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识借喻“中国是日本的希腊和罗马”

一

已故的哈佛大学日本研究所所长、对中日两国的历史文化都深有研究的前美国驻日本大使赖肖尔，在评述中国和日本两国的关系史时，曾将“今日欧洲国家以至亲至敬之情对待他们的祖文化起源地——古希腊罗马”作为类比，以“中国是日本的希腊和罗马”这样一句形象的借喻昭示世人。此一借喻，绝不是赖先生对日本的贬损或羞辱，而是一位友好的大使，因对所见所闻的感触，而为其驻在国生发的一份骄傲。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曾说：“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能与古希腊罗马之于欧洲这层关系桴鼓相应的国家，能有几个？！笔者在2020年出版的《穿越时空话扶桑，一眼两千年：兼说徐福及其时代文明的东传》一书中，遂将赖肖尔这一被学界奉为描绘中日关系史的“经典借喻”，擢誉为“经典之论”，使其义贯穿全书。在“中国是日本的祖文化国”这一主题中，更将之分段析解——从《史记》所载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的“徐福之开化日本”（梁启超语），到二十多个世纪后的1979年，有着哈佛大学“中国先生”称号的傅高义以《日本第一》一书又一次将“日本”二字堂而皇之写入书中而震动了中外读者——一一阐明，并由此发为赞叹曰：放言嵯峨，笔如挥戈，希腊千古，孰论其佗！

以上那段关于“借喻”文字的内容，见于上述一书封底的勒口。勒口有限，无由驰骋，今对此段文字作一拓展与解读，同时，兼对本书的其他诸义，诸如由于又观近期发生的“开化”与“开导”这两幕堪称日本历史大戏的场景，前后并呈于津轻海峡海面之上而生发的一些联想等，作一点深入浅出的评介，以就正于读者。

那段借喻，系取自赖肖尔《日本人》一书中对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以及日本和中国这两个国家之间关系的一段论述：“日本的文化是从中国借鉴来的，正如北欧人民同地中海地区的人民具有共同的希腊罗马文化的传统一样……这种文化借鉴……一直延续到十七世纪。甚至在十九世纪初，许多受过教育的日本人仍感到自己是中国文化的子孙。……日本人非常清楚，他们的文字、词汇、艺术和许多的传统价值观念都来源于中国，中国是他们的希腊和罗马……”这里，已包含笔者在本书中提出的“中国是日本的祖文化国”这一主题中的“祖”与“国”两层意思的指向了。日本著名的教育家和思想家太宰春台，在他的《论语古训》一书中，就中国文化对日本民族文明的开化这一点时所说的，“我国人始知礼义，悟人伦之道，弃禽兽之行”等等的“文化初识与文明渐启”均来自中国，指的便也是这层意思。须知，上古时期列岛上的日本初民，尚处在未经理性洗涤与道德训化的野蛮时代，太宰春台于中华文明对日本先民人伦礼仪、道德训化等的“文化初识”与“文明渐启”所起作用的认识，较之作为旁观者的赖肖尔，又有着一种民族自身的深刻感受，语含真情，尤为动人。

其实，这也正是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对大秦时代携中华文明东渡的代表人物徐福“开化日本”论定的另一种称述方式。只是由于对此一开化的至深感恩，太宰春台在措辞上的感情色彩更见恳切与坦直。日本全国性的“日本徐福会”创立后，为纪念徐福东渡二千二百周年而向中国派遣的访华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结合日本前首相羽田孜参拜徐福故里后所作的“日中友好始祖徐福”题词，向中外与会者宣告“徐福，是日本文化的始祖”，并郑重宣称，该会的宗旨便是向日本人民“彰显徐福留下的伟大足迹”，更直接表达了当代日本人民的心声。

赖肖尔的青少年时代便在日本度过，成年后在哈佛专攻日本史和中国史，留学巴黎重返日本后，再度专攻盛唐文化并留学北京。此人在中日两国历史、传统文化方面有深厚的造诣，才说得出这般有见地、有分量，让日本人自己也从心底服膺的借喻来。且看，直至今日，日本这个国家还使用着它的“祖文化国”的汉字。至于它的建筑、它的民风民俗、它的民习，以至居家、饮食中氤氲缭绕着中华香火的大秦文明、汉唐遗风，更是踏上列岛便随处可见。故笔者在本书中所云之“中国是日本的祖文化国”，并非另辟一径，刻意想在学术上强立新说，实乃赖肖尔所云“不但日本人（如学者太宰氏等）非常清楚”，且是全世界人民所共识、所共见的事实。将古希腊罗马之于欧洲国家和中国之于日本相提并论，“中国是日本的希腊和罗马”的借喻，措辞不但高妙，而且精准，表现了一个哈佛学者宏博的文化视野和深湛的文化素养，以至于连熟悉欧洲文化的中国知识精英，每逢提及这一点来，也都有了“言必称希腊罗马”的积习。日本当年的蒙恩开化，模学中国文化所取得的成果，与当时欧洲之效法希腊和罗马相比，远有过之而无不及。

二

无独有偶，不但国外学者赖肖尔笔下如是论定，即使日本自己的学者也曾直言：“每当我寻求日本文化的历史性源泉时，几乎所有的领域归根结蒂都与中国的古典文化联系在一起……”这是加藤周一先生在中日两国同时出版的《21世纪与中国文化》一书的序言中公开宣称于世的。加藤周一学贯东西，具有广博的学养和开阔的视野，其人为文，秉笔直书，发声则铿锵正义，在日本右翼思潮沉渣泛起之时，对曾经喧嚣一时的美化日本文化并将之称为“纯种文化”的那种数典忘祖行径，作过深刻的批判。加藤周一是一位不但在日本国内，在国际上也享有很高声望的“知识巨人”，有“时代的代言人”之称。加藤先生的此一论述更直接表明，本书所引用的“开化日本的弥生文化即中国文化”“弥生文化乃秦始皇时代输入日本”这两大结论令人信服。

史事之最能令人信服者，在典籍的记载，在对此一记载的论证。前述诸事所载的典籍（举其最者），在中国为《史记》，在日本为《日本文化史》。上述典籍在史界备受称誉，自不待言。所见的论证（也举其最者），则是来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震动中日两国考古界的两个重大发现，金石俱在，昭然可见，即使是高标准坚持“无征不信”的胡适之先生见了，也会频作颔首的。其一，秦始皇时代东渡出海（事出《史记·秦始皇本纪》），却一直被一层神秘之雾深深缠绕着的海上伟人——“齐人徐福”，其故里在大陆古齐国旧地、秦国新置的琅琊郡赣榆县被发现。（见1984年4月18日《光明日报》史学版）其二，已被中日两国史界几经论证的“弥生文化即中国文化”一说中的“弥生时代”巨大遗址——被称为“弥生时代缩影”的吉野里环壕遗址，继徐福故里之后，在日本北九州佐贺平原上的吉野里出土。（见1989年2月23日《朝日新闻》、日本各大报刊，以及七田忠昭的《吉野里遗迹》一书）

前一发现，经中国中央电视台和日本NHK电视台联合摄制成的以徐福东渡为主题的纪录片，在中日两国同时播放，尤其是1989年11月，日本正逢国家文化节，全国轮番播放，轰动大海两岸。诚如当时的中国日本史学会会长、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吴杰先生欣然对我所说的，久被“传说”迷雾推向云端的历史伟人，终于返回大地，魂归故里，是至为可喜可贺、值得宣扬的一件大事。正是受吴先生此说的影响，此后，我勉力撰成《神秘之雾的消散——徐福东渡之谜的今与昔》一书，并经由吴先生作序，推荐出版，且在当时正在徐福故里召开的“首届徐福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与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会长杨正光先生主编的《徐福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同时举行了首发式，和与会者进行了交流。因当日此一话题尚属初入中日关系史研究圈，一时引起了一阵不小的热议。嗣后，在北京召开的“纪念徐福东渡220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经该书的日文译者池上正治介绍，题赠前来出席会议的日本前首相羽田孜时，这位在会上热诚地坦陈自己是东渡人后代的羽田先生翻开书页，一看到吴杰这位在日本学界备受尊重的学者的令名，即为之惊叹道：“喔，了不得，吴先生作序的大作，回去一定好好拜读！”后经出版发行方大力宣传，书成热销，对徐福其人其事的宣扬与普及起了不小的推动作用。

后一发现，经吉野里遗址挖掘现场的“担当主干”、毕业于日本国学院大学考古专业的七田忠昭先生，在其《徐福上陆传说地——佐贺平原上出土的中国城廓》研究专著（文中有“我们可以在其中看到以徐福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流入的实际情形”之论）一发布，“徐福之开化日本”和“弥生文化即中国文化”（家永三郎语，见由其牵头主编的《日本文化史》）两个“数典论祖”之说，就连接在一起了。特别是在七田先生赠我的《吉野里遗迹》一书中，由政府相关部门提供的，涌往遗址参观的人数统计显示，截至该书付印日，已达到了一千二百万之众，令人更感吃惊。又见书后所附的，统计部门认为“值得一提的，前往参观者令名”的附录上，赫然载有天皇、皇太子夫妇、首相、大臣，以及政经学界名流人等，熙熙攘攘，络绎不绝。二千二百多年以后，日本人终于可以零距离地审视自己的先人，在接受开化中所完成的，那一从蒙昧向文明的大跨度飞跃。冥冥中，仿佛又见到那个开化岛国的带头人徐福和随他东渡的先行者们，以及列岛上无数踵武而行的先民，先祖在焉，他们的心，又怎能不被一种无形而强大的磁力所牵引？这绝不是一时的好奇，人们怦然而动的心，就这么受着那曾经蒙恩的基因的躁动而情难自禁，一如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不辞万里之遥地前往肯尼亚，含着热泪，一睹其先人生活过的科盖洛。

三

日本从蒙昧野蛮进入文明开化的弥生时代，由地下出土文物的科学化验取证，已被确认是起于公元前三世纪，而秦始皇遣徐福携“五谷百工”东渡出海，正好是发生在公元前三世纪的秦始皇二十八年。这绝不是历史典籍记载与地下出土物的巧合，实乃发生在同一时代的同一件史实的显示。也因此，梁启超关于“徐福之开化日本”的不刊之论，至今未见有驳疑者。

“徐福之开化日本”这一宏论，不但源于中国史家学者的评述和著作，还源自国外同行从另一视角——如对古往今来海上人物评价与论断的启示。其中最为人熟知的，便是英国著名的文学家、历史学家威尔斯在其《世界史纲》中“吾人自往事知之，最初的航海者，皆以劫掠（即海盗）为事”的论断，不但名显一时，而且传诸后世。这一论断，一扫当时整个西方学界视哥伦布一干航海者为“发现新大陆的天之骄子，开辟新世界之先驱、英雄”的论断，给人以“当惊世界殊”之感。自然，此说同时也就令人产生了“那么，在往时，凌驾波涛漂洋过海而又为世人正面接受的英雄人物到底‘有过’与否和其人‘属谁’”的遐想——这其实也正是引发梁启超宏论的另一起因了。威尔斯在《世界史纲》中直斥哥伦布之流是一伙“孜孜矻矻以求黄金为务……唯屠之，掠之，以劫掠为事”的海盗，而携带着“五谷百工”（代表着当时世界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与文明）跨海向异域作不事杀伐与劫掠的和平传播英杰，不正是这舍我其谁的一群？！这从梁氏以激赏的目光看过此书后，叹为观止，即将之交付爱子梁思成，嘱其译成中文，将之推向更广大的读者群一事中也可见得。经梁思成、向达，并时执商务印书馆编译总管之职的王云五等人积极介入与努力奔走，该书于1927年终获出版。岂止中国书界，连得闻此讯的原著作者威尔斯也为之欣叹不已。西方世界“最初的航海者，皆以劫掠为事”，而东方的中国却又独独不然。中国，可是这位英国史学家心目中最景仰和向往的文明古国啊！时至1943年，王云五出访英国，得与威尔斯晤见，该书著者、译者双方紧握双手时，惺惺相惜，都大有相见恨晚的感慨。威尔斯学识渊博，却又并无常人所谓的“英人矜持”，尤其是其人于史识上的秉持公允，王云五对此深感敬佩。那日由中国驻英大使顾维钧安排餐叙，告别之际，威尔斯更盛情邀请王云五得空到他府上再作长谈，因深感王于史学上的深厚造诣及自己藏书的不足，当时还诚邀王云五与之合作，撰写一部久已想写的中国史著作。（事见王云五《访英日记》）惜乎，当时行旅倥偬的王云五无法当即应承；归国后，又几经变故，讨论无由赓续，合撰一部中国史著一事未果，遂成了两国书写史上的巨大遗憾。以当时威尔斯、王云五并梁启超的见识、学养与学术身份，倘果真撰成一部“《世界史纲》式”的《中国史纲》，则中国航海史并世界文明发展史上以传播文明而非劫掠为事的航海家徐福，必在书中占得一席之地，绝不会只是笔者的一种悬思。

职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的张炜，曾在不同场合多次讲起他走上文学创作之途，便缘起于对徐福这位海上人物的兴趣和对徐福研究的介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他在为《徐福传说》一书所作的序言中，便盛赞徐福其人其事“是祖国民间文学宝库中闪闪发光的珠玑”，“它支持了学术，也走进了艺术。它既有自己历史的缜密性，又有飞扬的浪漫精神”。张炜初期的数部作品，更直接以徐福其人其事为素材。此后在他一手创办的“万松浦书院”中，又曾多次举办颇具影响的以徐福研究为题的学术交流活动。这一切，都可见张炜对徐福其人认知视野上的深远。