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光泽明透”的无愁河

2023年6月13日，黄永玉离开人间，一年后就是他的百岁生日了。

几乎是倒计时，于最后一本书的序言里，他写道：“现在离一百岁还有一年多时间，今天是正月十五，到七月初九可过满九十九，然后是逐步接近一百岁的一天一天爬下去；所以时间还有的是，供我把三四张画画完。万一活不到那个时刻，看不到自己的画展，当然有点遗憾，那是老天爷的意思，谁也帮不了忙。”隔着时空，我似乎看到他写下这段话时，无限平静又无限悲怆的心境。

自传体小说、散文、诗歌加起来将近三百万字，还有大量版画、油画、国画、漫画。他的一生从未蹉跎时光，像故乡街头的手艺人一样，日复一日，不停劳作。对着书里人，他曾说：“肆无忌惮地休息也是人生一大快事。”现在，说这句话的人终于可以肆无忌惮伸个懒腰了，可他闲不住的，即使闭上了眼睛。

对故乡的书写

湘西凤凰，是沈从文的故乡，也是黄永玉的故乡。

黄永玉曾被沈从文的《长河》深深吸引，不是因为故事，而是为了“文体中酝酿着的新的变革”，“我发现这是他与故乡父老子弟秉烛夜谈的第一本知心的书。一个重要的开端”。

恰恰他自己的写作，正好继承了表叔未尽的心意。在《无愁河的浪荡汉子》里，他时而窃窃私语，时而天马行空，从容地、缓缓地与故乡父老子弟们促膝夜谈。他以这种风格写就《朱雀城》——朱雀就是凤凰，朱雀城就是凤凰小城。直到发现已经写了八十万字，小说还没走出十二岁。

在这八十万字里，他都与父老子弟们谈些什么呢？谈故乡的美、故乡的人——

一场雨，一场小晴，又一场雨，眼看着河水绿起来;再一出太阳，花全开了。

好看的脸孔、难看的脸孔从花树底下露出来都不要紧，谁也不当回事。五彩衣服晾在树底下任它飘。

一担担新鲜马草挑进城，城门洞不停地卷起绿风，新鲜好闻。

对门河油菜地从喜鹊坡一直漫到雷草坡高头去了，几里路黄成一片。蜂子多，路上过路人叮到只见跑。

朱雀城海拔一千零二十市尺高。春天树上长芽开花;夏天来蚊子、苍蝇，下河洗澡;秋天穿夹衣，树上飘黄叶，坡上赶鹌鹑，人心里清爽又凄凉；冬天买炭烤火，落雪，常绿树叶上结冰，屋檐底下挂“鼻泥”。一季三个月，一年十二个月完全规规矩矩按皇历行事。

正月十五以前过年期间，乡里“春倌”纷纷进城里各家拜年“讲春”。

穿着姜黄色长袍，（笑罗汉也这种打扮），手里提个大竹篮子，铺着麦穗和稻穗……

妹说：“你看，月亮旁边还有好多星子咧！看到吗？那么高，高成那副样子！”

“看到，看到。”序子看完月亮看星子，看完星子看菊花，又看菊花隙隙底下好厚好厚一层又绿又不绿的绿，像不动的烟尘托在底下……

序子有点昏。蓝天、星子、月亮、菊花，还有满满一鼻子的“碰香”擂在脑壳里，把他脑壳当瓦钵子……（《朱雀城》）

这是凤凰的四季与日夜，美蕴含在烟火里，不动声色。要写，写上三年五载也写不完。黄永玉回看故乡的画卷时，尽量克制自己，像个天上的旁观者，冷峻又温情地扫几眼，扫到的都是美得惊心动魄的童年记忆。他一笔一笔刻画昔日风物、昔日亲友，严峻如明矾的爷爷，家常话里倏忽一亮评讲诗词的太婆与舅舅，散漫在自我艺术天性里的爸爸幼麟，带他逃进深山的“母豹子”王伯。

中国文学史一向不缺纪念故乡的名篇佳作。《朱雀城》里对于凤凰的述说却格外动人，因为作者不仅有作家的笔，还有画家的眼睛。他是以油画的感受去细腻描画故乡，呈现的也是一幅光泽动人的油画，有光，有阴影，有流动的情。

对于夜晚看菊花一幕，我在童年时有过相似的经历和感受。那时的中原乡村，小学三年级就开始上早自习。约莫五点钟，夜色将尽，我走到学校所在的村庄外，地头一大片白菊花，像闪烁的寒星，惊动了我，一刻都不能移开眼睛。我像着了魔一般走入其间，蹲在菊花地里看了一早上，完全忘记上学这回事。几十年后，仍不时回想起这一幕。我曾试图还原我所见到的那片晨曦中的菊花田，那闪烁着寒星光芒的小菊花，以及菊花下暗沉沉的叶子。可我找不到最准确的语言——直到遇见黄永玉这段叙述，像找到失散多年的知音般，恨不能隔空和他道谢、握手。是的，未有足够的光时，菊花下的叶子，就是“一层又绿又不绿的绿，像不动的烟尘托在底下”。

没有画家的功力和眼睛，没有诗人的思维，没有对故乡深沉的爱，是作不出这种文章的。

以文入画，以画入文

画家笔法辅助黄永玉的写作，同样地，他也用作家思维入画。这么一说，遂想起中国诗词文学的传统，如王维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不过对黄永玉来说，文与画通，中与西也通，他从不给自己的艺术设置派别和边界，更不会局限于文学传统。写作与绘画于他而言，是相辅相成的助力，是艺术的打通。动物画与动物画上的题跋是一例，荷花是另一例。

童年时期在外婆家门前的荷塘里一躲就是大半天，他看过真正的淤泥中生出的荷花、荷叶，还有荷叶下那鲜活的生物世界。北京万荷堂，他也曾悉心培养不同品种的荷花，日日观摩，画下八千多张速写。这些都是他对荷花的感受源泉，却不是唯一源泉。在《无愁河的浪荡汉子》里，我发现了另一个源头——民间手工艺品对他的荷花画法的深刻影响。《朱雀城》里有记录，他以孩子的眼睛细致还原乡人为道场法事制作荷花灯的场景：

蜡烛做得差不多的时候，柏茂把那一帮人叫过来做荷花灯。荷花瓣是一叠叠白纸早裁好的，尖尖在红颜色水上浸一浸，晾在一边候干。干了的花瓣一张张揭开，每人发一根大毛笔套大小的竹管，将荷花瓣从茎到尖松松卷在竹管上，竖直竹管，把卷着的纸往下摞压成一种皱纹，打开来只见一道道花脉，且每片花瓣都形成一个汤匙状的窝窝。按传统老规矩分三层把花瓣粘在一起，共十三瓣。每朵花底在熬浓的桐油锅里一淼，又在一个装锯木粉的桶上一压，让等在花底下的桐油狠狠地把锯木粉咬住。另一个人专职在每朵荷花蕊里加一绺浸过蜡油的棉芯，一朵荷花就算完成了。

与传统荷花画里柔弱无骨的出尘气质相比，黄永玉的荷花画，不仅还给荷花本就具有的生命力，还能见到他有意为之的特色——别人突出花瓣，他更想突出花瓣上的花脉。特别是他某一阶段的荷花作品，花脉甚至比花瓣更为显著，金线辉煌，银线耀眼，似可脱离花瓣单独存在。有些作品的花瓣更是直接点了来自荷花灯的“尖尖红”。当他这样下笔时，除了脑海中的荷花印象、万荷堂的日日观摩，恐怕也有童年荷花灯“以皱纹制花脉”的烙印在里面。

这是来自故乡的文化密码。

关于故乡的另一真相，“背叛”与出走

魂牵梦绕是故乡，可是最终都要“背叛”和出走。

《朱雀城》第一卷，黄永玉借书中人物之口说道：“三哥，那我就走了。我也不懂你眼前的日子是好是坏，讲不出有益的话劝你。不过田三大说，朱雀城里的任何大爷，包括他自己，都是‘阉鸡’，这是逃不了的‘命’。朱雀城就是个阉鸡坊。再有，再漂亮也完。不走就挨阉！”这个时候，黄永玉是站在凤凰小城的上空，以八九十年人生的经验，说出关于故乡的另一真相。

1947年左右，黄永玉在上海以木刻立足，一双手日夜挥舞木刻刀，交房租，填饱肚子。生活不易，渐见声名时，却受同行排挤，一度悲观，想排除杂事回凤凰专心刻个三五年。

汪曾祺劝过他，在1947年写给老师沈从文的信里，汪曾祺还在说这件事：“他（指黄永玉）说他在上海远不比以前可以专心刻制。他想回凤凰，不声不响的刻几年。我直觉的不赞成他回去。一个人回到乡土，不知为什么就会霉下来，窄小，可笑，固执而自满，而且死一样的悲观起来。回去短时期是可以的，不能太久。——我自己也正跟那一点不大热切的回乡念头商量，我也有点疲倦了，但我总要自己还有勇气，在狗一样的生活上作出神仙一样的事。”

更早的时候，沈从文也正是不愿在故乡“霉下来”，“窄小”起来，才离开故土军队里昏昏欲睡的生活，宁愿去北平，在零下十几摄氏度的“窄而霉小宅”忍饥挨饿，大白天蜷缩在床上裹着被子学写作：

我想我得进一个学校，去学些我不明白的问题，得向些新地方，去看些听些使我耳目一新的世界……到后，我便这样决定了：“尽管向更远处走去，向一个生疏世界走去，把自己生命押上去，赌一注看看，看看我自己来支配一下自己，比让命运来处置得更合理一点儿呢还是更糟糕一点儿？若好，一切有办法，一切今天不能解决的明天可望解决，那我赢了;若不好，向一个陌生地方跑去，我终于有一时节肚子瘪瘪地倒在人家空房下阴沟边，那我输了。”

我准备过北京读书，读书不成便做一个警察，做警察也不成，那就认了输，不再做别的好打算了。（《从文自传》）

汪曾祺在劝黄永玉，也是在劝自己，他们都曾与逃回故乡的念头斗争过。

在这一点上，沈从文更坚决。他离开故乡时已十八岁，刚刚成年的他，是通过自己的摸索与思索，主动断掉了与故土的脐带，自此快速成长。他对故乡的美有足够体会，对故乡“温水煮青蛙”式地吞食年轻人生命力也有深刻认知。扬弃之后，故乡于他是一首无尽的挽歌，他从中舀取的是水一样流淌的人性史诗。他和故乡可以平行，可以俯视，各自独立。

与沈从文不同，黄永玉十二岁就离家。为生活所迫，父母不得不送他投靠亲戚，远赴厦门求学。黄永玉对于故乡的感受停留在更早阶段，留在少年心中的是被掰开的不舍。故乡翩若惊鸿的美与日渐下沉的哀婉，和着少年游子流不出的泪，在漫长时光中沉积成一颗蜜丸，半苦半甜且掺杂血泪咸腥。这滋味浸透了黄永玉的一生。对故乡，他比表叔有更强烈的眷恋与更多的伤感。他与故乡之间，像有扯不断的藕丝，永远牵连着。

1950年，黄永玉有幸回凤凰看望十三年不见的母亲，在故乡两个月，他到处转悠，画了两个月画，画故乡的人、故乡的景、苗民的生活，并请亲友在画上题字，带回香港，在思豪酒店“开了个很开心的画展”。一年后，在画上题字的沈家三表叔（沈从文的弟弟）被拉到辰溪县河滩枪毙了。作画题字时，哪里想得到这不久之后的永别？美和残酷两个高点之间，故乡荡着毫无道理的秋千。

如果把历史拉长了看，中国文人与故乡之间，大致都要经历这样一个形而下与形而上的辩证“纠缠”过程，从摇篮到“背叛”，从“背叛”到出走，从出走到回归。只有经历了这个过程，他们才能真正把握故乡，重构故乡，在作品里让故乡永生。

近百年前，曾经困惑沈从文、黄永玉与汪曾祺们的故乡问题，一直困惑着一代代与故土粘连的人，他们的共识，并未进入民族生存记忆。这几年，报刊重又讨论：逃离北上广，回到故乡的三线小城甚至小县城，是不是年轻人更好的生活选择？看到这话题，不仅心中凄然。作为历史延续的一代代人，在本质上，是否必然像西西弗斯一样，一遍遍清零重来？

显然，沈从文、黄永玉与汪曾祺在他们的那个时代，都不愿做“阉鸡”，即使“阉鸡”的生活更舒适。

多年后，对着故乡，物非人非，黄永玉纵有百年心事，也只能自言自语：

这道清水河从上头峡谷出来。周围绿的小山、蓝的大山，早晨的太阳、夜间的月亮，远处挂满房屋的三拱虹桥，巍峨的四座城楼子；人们来来去去，穿出穿进，靠这些养人的山川形胜长大、长精神、长脾气、长辨别力量……

人哪能时时刻刻想这些益处？也许从来没有想过。（《朱雀城》）

故乡和故乡的人，都在混沌中一茬茬、一遍遍重来。

悲悯之心与人的文学

若从地域变动来看《无愁河的浪荡汉子》，几个时期很好把握，写童年故乡，写青少年于闽南大地的求学与流浪，写闯荡上海滩，写香港“狗爬径”文人荟萃——于此戛然而止。好在《比我老的老头》里，这么多年，他一篇接一篇杜鹃啼血式的人物回忆，已将从香港回到北京后的几十年风雨顺笔带了出来。

黄永玉的写作，没有抱着要伟大的心。他承继的是沈从文《长河》里与故乡父老子弟秉烛夜谈的心态，平等家常的、知无不言的诚恳夜谈。在这个意义上，闽南大地、上海滩、香港“狗爬径”，养育过他的地方，可倾心长谈的地方，都是他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