿集  第5辑  外文笔记33》中第一百九十二则笔记题为“Raymond D. Havens,‘Romantic:Aspects of the Age of Pope’(Publications of 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PMLA)1912”,即美国现代语言学会1912年出版的雷蒙德·德克斯特·黑文斯的作品。雷蒙德·德克斯特·黑文斯,是美国著名作家、教育家,1880年出生于纽约罗切斯特,1925年加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1931年当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钱锺书手稿集  第5辑  外文笔记34》中第二百二十三则笔记,题目为“Marjorie D.Coogan,Inscape and Instress(PMLA,Mar.1950)”,是美国现代语言协会1950年3月出版的玛乔丽·库根的作品。从钱锺书所作的外文笔记也可看出他对美国《现代语言学会会刊》是颇为关注的。

通过梳理钱锺书与美国现代语言学会之间的关系,可知钱锺书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为中美文学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也为学者进一步研究钱锺书在海外的影响提供了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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