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知音”到“生死之交”

朱炎先生字南山，据家谱所载，为朱元璋后代，1936年旧历六月六日生于山东省安丘县朱家埠，曾任台大文学院院长等职，2011年12月25日辞世于台大医院。先生辞世后，我写了《酒入愁肠总成泪，千古寂寞一朱炎——朱教授南山先生事略》（以下简称《事略》）作为悼念，并随讣闻寄发亲友。标题中的“酒入愁肠总成泪”是他一本书的书名；“千古寂寞一朱炎”是他交代我在他死后为他的墓碑所题之句。我用这两句话作为撰写《事略》的主轴，以概见他的一生。先生辞世以来，我无时不思慕其真率性情及特殊人格、风范，认为平生所见如此典型人物，一人而已！

先生长我十三岁，是我的师长辈。约二十年前某天，先生对我说：“国梁，你是我的生死之交！”当时，我感到一阵震撼和莫名的感动！“生死之交”，似乎只见于古代的历史故事中，今日怎还会有人以“生死”与人论“交”，何况还是对一位晚辈？但先生说这话时，语气是平和的、诚恳的。十二年来，每当回想起这句话，与先生交往的点点滴滴，便在脑中回旋，挥之不去，阵阵酸楚涌上心头。

我于1970年进入台大中文系服务时，即知先生，但与先生较多接触则是1987年以后的事。当年，黄启方先生应台大孙震校长之请，担任训导长职务。黄先生请我担任训导处秘书，而先生为文学院院长，因业务关系，渐有往来。1988年某日，先生及黄先生、薛平南先生和我，在台大附近的“一郎日本料理”小聚。先生平素喜爱唱歌，闲暇时唱歌，走路时唱歌，聊天之中也往往随兴唱起歌来，至于酒后兴起，则必高歌。因其人极易感时伤世，往往寄情于饮酒及歌唱，以宣泄愤懑之气，浇胸中块垒。当日餐聚时，先生要我即席唱歌助兴，我唱了一首《在那遥远的地方》，得先生夸赞，从此引为“知音”。此后每欢聚，必邀参加，遂而相知相惜，渐成“莫逆”，终因若干性格及行事风格相近而成为“生死之交”。

先生的歌声独树一帜，浑厚中而有慷慨苍凉之味。平常至卡拉OK，最常点唱的曲子，有《橄榄树》《黄土高坡》《大海啊故乡》《亲密爱人》《掌声响起》等曲，而最想唱又不敢唱的是《母亲您在何方》。1988年，台湾电视公司举办“好心救好心”爱心募款晚会，先生以一首《古月照今尘》募得十六万五千元台币。所歌《黄土高坡》，触及个人身世遭遇及故土情怀，歌至悲戚处，往往声嘶力竭，涕泗纵横，悲不可抑。又喜三毛作词、李泰祥作曲的《橄榄树》，喜其歌曲中所流露寂寞、缠绵而带轻愁的情韵。而他最常要我点唱的曲子，是云南民歌《小河淌水》、黄仁清作词作曲的《乡愁》等。若平常聚餐，往往要我清唱黑龙江民谣《乌苏里船歌》。约三十年前，先生及林文月先生、叶庆炳先生和我在台大附近的“易牙居餐厅”小聚，先生要我唱首歌助兴，我即清唱《乌苏里船歌》。先生觉得不可思议，怎会唱黑龙江民谣，于是日后便经常要求我清唱此曲。

先生有一颗璞玉般的赤子之心，善良、真诚、热情而浪漫。我与先生在台大共事时，每周必小聚两三次，通常在校园内的“侨光堂餐厅”（后老板易主，改为“苏杭餐厅”，后又为“鹿鸣宴餐厅”），聚餐过后，就到餐厅后的“教职员交谊厅”唱歌同乐。有一次，我与朋友在餐厅用餐，打电话给先生。当时，先生与夫人正在用餐，先生对夫人说：“国梁打电话来，在餐厅等我们。赶紧把饭菜都收了，马上过去。”又某年除夕，我回老家万里过年。大年初一，先生打电话给我说：“国梁，我好想你！怎么办？”我说：“我马上过去！”然后打电话给远在新竹的朋友李军荣说：“朱院长想念我们，我们都过去吧！”两人于是飞车而至，到先生家会合。又某年某日晚上，我上台大夜间部的课。先生来到教室门外，望着我，我走出教室，问：“院长，有什么事？”先生说：“我好想你！”我说：“我在上课，不能提早下课。五十个学生，提早一分钟下课，就是提早五十分钟。”先生于是在教室外来回踱了一个半小时。下课后，我说：“让院长久等，真过意不去！今晚，不管到几点，我都陪您到底！”然后另找了两个朋友，到基隆路的路边摊同乐。夫人担心先生安全，从十一点就在舟山路宿舍外的路边等候，直到一点，仍不见先生踪影，深恐先生出事，打电话到附近几个大医院急诊室，询问这里有没有名叫朱炎的急诊病人，都回说“没有”。直到三点，她看到有辆出租车远远驶来，车上传来歌声及欢笑声，夫人心想：“准是这辆车，错不了！”这才放下一颗忐忑不安的心。第二天，中文系教授黄XX到院长室面见先生，说：“报告院长，不晓得我教书有什么问题？昨晚您在我教室外来回踱了一个多小时！”先生说：“我是在等洪国梁，不是来查你的！”原来黄先生上课的教室就在我隔壁，害他惴惴不安，一夜难眠，真是罪过！

先生祖籍山东，高中就读于台湾员林实验中学。自从我与他认识后，他的同学聚会也多邀我参加，仿佛我也成了员林实验中学的一员，和他们同学也都熟稔。某年，在中部某同学家召开同学会，我也参加。在与他们闲聊期间，我发现客厅桌子上有一歌本，第一首是员林实中校歌，原来是校友会制作的歌本。我花了几分钟，把实中校歌曲谱、歌词都默记在心，然后大声说：“我来唱一首歌！”于是唱起实中校歌来。所有人先是一阵惊愕，随后都站了起来跟着唱，在屋内绕着圈子走，后面的就手搭前面的肩膀。有个曾在校内当乐队指挥的“柳子”，在前头充当乐队指挥，大家边唱边哭，热泪盈眶，情景感人！又某年同学会，先生对我说：“我们念书的年代，常唱《初恋女》这首歌，今天你唱给我同学们听好不好？”我就遵命唱起这首歌来，仿佛他们都又回到念书年代的氛围中。

先生极爱朋友，又喜热闹，言语诙谐，动作逗趣，只要有先生在，便满室春风。若有人请先生餐聚，先生每逢好友来访，就邀请一并参加，临时多出两三人是司空见惯的事。某年，先生友人在忠孝东路台北车站对面的希尔顿大饭店宴客一桌。先生跟我说：“国梁，那天你也来！”我说：“那不太好吧？人数、桌数都是事先确定了的！”先生说：“不差一人啦，你一定要来！”就因为这句“不差一人”，结果多来了两桌人，让主人当场傻眼，但“既来之，则加之”，只好临时多开了两桌。

先生素有英雄之气，好行侠仗义、打抱不平，好为人排纷解难。有时走在路上，看到有人争吵，便会凑上前去询问究竟，然后为他们化解纠纷。有次看到一群人争吵，且即将动武。先生走过去好言相劝，然后说：“不要打啦！要打，打我！”当事人觉得，打和事佬，没道理。也就罢了。但先生并非好逞“匹夫之勇”，“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千金之子，不死于盗贼”，先生何尝不知？因先生历经变乱，备尝艰辛，阅人无数，故能运用智慧，随机应变。先生与夫人婚前常在夫人居家附近的植物园约会。某天，有一群恶少前来勒索“恋爱税”，先生要夫人快跑，他则留下与恶少虚与委蛇，见夫人已远至安全之地，即刻拔腿狂奔，瞬间不见踪影，留下一群错愕的恶少。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台大附近有个餐厅叫“福华小馆”（后来老板易主，改为“醉红小酌”），先生和我也常到那里用餐，后来跟老板、厨师都熟。老板杨文龙、大厨阿三、二厨阿当都称我为“大哥”，称先生为“朱大哥”。大厨阿三多年来与黑道亲戚有些纠纷，常有黑道亲戚前来寻仇。某天下午，黑道亲戚找阿三谈判，阿三向我求助，我找先生作陪，与黑道亲戚谈判，终获化解。又某天下午，另一黑道亲戚到餐厅掀桌寻仇，会计打电话给我，要我快去。因事出突然，来不及通知先生，我单身前往，化解误会之后，带他们到对面罗斯福路上的“丽的（Leader）”卡拉OK唱歌，阿三唱了一首《断魂岭钟声泪》，该黑道亲戚听后甚为感动，竟把手上劳力士手表当场取下送给阿三。又有一次，半夜三点，阿三打电话给我，说是黑道亲戚带着黑星手枪在楼下，要我快去救他。我打电话给餐厅老板，老板说：“不要理他！”我心想：他求救于我，怎能不理？我就搭了出租车直抵中和阿三家。阿三对黑道亲戚说：“这是我大哥，台大教授！”该黑道亲戚竟然卖我面子，经过一番好言劝说后，二人终握手言和。事后，我跟先生提及此事，先生说：“如果你通知我，我也会过去的！”家母事后知道此事，痛责说：“你不要命啦！”事后回想，真是冒险！何况这也不是一个教授该做的事，只因当时心急，就没想到后果。后来我跟一位早年曾教过的高阶警官学生谈及此事，他说：“老师，这种事太危险了，交给我处理就可以了！”

先生有一颗迥异于他人的悲天悯人之心。某年冬天，先生与夫人行经罗斯福路地道，看到几个流浪汉躺在地上，先生觉得可怜，跟夫人商量：“快过年了，我们去一些地道看看，买些棉被送他们吧！”有位学生出国，没钱，向先生借钱，先生说：“这些钱不必还！”有一次，先生看到某位学生脸色蜡黄，问：“你是不是没钱吃饭？”就让夫人送钱给她。凡是学生向先生借钱的，先生都会告诉他们：“钱不用还！”还跟学生说：“师母很有钱，你们需要钱，可向她要！”1999年，先生从台大退休，转任逢甲大学人文社会学院院长。某日，有其他学院的学生到人社院请先生资助学费。先生说：“你怎么不找你们院长帮忙？”学生说：“我找我们院长，他说：‘你到人社院找朱院长，他会帮助你！人人都知道朱院长最爱护学生！’”还有个台大鹿鸣宴餐厅的服务生慧菁，竟然搭乘客运，千里迢迢从台北到逢甲大学，向先生借钱。虽然先生知道慧菁是逢人必借，借而不还，但先生还是慷慨相助。

先生为人，“傲上而谦下”。他曾对人说：“国梁是我的老师。”听者莫不一头雾水，因先生是外国文学界的泰斗，而我只是中文系的一个小教员，怎可能是他的老师？原因是这样的：《诗经》是中文系的重要科目，早年由何定生先生任教，后由屈万里先生任教，后由裴溥言先生任教。裴先生退休时，系主任齐益寿先生向裴先生征询接任人选，裴先生推荐我担任。当时我只是副教授，系上有某教授对我这个副教授担任此重要课程颇有微词，我即向系主任请辞，表明下一年不再续教此课。因《诗经》的课程量极大，一年内不可能全部讲授，若下一年续教，可以依两年的规划，在授课内容上作互补式的弹性讲授。但既决定不续教，为弥补重要篇章未能讲授的缺憾，于是当年在暑假继续上课，除男生因毕业后的兵役问题缺席外，其余全部留下，在文学院演讲厅上课，也有些人来旁听，前后两个月。先生知道后，也来听课，我送他一套教科书。这个做法开启了我以后常在暑假补课的习惯。《诗经》课第二年停开，第三年“系课程小组”通过决议，请我续开此课。经继任系主任周学武先生婉言相劝，我始勉强同意续开，直到从台大退休为止。

我在所撰先生《事略》里说：“先生平居服装俭朴，偶有体面衣服而得友人夸赞，先生往往毫不吝惜地当场脱下，与友人交换，反之亦然。”这里所说的“友人”其实就是我，只要先生说我的衣服好看，我往往当场脱下与他交换。我岳父本是莆田裁缝师傅，来台开店，专做唐装、旗袍。后因年岁渐增，在退休前做了七套长短袖唐装送我，我转送三套给先生，先生极为喜欢，其画像上所着唐装即是我岳父所做。我与先生的身材几乎一致，更巧的是，所穿的鞋子尺码也完全一样，所以彼此不仅交换衣服，还交换鞋子。1980年，先生作为交换学人赴英国伦敦大学交换。我说：“院长，我穿的这双鞋子很好穿，您可以带去英国。”我的鞋子既已送先生了，内人又为我买了一双。几个月后，先生从英国回来，跟我说：“你送的鞋子，我天天穿，都穿坏了！”我说：“这里还有一双！”于是伸出脚来，又当场交换。

二十多年来，我和先生两家的关系既亲密又特殊。先生和夫人去过我老家多次，和家父、家母都熟，所以我儿子称先生和夫人为“爷爷”“奶奶”。而我和先生、夫人熟，他儿子、女儿称我和内人为“叔叔”“婶婶”。我两个儿子和他儿子、女儿年龄相近，所以称他们为“哥哥”“姐姐”。人际关系，除非是具血缘关系的伦理称呼，否则最能拉近彼此距离的，就是最恰当的称呼。

12月25日是一个让人既感伤又怀念的日子。想到与先生的交往，由“知音”而至“莫逆”，终为“生死之交”，其中的点点滴滴，都是我人生中的特殊际遇！

我曾幻想：朱先生如果被司马迁写入《史记》，一定让司马迁亦感踌躇，不知该写入《游侠列传》，还是《儒林列传》。因他既侠义过人，又是学术大师，兼有二传的特质。像先生这种典型的人物，绝对称得上我在他《事略》中所说的“是千古性情中人，也是千古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