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特根斯坦与徐志摩

我的英国之旅首站是曼彻斯特，在那里逗留至第三天的时候，我依稀记起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年轻时在曼彻斯特大学读过书。回国后查阅几本关于维氏生平和思想的著作，发现事实确实如此。1908年，刚读完高中的维特根斯坦来到英格兰，在曼彻斯特大学读航空工程专业，并注册为机械系研究生。在曼彻斯特大学的三年间，他的兴趣从滑翔实验转到飞机发动机，又从飞机螺旋桨转向数学，其中不排除工程专业需要的因素。然而，对数学的研究并没有坚持多长时间，他的兴趣很快转移到这一学科的基础性工作，即基础数学，或数学哲学之上，并因此接近了逻辑学。此外，在这期间，他阅读了罗素的《数学原理》，对数学哲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这本书对维特根斯坦的思想发展和人生道路产生了转折性的影响。通过罗素这本书，维特根斯坦知道了德国逻辑学家和哲学家弗雷格。1911年暑假，维特根斯坦犹豫不定，是继续攻读工程学还是转攻哲学。而由于弗雷格著作的吸引，维特根斯坦决定去德国耶拿大学向弗雷格请教数理逻辑方面的问题，弗雷格建议维特根斯坦到剑桥跟随罗素学习。维特根斯坦听从了弗雷格的建议。关于维特根斯坦向哲学的转变，他的姐姐赫尔米娜·维特根斯坦写道：“这个时期，哲学突然俘虏了他……而反对这一愿望（的力量）是如此强烈和完全，以致他内心的天职要承受双倍的、相互冲突的沉重之苦，就好像发生了天崩地裂。这次转变是他一生中还会多次经受的、突如其来的、震撼了他全部本质的转变之一。”

在剑桥，这位从曼彻斯特来的年轻大学生第一次见到了比他大十七岁的逻辑学的明星、英国贵族出身的伯特兰德·罗素。此时的剑桥大学是一座辉煌灿烂的智慧宝地。罗素的名望正如日中天，他刚在1910年出版了与怀特海合著的《数学原理》，成为逻辑学史上的里程碑。1912年秋季开学后两个星期左右，维特根斯坦来到了罗素的办公室，说他想上罗素的课。这次相遇对他们两个人来说都是生命中的大事，也是哲学史上的大事。罗素刚完成他一生中理论上最困难的工作，正觉得需要一个好的徒弟来继承他的衣钵。

在数学逻辑课堂上，维特根斯坦一开始就吸引了罗素的注意力，上完课还经常跟着罗素回办公室继续辩论直到晚饭时间。这位著名的大学哲学教授和年轻的维特根斯坦之间很快就发展成为一种密切的关系。看起来，罗素非常理解维特根斯坦的性格特点，因为双方都是由极其严厉的教育方式培养出来的，也有过不开心的童年。在学期末最后一天，维特根斯坦问了罗素一个他一生中最重要的问题：“请告诉我，我是不是一个十足的白痴。如果是，我就去当飞行员；如果不是，我就去做一个哲学家。”罗素说他还不知道，只是请维特根斯坦在寒假中写一点关于任何一个哲学问题的东西给他看，然后才能作出回答。维特根斯坦在第二个学期开始时果然把自己写的东西交给了罗素。罗素只读了第一句就说：“无论如何，你都不能去当飞行员。”罗素后来在《我的哲学发展》中回忆说：“我刚读了第一句，就相信他是个天才。”于是，维特根斯坦彻底告别了工程师生涯，走上了哲学的道路。罗素的欣赏与鼓励成就了维特根斯坦。

1913年，维特根斯坦正式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注册为研究生，跟随罗素学习数学原理、逻辑学及哲学。由于彼此的兴趣和相互的敬重，他们从师生很快变成了挚友。罗素认为维特根斯坦是一个最典型的天才：热情、深刻、强烈且独断。当时维特根斯坦才二十四岁，而当时三位举世闻名的大师（罗素、哲学家G. E. 摩尔和经济学家凯恩斯）都把“哲学的下一个大进步”的期望寄托在他身上。维特根斯坦在罗素的指导下，系统地读了不少哲学名著，但他发现以前的哲学家都犯了错误。

罗素是维特根斯坦早期的引路人。他们一起讨论数学、逻辑学和哲学，有时废寝忘食，工作到虚脱，然后互相哀叹：“逻辑是地狱！”过了几个学期，罗素与维特根斯坦的师生关系整个调转了：在逻辑学上，维特根斯坦变成了罗素的老师了。维特根斯坦经常批评罗素的观点和著作，使罗素有段时间失去了对哲学的信心。五个学期之后，1914年，维特根斯坦觉得不能继续在剑桥待下去了，他和罗素的感情也有了很多的隔阂。他决定离群索居，迁居挪威专心研究，罗素以各种方式挽留他都没用。最后在维特根斯坦离开之前，罗素勉强说服他把自己的思想留下一个记录。罗素请了一位秘书记录下维特根斯坦口述的哲学思想，这就是维特根斯坦早期的经典哲学著作《逻辑哲学论》的最初版本。

六年后，1920年9月，一个中国人放弃了在读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博士学位，来到了英国伦敦，准备“从罗素”，他就是后来的著名诗人徐志摩。可是，他来得不巧，那时正是罗素动身去中国讲学（1920.9—1921.7）的时候。而且，早在1916年，罗素就因为反对英国强制服兵役政策和反战主张而被三一学院（被迫）解雇。1919年，三一学院恢复他的讲席，罗素没有拒绝，但他那时忙于学术旅行，并没有到任。徐志摩在《我所知道的康桥》（1926）一文中说：“我到英国是为要从罗素……我摆脱了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衔的引诱，买船票过大西洋，想跟这位二十世纪的福禄泰尔认真念一点书去。谁知一到英国才知道事情变样了：一为他在战时主张和平，二为他离婚，罗素叫康桥给除名了。他原来是Trinity College（三一学院）的fellow（研究员），这来他的fellowship（研究员资格）也给取消了。他回英国后就在伦敦住下，夫妻两人卖文章过日子。因此我也不曾遂我从学的始愿。”

徐志摩在伦敦听说罗素被剑桥大学辞退并去了中国，无可奈何之下只好选择师从曾经听过演讲的政治学家拉斯基（Harold Laski），入读伦敦经济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在经济学院待了半年后，徐志摩就对攻博失去了兴趣，经常逃课，接着就转到剑桥大学。对此，他的解释是在伦敦经济学院这半年时间是“混”的，令他“烦闷”，所以才转学。徐志摩的“烦闷”是另有原因的：他在伦敦期间爱上了林徽因。林徽因当时随其父亲、前北洋政府司法总长林长民在伦敦居住，十七岁的她风华正茂，光彩照人，深深地打动了徐志摩的心。徐志摩想把林徽因追到手，把各方面关系摆平，有许多障碍需要克服，感到“烦闷”是情理中事。而且，他要跟妻子张幼仪离婚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与张幼仪的婚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就在这时，他认识的一位朋友、剑桥大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的研究员狄更生（Galsworthy Lowes Dickson）“看出我的烦闷，劝我到康桥去”。

来到剑桥大学国王学院（1921）后，他作为一个特别生，可以随意选课听讲。“每天一早我坐街车（有时自行车）上学，到晚回家。这样的生活过了一个春。”他写道：“在康桥我忙的是散步，划船，骑自行车，抽烟，闲谈，吃五点钟茶、牛油烤饼，看闲书。”“整整有一个学年，那时我才有机会接近真正的康桥生活，同时我也慢慢地‘发现’了康桥。我不曾知道过更大的愉快。”看得出来，徐志摩在剑桥大学的生活如鱼得水。

虽然跟随罗素学习的计划落空，人也没见着，但他“在康桥的日子可真是享福，深怕这辈子再也得不到那样蜜甜的机会了”。徐志摩与罗素的交往，开始于罗素1921年10月从中国返回英国后。罗素回到英国后，徐志摩曾致信七封，表达了自己的仰慕之情，内容包括渴望见面、约定拜访时间、推荐梁启超作为撰稿人，以及将中国哲学输出到西方思想界，以完成罗素出版《世界哲学丛书》的宏愿等，这七封信大致呈现了徐志摩和罗素夫妇从素昧平生到形同知己的交往轨迹。此外，1925年7月，徐志摩重游英国，去康沃尔（Cornwall）罗素夫妇家住了两晚。徐志摩在英国读了两年书，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剑桥大学。从其回国后写的关于罗素的回忆文章和为罗素的著作写的书评，我们可以看出，罗素在徐志摩的康桥记忆里属于深交。而徐志摩早在美国学习期间就读过罗素的许多著作，为罗素的社会理想及追求真理不畏困境的精神所折服，这其实也是不同方式的“从罗素”。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愿望是实现了的。

徐志摩从美赴英“从罗素”是他人生中的一个转折点，而为了摆脱“烦闷”从伦敦经济学院来到剑桥大学，是“诗人”横空出世的关键性因素。如徐志摩所说：“我的眼是康桥教我睁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拨动的，我的自我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的。”“我一辈子就只那一春。”正是剑桥大学文化的熏染，彻底改变了徐志摩的精神气质，使徐志摩成为一代著名诗人。剑桥大学这块智慧宝地，在二十世纪初制造了两个传奇：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和诗人徐志摩。

文章结束之前，不妨大胆地想象一下：如果在剑桥，徐志摩认识了维特根斯坦，情况会怎么样？他们俩有不少共同点：都喜欢文学，都是富家子弟，出手阔绰，都视金钱为粪土。维特根斯坦成功师从罗素，成为二十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而徐志摩“从罗素”未遂，却受剑桥大学文化的熏陶成为一代著名诗人。但可惜的是，1920年，维特根斯坦三十一岁，刚取得教师资格证书，在奥地利的几所乡村小学教书，直到1926年。1921年他的哲学著作《逻辑哲学论》出版，而徐志摩正好错过了与维特根斯坦相识的机缘，实属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